錢穎一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編者按：本刊編輯準備了一些問題專訪錢穎一教授——這位多年來活躍于比較制度分析和轉軌經濟研究領域的經濟學家，我們的問題涉及回顧觀察中東歐和中國的轉軌經濟，可以得出一些什么樣的階段性理論。運用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理論前沿的框架來比較轉軌的改革道路，向中國經濟學界以及關心轉軌經濟發展的讀者做一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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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度的評介，同時在此基礎上談談中國當前最重要的是做什么。

　　值得關注的三個地區

　　中國的改革開放完成了兩個10年，在中國進入經濟改革的第3個10年的時候，世界上有3個地區的經驗或教訓對中國來說是特別值得關注的：一個是發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領頭的當然是美國。除了市場和資金以外，它們擁有最領先的技術特別是在信息和知識方面。隨著美國近年來信息工業的飛速發展，以及非常持續的增長，還沒有通貨膨脹，這一塊值得研究。

　　第二個和我們休息與共的地區是亞洲，特別是亞洲的金融危機給經濟學無窮的研究源泉。比如在我們周邊國家中人口最多的是印尼，它在人口上是世界第四大國，在過去的30年里，印尼是世界銀行推舉的發展樣板，成績確實顯著真實，它在減少貧困方面甚至做得比中國還好。這樣的國家可以毀于一旦，不僅在經濟上倒退，在政治上處于很不穩定的狀態。再比如日本，它在80年代發展得令美國人驚慌失措，現在卻陷入10 年衰退，這也值得研究。

　　第三大塊跟我們有直接的關系，就是所謂的轉軌國家，轉軌國家將近30 個左右，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它們與我們過去有著相同的體制，我們的改革受到過東歐早期改革的啟發，另一方面，我們與其他轉軌國家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也是一種競爭的關系，看哪個國家有更好的經驗和教訓。從俄國的危機也可以讓我們學習到很多的經驗和教訓。

　　我想，重點圍繞轉軌經濟來討論。

　　轉軌經濟的基本情況

　　中國的改革已經有20年了，東歐從1989年來算，也有近10年了。這些年這些國家的發展到底是怎樣的過程，人們是怎么看待這些問題的？一年前有些人說，東歐國家的轉軌很快就結束了，但 8月份俄國的丘拜斯說，“過去我們以為向市場經濟轉軌需要四五年，最多需要八年，現在看來是不對的，俄國的轉軌需要幾十年”。的確，轉軌還需要有相當長的時間。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經濟有大約30個歐亞國家，涉及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按人口分，最大的5個轉軌經濟是：中國(12億)，俄國(1.5億)，越南(7000萬)，烏克蘭(5000萬)，以及波蘭(4000萬)。其他國家均不足2500萬人。從GDP來看，最大的3個轉軌經濟第一是中國，第二是俄國，第三是波蘭。這三個國家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因為他們分別位于3個有代表性的地理區域：亞洲，前蘇聯，以及中東歐。到目前為止，從經濟增長率來看，表現最好的轉軌經濟是中國，而東歐轉軌經濟中表現最好的是波蘭。到1997年，波蘭是所有東歐轉軌國家中唯一的按官方統計的GDP恢復并超過1989年水平的國家，其他的國家仍然低于1989年水平。俄國的表現相當不理想，雖然還有比俄國差的國家，但俄國作為一個大國來說，本來1997年已有一些起色，但1998年和1999年肯定是負增長。這是轉軌國家的基本概況。

　　最近轉軌經濟研究中的變化

　　在過去的一兩年里，對轉軌經濟的研究發生了一個基本的變化，由過去的簡單的轉軌公式化即諸如穩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看法轉向關注制度建設，以及分析制度的影響。有的人把前面的這種認識說成是“華盛頓共識”，把后者說成是“后華盛頓共識”，這是一種說法，并非所有人都接受這樣說法。從簡單的三化公式轉變為注重制度建設和微觀改善，這一轉變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們觀察到東歐國家，包括前蘇聯，雖然過去都按照這“三化”做了，結果表現卻低于期望，特別是俄國成堆的問題。所以人們開始懷疑，所謂的這種“華盛頓共識”可能存在毛病，至少這些條件是不充分的，不足夠的。

　　這種經濟學的傳統認知出了什么錯？經濟學家可能犯了兩個基本錯誤。

　　傳統經濟思想的第一個基本失誤

　　第一個，經濟學家對現實市場經濟是如何運行有基本上的缺陷。

　　經濟學家在談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候，他們都以為他們是懂得市場經濟是如何運作的。但是事實上經濟學在解釋價格機制運行方面是有非常好的研究，相對而言，在制度作用、激勵機制、政治經濟學影響和歷史的作用方面，特別歷史為什么對往后是相關的，其實，直到最近，才開始理論的研究。所以，有的經濟史學家說，經濟學家以為他們知道市場經濟是如何運作的，但實際上他們的知識很有限。在很大的程度上，絕大多數經濟學家視這些制度為當然。也許經濟史學家除外，比如諾斯在1997年的文章說：“只有少數西方經濟學家認識到創造市場所必需的制度條件，因為其他人簡單地視制度為當然”。例如，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的模型就沒有信息不對稱，并假設了私有產權的前提。哥倫比亞大學的米什肯那本金融與銀行業的教科書，每一個本科生要學金融和銀行是都要學這本書的，但是這書對道德風險導致金融危機的問題直到最近一版才加進。我在9月份參加的一個研討會，會上大家向該作者提出此問題，為什么這么流行的書直到最新的版本才加進去金融危機和道德風險等問題，他的回答是：“我也是剛學會的”。在市場經濟里，許多交易的完成是需要靠一系列法律的力量來保障或實施的。然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無須打官司，因為法律的威懾力量已經足夠了。在對策論中稱之為“均衡之外”的路徑，你不會走到那里，因為你知道如果你走到這一點時，你就違反了法律，就會有人告你，所以一定程度上人們不做違法的事。這在正常運作的市場經濟里，人們不會意識到這有多重要，但實際上它非常重要。而對于轉軌經濟國家，你不能假定這些隱含的制度自然存在，所謂“轉軌”就是要創造這些制度，支持許多常常未予覺察的“均衡之外”的“點”。確實，在轉軌經濟里是不存在這樣的法律制度的。雖然在1990年，薩默斯和斯坦利?費舍寫的文章曾說過，轉軌需要法制等等，但對制度的作用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確是事實。經濟學家要么忽視了制度的重要性，要么特別天真地認為，這些市場經濟的制度會自然而然的產生。比如薩克斯曾經說過：“一旦中央計劃經濟的官僚們騰出了場地，市場經濟就會自然萌發。”

　　遺憾的是市場經濟沒能“破字當頭，立在其中”。事后大家來檢討，為什么象俄國、捷克等國家，穩定化做了，自由化做了，私有化也做了，卻沒有獲得預想的成功？現在許多人都認識到這是當時經濟學家確實對制度建立重視不夠。

　　傳統經濟思想的第二個基本失誤

　　第二個重要的失誤是相當多的經濟學家混淆了最終目標與轉軌過程。

　　如果忽視制度建設的重要性，目標與過程混淆是非常自然的。自由化、穩定化和明確的產權制度化全是最終目標。前面講到，我們對最終目標的認識是有欠缺的，即使你對目標完全清楚，也還有一個過渡問題，怎么去到達目標？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索羅1990年時曾說，沒有人告訴你轉軌應該怎么走。哈佛大學的弗利曼說，制度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我們都弄不清楚，在轉軌經濟中，怎么建立這些制度我們就更不清楚了。所以，哪怕經濟學家確切地知道目標在哪里，但是，如何到達那里是另一個問題。可惜，絕大多數西方的經濟學家認為他們知道，他們的建議都是關于“目標是什么”而不是關于怎樣達到目標。比如薩克斯的書名就是《波蘭跳躍到市場經濟》，所謂“跳躍”就是沒有過程的。

　　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人們對轉軌的衡量標準都是用最終目標來作貼標簽式的評判，其方法是“非黑即白”。只要你做的事情與美國的經濟模式相比有差距，就是不夠正確的。我認為這就大有問題了。比如你的開放程度類似于關稅、資本流動等只要沒有美國開放，不是他們心中的理想模型，就一概被視為不行的。許多人受這種思維方式的影響，不能認識在過渡的過程中，制度變遷在過渡過程中與目標相比一定是不完美的。他們不去研究在轉軌的細節，不知道在轉軌過程中與目標的一個主要區別是會有許多的“次優”選擇，既然是“次優”就會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而恰恰這些次優選擇在轉軌體制中往往能發揮重要作用，因為它們反映了起點是扭曲的，過渡是在制度不完善、政治妥協和歷史延續中進行的。相反，看上去完美的東西，也許帶來的是不好的結果，因為其他制度沒有建立。但是，大多數經濟學家不僅忽視它們，而且因為它們的不完善而批評它們。

　　以上兩個失誤合起來可以將這些經濟學家稱為“天真的資本主義改革者”。 “天真的資本主義改革者”帶來的問題使許多轉軌經濟受到損害。

　　天真的資本主義改革者

　　有趣的是，科爾奈在七八十年代批評過東歐的“天真的社會主義改革者”，他們認為只要取消了直接命令式的計劃經濟，而以間接調節取代，就可以模擬市場。國內經濟學家都知道所謂的從1A到1B。既不要市場價格，也不要所有制改革，只要模擬市場。他說自己在50年代也是一個天真的社會主義改革者，匈牙利的改革證明這是走不通的，東歐國家早先的改革嘗試失敗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天真的社會主義改革者與天真的資本主義改革者都沒有給東歐和前蘇聯的改革帶來太大的成果。

　　在東歐，波蘭是一顆明星。一些波蘭經濟學家認為，其原因正是1993年起波蘭放棄了 “休克”方法。當然還有另一派觀點。按照最樂觀的估計，本世紀末大多數轉軌經濟國家都不會恢復到1989年的水平。例外的是波羅地海的幾個小國家和波蘭、匈牙利等積極加入歐盟的國家，而多數國家，包括前蘇聯的絕大多數加盟共和國以及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經濟上依然非常衰弱。所以不能把波蘭一個國家拎出來就說轉軌成功了。轉軌國家作為一個整體來看，成功還早著呢！這些年來的成本相當高，現在來責備什么人或抱怨并無大的意義。關鍵是俄國真的是人民受苦受難。當然，歷史不可逆轉了，現在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很認真的反思。

　　對失誤的反思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失誤，會有這樣的問題？為什么經濟學家們錯了？

　　總結一下，盡管事實上經濟學家們的知識有限，但多數提供政策指導的西方經濟學家覺得他們有答案，他們認為轉軌是很簡單的。更糟的是，東歐轉軌經濟中的改革者們真的相信“顧問們”有答案。只要他們告訴轉軌國家的改革者轉向市場經濟的神丹妙藥，改革就能一蹴而就。事實證明這是危險的，一邊是有人自己覺得有答案，一邊是其他人覺得西方真的有答案。

　　然而，我不同意“陰謀論”的說法。經濟學家包括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最大利益，往往并不是“錢”，也不是政治利益，而是他們的“信仰”，即一輩子相信的“理論”，他們要捍衛與之相處終生都感到舒坦的理論，如果事實證明他們錯了，那將是他們不可忍受的痛苦。比如，80年代日本的經濟發展使得很多人感到不舒服。哈佛大學的沃茨曼就說過，日本的經濟發展挑戰了本來完美的西方經濟理論。當日本經濟在90年代陷于困境，他們不見得是幸災樂禍，但是他們是那么舒暢，因為他們終于可以說，你看！我們的理論還是對的。對于東歐的轉軌經濟也是如此，經濟運行只能是一種模式，按照我說的一定對，如果沒有按他的做又取得成功，就會使他們很不舒服。中國是其中讓他們特別不舒服的一個重要的例子。

　　除此之外，當然也有意識形態的原因。有些人是首先要問“姓資姓社”的，有些人真的 “寧要資本主義的草，不要社會主義的苗”。英國《經濟學家》雜志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前幾年俄國所有做的都是好的，任何中國做的都是不對的。俄國通貨膨脹控制到每月百分之十幾是偉大的成就，而中國通貨膨脹在百分之十幾就是非常糟的。它批評中國不敢搞私有化是因為害怕失業，說應該看看俄國，俄國的私有化做得好，好的都沒有失業，它不知道這恰恰是俄國私有化帶來的內部人控制問題。意識形態可以是非常之強。只要是私有化什么都是好的，只要不是私有化的什么都是不好的。

　　經濟學家們對一小套在正常條件下被證明有力的理論過份有信心，例如價格理論。他們把它們視為“經濟學常識”。然而，它們恐怕只是在最終目標上是常識，在轉軌時期則不是。例如，在軟預算約束的條件下，提高價格就會降低需求并不正確，盡管它被稱為常識。

　　但是，經濟學家們從“政治因素”那里找到了安慰。經濟學家有一個“解釋”他們的政策建議沒能達到預期結果的簡單方法，那就是“愚蠢的政治”。經濟學從來不會錯，只有政治會錯——或者因為反對改革的保守派，或者因為改革者作出太多讓步以致犯了錯誤。政治經濟學教授溫加斯特曾說過，有諷刺意味的是，經濟學家要人們在經濟決策時追求自我利益，在政治決策時則別這樣。

　　對中國改革的看法

　　雖然中國的改革和轉軌受到了一些關注，但對于許多經濟學家來說，他們對中國的改革成功不能理解。拋開意識形態不論，中國的成功與已有理論的許多方面相違背。面對中國的成績，他們的反應是什么呢？

　　第一是數據錯了。中國的增長被高估了，東歐的衰退也被夸大了。這里隱含的是理論不會錯的，一定是數字錯了。俄國的衰退的數字是不對的，因為有很多增長的因素沒有被統計進去，因為改革前計劃經濟的成就是高估的。中國的經濟增長數字一定是被夸大了，通貨膨脹的數字是被低估的，增長的數字被高估的。

　　第二，雖然中國改革取得了成就，但是因為中國是一個貧窮的農業國，因此改革比東歐容易，甚至說中國是發展問題，不是轉軌問題。

　　第三，中國的高增長源于農業和出口，沒什么了不起的，與其他東亞經濟一樣，中國沒有教給我們新東西。

　　第四，中國雖然做的不錯，但是本來可以做得更好，如果中國要聽從西方的建議，比如早早開始私有化，現在搞得一定更好。

　　第五，中國是不能維持的，早晚要崩潰，或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轉軌理論的新認識

　　但是也有一些人看到了中國改革對主流經濟學理論的挑戰。比如改革的啟動時利用已有的體制為市場服務，特別注重試驗，注重要照顧各方面的利益，爭取社會的支持等等，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實用的。比如中國不是先講“破”，在“破”之前就注意到要“立”。確實與其他轉軌國家的想法不一樣。有些人認為中國的經驗不容忽視。把中國、俄國和波蘭這三個最大的轉軌經濟國家放在一起研究，天真的資本主義改革者的許多觀點正受到越來越多的置疑。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我們并不是要回到國家干預的“國家發展論”。那種市場與政府是相互替代的，或大政府還是小政府，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簡單分析的階段已經過去了。重要的是應該更注重制度的建設和轉軌的次序。轉軌經濟理論的新認識指的是，必須彌補華盛頓共識中忽視的三個方面：

　　第一是制度的作用。第二是政治經濟學，所謂對改革的政治或社會的支持，說的是改革需要得到人民的擁護，各種利益集團的利益在改革中不受太大的損害。經濟學家只看效率，看“餅”有多大，而不管分配。政治支持指的是不僅看餅有多大，而且每個人得到的那一塊不能減少。如果減少，就會有人反對，改革的起步就得不到支持。俄國就是實例，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條件是還給西方銀行家錢，縮減國內支付，這導致國內工人的工資水平就要降低，這在政治上就沒有得到支持，這樣的改革就要失敗。第三是歷史的作用，即路徑依賴。一國的歷史是很重要的，轉軌要考慮歷史條件和狀況，波蘭與俄國不一樣，中國也與別國不一樣，經濟學家老是認為經濟學是全球通用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是這樣的，但是具體做法不一定。目前這三點越來越受到學者的注意。

　　可以看到，我絕對不能認同從新自由派轉到了國家干預派看法，而是要在分析中加進這三點：制度、政治經濟學和歷史的作用。

　　回顧：從“次優”的角度看中國改革的歷程

　　對中國的評價是兩個極端，一種認為中國很糟糕，因為你把中國任何一個方面來與理想狀態比較都相距甚遠。比如中國的鄉鎮企業、集體企業與公司制相比那是很不規范化的。還有一種認為中國的改革很有特色，就得這么干。他們也沒有看到實際上中國的情況是一個過程，過程中的東西有一定作用，但是不能停留在這里，應該繼續往前走。所以我更期望的是第三種觀點。中國一開始對制度很重視，很多的制度是有它的次優性，次優性包括了兩個含義：第一個含義是給定你的起點，給定你當時的許多限制，你這樣的安排有相當大的改進和相當大的道理在其中的。讓我來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鄉村集鎮企業，從所有制上說，既不是私有企業也不是國有企業，填而且產權也不規范，但卻補了空白，對經濟增長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第二個例子，中國對金融的管制，對利率的控制，不許銀行自由進入，對工業企業的進入非常寬容，對金融是很嚴厲的。這對中國的轉軌其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俄國收不上稅，中國也收不上稅，但由于中國對金融控制得很嚴，而且奉行低通貨膨脹政策，人們不交稅，但是把錢都存在銀行中了。我們雖然批評銀行干了許多財政的事，但從經濟整體上看，卻正因為此保證了中國財政和金融的穩定性，雖然這樣的體制沒有效率。俄國就是因為財政金融的崩潰而產生危機的。第三個例子是中國的價格雙軌制，遭到很多人的批評。雙軌制作為過渡性的措施最大的好處就是贏得了政治支持。中國領導當時說，“我要照顧各方面的利益”，這保證了既得利益不受到特別大的損害，由此比較容易啟動，市場的一軌放開了，一下子就走到了匈牙利前面。匈牙利搞了那么多年，始終沒有市場那一軌出來。雙軌制雖然在經濟上有不少問題會產生，但為了政治支持可以很快出臺，當然很重要的是要趕快并軌。第四個例子是很多人批評的財政承包制。確實，財政承包與理想的分稅制有很大差別，但你要想一想70年代末是大鍋飯體制，為了保證中央的財政收入，調動地方的積極性，改變地方政府行為，財政承包是起了非常大作用的。一些研究東歐、俄國轉軌的學者，對其他的中國經驗都不承認，但對財政承包調動地方積極性相當肯定。俄國的地方政府沒有積極性，仍然是統收統支，中國的地方政府就對發展有積極性，為什么？作為一個過渡性的辦法，對刺激積極性有很大的幫助。

　　考慮上面的四個例子，沒有任何一個傳統的經濟學家會在20年前指導中國做其中的任何一項，回過頭來看，這幾項改革措施保持了穩定，保證了改革得到廣泛支持，促進經濟增長。這些制度上的功勞是第一位的。

　　展望：市場經濟的目標和進一步改革

　　然而，現在我要說的是，這些措施都是次優的，不是最優的，在當前中國的條件下，情況發生了變化，如果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是認同的，中國就必須繼續改革，完成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下一步改革的內容是什么？我以為，刻不容緩的是推動建立一個法制的基礎，市場經濟必須建立在一個規范的基礎上才能最好地運行，才能達到與國際接軌。我不認為中國應該停頓，比如鄉鎮企業就是最好的公司治理結構嗎？我不認為。雙軌制已經結束了，但是許多市場依然是很不自由的，不開放的，金融體制的效率很低，雖然我們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但實際上金融體系在本質上是脆弱的。這些改革是深層次的，國內叫改革攻堅戰，如果把這看成是一個過程，其實1994年的幾項改革已經是朝這一方向做了。但是還不夠。有些方面還有倒退的傾向，誤認為規范化就是管制，誤認為次優的辦法是最優的辦法。改革20年的放權讓利、調動地方積極性原則是正確的，沒有錯，起步的時候沒有辦法規范，現在要做的是建立法制，改變那種經常談判的基礎。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是分散決策，毛澤東最大的遺產從來都是強調調動地方積極性，事情要讓省里去辦。中國的改革大大得益于地方的積極性。

　　其實十五大報告里花了非常大篇幅講法制。法制的約束有兩層含義：一是約束政府干預；二是約束個人和企業在生產和交易中的行為。首先，政府的行為應該受到約束，比如我們老講“亂收費”，這就是很好的例子，沒有約束，政府對各種新興企業肆無忌憚的騷擾是阻礙發展的。解決的辦法不是靠收權，不是地方的費變成中央的稅就行了。而是按照法律的基礎給地方應有的收稅權利。再比如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對腐敗的懲治，增加透明度，等等的說法都是與政府的約束連在一起的。有行政訴訟法，同時有法律的基礎，亂收費就可以告，不然企業的帳透明了，不是更容易被亂收費的白白拿走了嗎？所以第一條重要的是各級政府在經濟行為上要有約束的。第二條是政府在市場的交易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比如政府的監督也好，規制也好，都應該從支持市場的角度，而不是限制市場的角度定位。這就是在比較制度分析中所謂的政府采取的是“增進市場論”作用，而不是“國家推動發展論”。這是兩種不同的看法，后者認為市場是混亂的，所以要管它；前者是讓市場的有效運作政府施以一定的規則和約束。如何采取一整套措施使得政府能夠增進市場作用，這的確是非常大的挑戰。

　　在許多人看來，中國現在已經從最困難的地方走出來了，就差一步，當然這一步并不容易。所謂這一步就是把市場建立在堅實的法制上。現在許多措施方向是對的，比如不讓軍隊從商、打擊走私等等。市場經濟是靠兩個東西運作的：一是約束；一是激勵。這好比汽車的剎車和發動機，人沒有約束，經濟就會出軌；但是人沒有激勵，經濟根本不會增長。后者比前者還基本。干的好要有回報，負盈也要負虧，這兩條是缺一不可的。十五大報告的突出貢獻是兩條，外國都報道的是所有制改革的突破，其實非常大的突破是法制。在制度建設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法制作用，這是中國經濟改革往下走的重要保證。從法制的角度來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建立以及公平的市場競爭、反壟斷，這都是極其重要的。順便一提，近來常看到所謂不正當競爭的問題，當價格下降時，各部紛紛出來限制最低價格，政府公開出面搞寡頭價格，這是典型的政府破壞市場的行為，這在市場經濟下是非法的。所以眼下最重要的是建立反壟斷法。

　　我們要有一個遠見，想到10年后比較規范的市場經濟，不能喪失目標。在今后的10年里中國能大體建成基于法制的市場和效率高而不腐敗的政府，那么，中國就真的轉軌成功了！

　　肖夢記錄于1998年12月23日

　　原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