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穎一

　　一、對市場經濟的理解

　　經濟改革20年來，我們對市場經濟的理解不斷深刻。首先，人們認識到：市場經濟是分散決策的、通過價格實現資源配置的機制。這種對市場經濟的理解是根據對商品和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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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給與需求框架，理論上是阿羅—德布羅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框架。這個模型在理論上非常好地分析了通過市場價格實現有效率的配置資源的功能。

　　但是，這一分析框架有許多限制性的假設。比如說它假定，企業的行為就是利潤最大化；信息是完備的；市場是完全競爭的等等。這個分析框架有兩個問題。一是，市場經濟中人的行為的深層次的機制沒有被研究。供給需求對研究資源配置雖是非常強有力的工具，但是掩蓋了供給需求背后的形成機制。比如這后面的產權體制一系列問題都是很重要的。二是即使在研究資源配置上也有很大局限性，原因是假定信息是對稱的、充分的，在這種情況下給出的資源配置的預測常常與現實不符。比如信貸市場中，利率低于市場出清的利率時配給情況發生，市場不能出清。對于第二個問題，經濟學家已經和正在作大量的工作。我這里著重講第一個問題，即供給需求背后深層次上的制度問題。

　　先讓我們回顧一下經濟思想史。自上個世紀末馬歇爾等分析供給與需求以來，資源配置問題就成為經濟分析的主流。但并不是唯一的，也有非主流的，比如奧地利學派，包括熊彼特和哈耶克，他們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并不是局限于資源配置，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市場經濟。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的活力就在于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哈耶克則是側重經濟自由、信息和制度。原本經濟學都是政治經濟學。馬歇爾等人分析經濟學沒有研究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只是研究供給與需求的關系。現在人們又回過頭來問深刻問題了：供給和需求背后是什么？我們不能不考慮政治因素、利益集團，制度因素。經濟學的熱點經過近一個世紀又回到政治經濟學。但是同舊政治經濟學不同，新政治經濟學并不是描述性的，而是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工具進行分析的。

　　從轉軌經濟的歷程的經驗來看，我們深有體會。在東歐經濟改革初期，很多人非常表面地把計劃經濟的問題看作是計劃手段不行，或者說因為沒有運用價格作為資源配置手段，那么就把計劃經濟的失誤看作是資源配置的失誤。這肯定是對的，這確實是計劃經濟的問題，但是這不深刻。當時東歐也提出改善計劃的決策過程，用模擬市場價格來作資源配置以提高效率等。像蘭格等提出“市場社會主義”從理論上是基于一般均衡模型。如果認為一般均衡模型準確地描述市場經濟的話，計劃經濟也是可以行得通的，只不過是換一下計劃指標就是了。在轉軌初期提出的“大爆炸”藥方，仔細追溯其理論源泉是來自于類似的對市場經濟過于簡單的理解。

　　通過一些轉軌國家經驗我們發現，那些特別簡單地認為自由化、私有化和民主化足以實現轉軌顯然有好多問題。現代主流經濟學已經拓展到研究制度和政治因素，在近來在經濟理論的發展上，新古典經濟學引入了博弈論、信息、合同和產權等。今年是哈耶克誕辰100周年，哈耶克的影響很大，特別是對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哈耶克的思想為什么深刻？因為他的許多論文都是在二三十年代關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爭論中寫出來的。哈耶克研究市場機制是怎樣利用信息和利用知識，他從分散決策和經濟自由的角度批評計劃經濟。

　　現在的經濟學在過去二三十年里已經有了極大的豐富，已經不是簡單地認為市場經濟只是資源配置的一種手段。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區別不僅僅在是否用價格實現資源配置，更本質的是激勵與約束的機制不同。簡單來說，市場經濟通過制度安排給予廣大的人民對生產和對創新提供了非常強有力的激勵；同時它又對每一個經濟決策者有約束，這種約束使得他要對自己的經濟決策的后果負責。這是兩個方面的，干好了有獎勵，可又不能亂來，造成了壞的經濟后果，就要受到相應的懲罰。本文就是要強調在市場經濟中激勵與約束的重要作用，以及對人們行為的影響。

　　激勵與約束兩者缺一不可。但首先是激勵，沒有激勵就沒有人的積極性，沒有積極性，一切經濟發展都無從談起。激勵就像汽車的發動機，汽車要走必須要有發動機。但是僅有發動機汽車照樣也不能開上路，還必須要有剎車裝置。每個人要對他的經濟后果負責任，也就是說，他要受到約束。從激勵與約束角度來分析問題，我們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就會深化一步。

　　二、激勵

　　計劃經濟的失敗，不僅僅是資源配置上的無效率。市場經濟的重要特點是分散的決策過程，而這一過程的背后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充分地利用他所觀察到的信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計劃者——不管他能力多么強，不管他多么勤奮，也不管他多么廉潔——可以有效地利用經濟中的全部信息。而人們之所以愿意去發現信息，利用獲得的信息，是因為他可以從中得到回報，這就是市場經濟背后的激勵。

　　我要特別強調的是，這里講的信息，絕大部分并不是“專家知識”，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我們平常一講到知識，往往就理解為專家知識——大學教育、博士教育，博士們、院士們的知識都是專家知識。專家知識非常重要，它是人類對規律性東西的總結。但是最重要的知識，特別是在經濟的活動中，是那種分散在大眾中的、非專業的非常本地化的知識，哈耶克稱之為“本地信息(Local information)”。大眾包括民工、家庭婦女、地方官員等等，他們的知識是關于當地、當時、不斷變化萬千的各種知識。而這種知識是創造財富的重要源泉。即使是在高科技方面，也是分散在各個工程師那里，而不僅僅是幾個得諾貝爾獎的人或幾個院士。只有發揮每一個人的積極性，讓他們自己去創造，這樣經濟才有活力。計劃經濟的失敗證明了哈耶克的論點正確。就是在法國和德國這樣的非常成熟的資本主義制度，由于清規戒律也很多，所以那里也沒有產生出硅谷來。

　　以發展高科技的為例。國內都非常關心知識經濟，發展高科技的勁頭十足，學習仿效硅谷——這一全世界公認的成功典范。但是硅谷是怎么形成的呢？從本質上講根本沒有計劃成份，也不是美國科學院的院士們搞規劃搞出來的，它是由很多很多的工程師、企業家，甚至是大學不能完成學業的人搞出來的。誰都知道比爾·蓋茨和喬布斯，兩個人都沒有大學畢業，但是他們創造的財富十分巨大，比爾·蓋茨的個人財富現在是900億美元。但是如果按照我們規定頒發工程師資格證書的辦法，當初他連工程師資格都沒有的。在美國，正是在市場經濟的激勵機制下，涌現了無數的人才和財富。以前我們認為股票市場的作用僅僅是籌集資金，而沒有想到的是什么呢？在硅谷，那么多人之所以愿意創新企業，把他們的知識商業化，最終這些創業者是通過企業上市實現自身的價值。所以股票市場的建立不僅僅是起到籌資作用，而是起到激勵作用。中國要搞自己的高科技企業，如果沒有同樣相應的激勵作用是不可能的。創業者把一個產品開發出來以后，或者轉讓給另外一個公司，或者是上市。這些公司基本的模式是給股票少給工資，公司上市以后在市場上認定的價格是對其成就的承認。很多工程師或者創業者追求的就是事業上的承認，這是他們最大的激勵。當他們滿足了，把投入的錢收回來以后，又投資到下一個企業，他們消費可能很少。但是他們要得到承認，承認靠什么，就是靠市場，不是靠官僚。而股票市場是提供激勵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織形式。

　　為什么中央集權不能提供激勵呢？組織內部為什么不可以給予獎勵呀？事實上人們發現，大的組織不要說是政府了，即使是大的企業提供激勵的承諾往往是不可信的。承諾的本質是可信不可信的問題。這種承諾往往不可信，因為它受到許多組織內部的制約。這也說明很多新的發明、新的發現往往不能在實力很強的大企業內部完成，而在外部完成，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大的企業內部要擺平關系，不能給你這么多權，也不能給你額外的獎勵，頂多能給一部分獎勵，但那些獎勵與一個小公司上市所得到的獎勵是無可比擬的。公司辦得太大了，內部提供的激勵會受到很大限制。比如一些美國的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合并以后，馬上就出現了問題，因為投資銀行是按期權給獎勵，而商業銀行不是，是按工資獎金。按照米爾格羅姆和羅伯茨的“影響活動”(Influence Activity)理論，在任何組織中，只要有一個上級，大家都要在里邊做很多“尋租”活動影響上邊的決策。既然你是集權的這種決策結構，影響活動就無法避免。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講，因為大家都事先知道，你在這個組織里面會受到很多制約，會受到各個部門的制約，也會受到各個利益集團的制約，因此，當初許愿的一些激勵在權力比較集中的機制下，事后都是不可行的。這樣的承諾不可信，也就沒有了激勵效果。而在相對分散的決策機制中，上邊沒有這么多科層結構。只要有股民愿意買企業的股票，愿意花這么多錢，這個激勵就在這，大家都相信這個激勵是可信的。所以在討論激勵的時候，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承諾的激勵是不是可信。

　　從這個觀點上看，計劃經濟給予激勵的形式很大程度上不可信。這是所謂“權力的悖論”：既然一個人有權力答應你一件事，他也有權力取消它。權力往往都是這樣的雙刃劍，因此，權力過于集中的一大弊病就是承諾的激勵不可信。

　　要有效地利用分散在大眾中的知識，就必須得給大眾經濟決策的自主權，這就是所謂的經濟自由。因為如果個人(包括地方官員)沒有經濟決策的自主權，他們就不可能運用信息，也沒有激勵向計劃者披露他們所掌握的信息。那種以為靠專家支持、靠強科學決策過程、靠好人的勤奮加能力，以及廉潔的政府就可以把經濟計劃好，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們以前經常說過的話，比如說群眾中蘊藏著巨大的積極性，相信群眾的創造力，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其實都客觀地反映了“信息是分散的，而人的激勵對于經濟發展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這都是非常準確的判斷。我們改革以來，特別是改革前15年，非常強調調動個人和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用 “松綁”，“搞活”等放權讓利的辦法，目的在于給予各種各樣的激勵。盡管存在一些問題，但大方向是正確的。

　　然而，近年來在加強管理、規范市場的口號下，似乎出現了忽視激勵的偏差。一味地收權，而很少強調甚或完全不考慮到激勵是市場發展的重要動力，這就可能會有些方向性的失誤。特別是在當前經濟不景氣的條件下，如果一面講擴大需求，另一方面出臺一個接一個限制經濟自由的、不利人的積極性的措施，就更加有問題了。

　　在國內經常聽到人說“我們很大問題是我們沒有企業家精神”。甚至將此歸于儒家學說，說我們沒有創新精神，這是天大的滑稽。從來外國人都說中國人都是天生的企業家，沒有人懷疑中國人企業家的氣質。問題并不是中國人缺乏企業家精神，問題是各種體制上的制約，窒息了中國企業家精神的發揮，這才是問題的實質。所以責任不在我們的企業家身上，而在于制度。

　　市場經濟研究激勵問題是和研究信息、產權聯在一起的。激勵機制是市場經濟中很重要的一點，這一點經過我們自己的改革深有體會。改革以來，人的積極性同改革前比其變化天翻地覆。前15年通過放權讓利，使得人們追求利益，激勵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也存在問題，主要是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很多辦法是臨時性的，并不規范。比如，當時財政搞了承包制，承包制對于調動地方積極性有非常大的作用，目的是為了提高地方積極性而也確實提高了地方的積極性，這一點并沒有錯。但是它的問題是不斷的重新談判。第二個問題是，光有激勵還不夠，還要有約束。下面要講的就是關于約束的問題。

　　三、約束

　　我們80年代搞放權讓利，提供了很多激勵，但同時出現了所謂包盈不包虧。僅有激勵沒有約束是不行的。在市場經濟下，不僅有激勵也有約束和紀律。約束問題在簡單的生產活動中是非常明確的——你只能花你有的錢，虧了錢自己要負責。但是，現代市場經濟日益復雜，政府的作用加大，有很多機構投資者，債務關系普遍，稅收關系復雜，等等，這就使得約束問題、紀律問題變得不那么簡單明了。現代經濟學討論的“道德風險”問題，就包含了兩個方面：正的激勵和負的激勵，后者指的往往是約束。權力要受到制約，人對決策后果要負責任，預算要硬。在這方面科爾奈教授做了非常大的貢獻。他認為計劃經濟的失敗不僅僅是計劃水平不高，領導人不夠聰明或者什么其他的，最大的問題在于所有的決策都集中在中央以后，就不可能給個人或下級組織以硬約束，都是軟預算約束，這才是計劃經濟失敗的主要原因。同時他指出，現代市場經濟中，在政府干預非常強烈的情況下，照樣會有軟預算約束，而軟預算約束造成做決策時可以不對其財務后果負責，因為一旦發生了錯誤決策，反正總有其他的人或機構把他解救出來，為他彌補損失。計劃經濟有大量錯誤投資，但之所以能沿襲下去，是因為虧本了以后國家給補貼，或者再追加貸款，或者通過其它辦法救助。在人們對這些有預期以后，可以對任何決策根本不負責任。因此，軟預算約束的后果是十分嚴重的。

　　約束的核心問題是承諾的可信問題。事先任何人都會說預算是硬的，但問題實質是既成事實之后會怎么樣：約束是否可信是看事后項目不好是否會下馬和企業經營不善是否會關閉甚至破產。那么這又是由什么決定的呢？研究發現有多方面原因。第一，施加約束的人和機構的目標和動機。如果政府在乎就業或有其他的政治動機而非純經濟考慮，那么政府就更可能事后軟化約束。第二，權力的結構。如果某人或機構的權力過大，他就有能力在事后重新談判，這就導致約束軟化。第三，資源的集中程度。當某人或機構控制的資金太多時，資金使用的靈活性會導致對他人預算約束的軟化。第四，信息的集中程度。信息多有時會使約束軟化。基本原因是事后信息多使得事后的交易成本下降，從而使得事后重新談判的空間增大。這就使得事先制定約束容易被改變。約束的可信性由多方因素——動機、權力、資源和信息——來決定。研究表明，政府的政治動機往往使經濟約束軟化。研究也表明，權力、財力和信息的過于集中也會使預算約束軟化。

　　因此，有效的約束要通過適當的制度安排來實現。我們在此分析一下“債轉股”問題。破產法和破產法庭是市場經濟中的重要制度，其內容之一就是通過權力轉移的安排使得約束變得可信。事實上，企業債務比企業股本對企業的行為更有約束力。這是因為企業舉債必須定期付利息，如果付不出，企業就會破產，其控制權將轉移到信貸者手中。在這種壓力下，企業經理會努力工作。但是企業發股本的紅利則是軟性的，即使不發也不會導致破產，這樣對經理的威脅就小了。因此，債務是提高對企業約束力的重要機制。用這個觀點看目前的“債轉股”，就會發現這可能會導致企業約束軟化，因為企業經理的付息壓力在債轉股后會降低。我們應對此后果有清醒的認識。

　　講防范金融風險，我們有一個趨勢是拚命把小的金融機構合并成大的，卻不知道這一做法正是向軟化約束和提高金融風險方向走。因為越大，就越難給予紀律、給予處罰、給予關閉，因為這樣往往造成較大的社會后果。不錯，小的機構容易倒閉，正因為如此，它的約束機制往往比大的要硬得多。如果金融機構比較分散，銀行也不是特別大，破產的社會成本并不高。由于事先知道破產起來成本不高，所以讓它破產或整頓時，這個承諾是可信的，所以人們才很當一回事。如果把所有小的全都關了，都變成幾個大的了，則會出現所謂的“too big too fail”，意思是太大了所以不能讓它失敗。如果是這樣的話，潛在的風險是極為大的。因為在約束軟化情況下，大金融機構更容易積累問題。一旦崩潰，對整個經濟是致命的。因此合并金融機構反而會增加金融風險。

　　這些年來，強調了紀律和約束，是正確的，跟前15年相比是個大的進步。然而，也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對激勵仍然要強調，不把調動積極性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將是危險的。二是講約束要著重在機制上。加強紀律和監督是必要的，但從體制上講，很重要的一條是要避免資源的管理過分集中。

　　總之，激勵和約束都是市場經濟里非常本質的東西，在有效資源配置背后起根本性作用。產權也好，公司治理結構也好，最終還是為了要提供一個非常強有力的激勵機制，同時對決策人提供約束機制。激勵起一個發動機的作用，約束起一個剎車的作用。這兩個是缺一不可的，但不是對稱的。在當前情況下，紀律約束應該繼續加強，但是，“債轉股”有使企業財務約束轉弱的傾向。金融風險要繼續防范，但不能靠以小并大解決。

　　四、競爭的作用

　　競爭在市場經濟起基本作用。在資源配置模型里，沒有充分競爭就會出現價格扭曲導致效率低下。極端的例子是壟斷，壟斷導致價格扭曲。如果是從激勵和約束的角度看，競爭還有更深刻的意義。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的本質是一種毀滅性創新。發現新的產品就會有超額回報，這樣推動經濟發展。競爭和激勵與約束是相互作用的。比如說，現在你有一個產品，我可以發明比你更好的，發明更好的產品以后，我就可以占領市場，我的回報就會很高。這樣競爭就提供了激勵。競爭另一方面也提供約束。我如果不好好干，保持現狀，以為自己是老大，當別人進入以后，我就會失去很多的市場份額。對我來講，競爭是個非常強的紀律，容不得偷賴。不是賺更多錢的問題，而是落后就會被淘汰出局的問題。所以競爭對我是一種約束。約束也可以被認為是負激勵。為什么是負激勵？因為我要不這么干的話，我就被人吃掉了，我就出局了。所以在這種意義下，競爭就使得約束更加厲害。正如希克斯說過的一句話，壟斷者最大的受益是安寧的日子。

　　競爭可以使約束變得可信。對壟斷企業來說，再加強紀律，要求它保證上交多少，可能都是一句空話！除他莫數呀。只有在競爭環境下，關閉的威脅才是真實的。只有允許進入，才使得懲罰失敗者的機制變得可信，不然是不可信的。如果全國只有一家電話公司，沒有第二家進來，懲罰是不可信的。比如國內開始實行“政府采購”制度，道理是一樣的，要有不同購貨源泉，只向一家買，成本再高也得買。政府必須同時有幾家供挑選，哪怕其他家技術上不如你的，也要在那采購一些，這才對你構成潛在的威脅，不然的話，你可以偷懶。

　　這里需要說一說所謂重復建設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說，沒有重復建設就沒有市場經濟，重復建設是競爭的基礎。去看看硅谷，有成百上千家的計算機公司，這樣才形成競爭。沒有重復建設的話，就不可能對任何已有的企業形成威懾力。在美國，商業網點早就飽和了，但又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倉儲式的。象書店早就有了，可又出現“亞馬遜”。但是這種重復建設不是簡單的“復制”，而往往是有一點跟別人不一樣，或者比別人的價格低，或者質量、性能比別人的好。為什么會有這種良性循環的“重復建設”呢？根源是企業的預算是硬的。硅谷每年有幾百家新的企業出現，但同時也有幾百家企業破產、關閉，這就是淘汰機制，這就是市場經濟的約束機制。重復建設之所以成為我們關注的的焦點，問題的本質在于計劃體制下投資主體是政府部門或地方政府，他們受軟預算約束。所以在軟預算約束沒有得到根治的同時，中央政府只好限制地方政府、部門或企業上項目，在這一個意義上有一定道理。

　　但是這樣限制重復建設治標不治本。這會形成惡性循環：給定沒有可信的破產機制的情況下，你就必須限制重復建設。你限制了重復建設就限制了競爭。沒有了競爭又反過來使得約束硬化不可信，激勵也不可信。所以就走到死胡同里了。這是計劃經濟的通病。解決這個問題，臨時辦法是要下項目。但這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根本是要有一套很好的激勵、約束、競爭機制，這是問題的本質。而一旦這個機制建立了，市場經濟應有很多重復建設，大量的進入和大量的退出，最后淘汰出來的是真正效益高的企業。對什么是市場經濟，什么是問題癥結所在，我們需要有一個比較深刻的理解，而不應該仍然用計劃經濟的看法、辦法來向市場經濟過渡。

　　五、總結

　　對市場機制的理解不應當僅局限于資源配置，雖然它十分重要。我們還應該看到供給與需求背后激勵和約束的機制，這是市場經濟為什么有活力的根本原因。

　　當前，激勵和約束都應該強調。我們改革歷程中前15年通過放權讓利的形式，調動人的積極性是應該肯定的。在過去5年中，對金融約束的加強也是應該肯定的。但是在這兩個階段都有偏頗。在前15年缺乏對約束的強調；在過去的5年，比較偏頗地強調管理和約束，對于激勵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放權讓利的方向沒有錯，第一調動積極性是對的，第二在當時有一定的局限性。當時連市場經濟的目標都沒有確定，還能談什么規范化呢。現在我們應該搞規范化、制度化。但是其目的是兩個：一是要調動積極性，二是要建立約束機制。拋開這兩個中任何一個都不行。

　　在當前，經濟不景氣時特別應當關注激勵問題。可是近年來，一些部委打著規范化旗號不知創造了多少個資格證和許可證。電視臺是以正面報道的，可我覺得這是很有問題的。有些證是應該的，但大多數的證純屬限制競爭和“設租”，限制人的經濟自由，扼殺積極性。蓋茨和蘋果的創始人喬布斯都是中學畢業，如果都要工程師證的話，還有沒有今天的微軟和蘋果呢？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認識到調動人的積極性，給人經濟決策的自主權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老話——人民群眾當中蘊藏著無限的積極性。窒息我們經濟發展的關鍵是我們自己的思想，是我們干部的思維方式。

　　我國20年來經濟搞的好，一是歸于穩定，二是歸于調動人的積極性，給地方政府、企業和個人非常大的激勵。我們不能否認這個本質上的東西，應該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進，很多東西應該規范化，但不能本末倒置。搞規范化也好，搞制度化也好，是為了調動人的積極性和為了人對其經濟行為負責。我們對市場經濟的理解還有很長的路程要走，不能說我們確定了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大事告成了。事實上市場經濟有運行得好的，也有運行得糟的。重要的是看那個經濟有沒有動力，有沒有很好的約束機制，是不是有競爭的環境。這就牽扯到一系列深刻的問題，諸如經濟決策過程是分散的還是集中的；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干預市場的形式等等。目前我國的經濟改革已經走到了這樣一個階段，使我們必須對這些深層次的問題加以思索，以提高對市場體制的較為完整準確的理解。

　　(肖夢 整理 1999年7月28日)

　　原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