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圓訪談吳敬璉　　　　　　　　　　　　　　

　　●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是壓不住的。阻礙改革推進得更快的一個因素是舊觀念的障礙，但更重要的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團不愿意放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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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市場經濟制度去創造機會平等和效率。當前出現的不同階層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和貧富懸殊現象，主要不是由結果的不平等造成，而是由機會不平等造成的。掌握權力的人們利用手中的權力營私。

　　●對于改革過程中必然多少會發生的不平等，以及其他因個人條件不同而引發的結果不平等所造成的貧富懸殊，政府要及時地通過自己的政策來緩解社會矛盾，力求實現共同富裕。

　　●現在改革的大關還沒有過，就是因為體制未改的國有部門還支配著一些重要資源的主要部分。這是當前許多困擾我們的經濟問題的一個總的根源。不過今年的改革有比較快的進展�，F在我們正在過大關。

　　再也不能貽誤時機

　　記者：變法圖強是中華民族一個多世紀以來發出的強烈心聲，最近20年波瀾壯闊的改革無疑是其中最激動人心的樂章。在這場新的革命中，社會主義應該走計劃經濟道路還是市場經濟道路成為主要分歧，圍繞這一分歧有過多次激烈的交鋒。作為這段歷史的見證人，您能否簡要回顧其歷程？

　　吳敬璉：“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中國政府機構和學術界，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是蘇聯計劃經濟的一套，我自己當時對這一套也是深信不疑的。有的經濟學家如顧準，就提出過市場經濟的觀點，但是剛一露頭就被政治運動打下去了�！拔母铩笔沟弥袊�經濟走向崩潰的邊緣，也給了我們一些人以思考的空間，開始對計劃經濟進行反思。

　　粉碎“四人幫”后，孫冶方、于光遠、薛暮橋等一大批經濟學家把改革的取向指向了市場，我也成為其中的一員。1980年，在由薛暮橋等人起草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中，明確提出：“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商品經濟�！钡�這種認識并沒有成為決策層的共識。

　　從1981年冬季開始，強調社會主義只能是計劃經濟的觀點重新抬頭，雖然當時以鄧小平為首的許多領導人是主張市場經濟的，但最終十二大報告的提法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沒能在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的認識上取得進展。

　　然而，市場取向改革的要求是壓制不住的。1984年，“市場派”開始反攻。馬洪受命組織社科院的幾個研究人員寫了一篇文章，放出試探氣球，要給市場經濟翻案。這種要求得到各方面的響應和領導的認可。于是，建設“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成為1984年9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的基調。最后，這一提法被寫入這次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當中，從而實現了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突破。雖然“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個提法有點繞彎子，不夠明朗，但畢竟為改革確立了正確的方向。大多數經濟學家認識到，所謂商品經濟，就是以市場為基礎配置經濟資源的市場經濟。

　　然而，有關計劃與市場的爭論并未平息。1989年以后，有些理論家堅持認為，惟一正確的說法應是“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中國經濟的性質是計劃經濟，決不能提市場經濟，否則就是不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在1990年7月的一次高層會議上，經濟學家們就這一問題正面交鋒。當時，市場這邊的力量很單薄，這次我站到了捍衛市場的第一線。會后，傳出了“有計劃、吳市場”的說法，意思是批評我不和黨中央保持一致。

　　為了回答反對的意見，我更加深入地在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基礎上，研究這個關系中國命運和前途的問題。經過研究，我堅信為了中國的富強和人民的福利，我們必須走市場經濟的道路。

　　在許多學者和領導人的努力下，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為這場爭論一槌定音。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

　　記者：中國從來不缺乏有識之士，中國需要的是對真理的傾聽。從1956年顧準率先提出中國市場取向改革至今已是40多年，中國為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摸索了相當長的時間，也失去了太多的機遇。您對此有什么感觸？

　　吳敬璉：顧準臨死也沒有看見曙光。孫冶方還在改革道路的探索時期就辭世了。薛暮橋也只參與了市場經濟藍圖的制定和開始階段的施工。我比他們幸運得多，因而責任更大。我現在更多的不是為自己的一些主張被采納而欣喜，是為正確決定執行得不夠快和不夠好而惋惜。

　　我感到不滿足的是，1984年以后，一些方面的改革仍然進展太慢。十二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改革的基本道路。其后的黨代表會議要求在“七五”(1986～1990年)期間建立起商品經濟的基本框架。這個任務沒有完成。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要求在本世紀末，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那時到現在，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有了很大進步，但是市場經濟的有些重要架構，例如現代金融體系，還有待建立。阻礙改革推進得更快的一個因素是舊的意識形態的障礙，但更重要的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團不愿意放棄既得利益。

　　隨著入世的臨近，留給我國進行認真改革、使自己能夠在未來激烈競爭中自立于強手之林的時間已經不多。我們必須抓緊時間，按照黨的決議已經確定的方針進行改革，避免由于延誤時機而犯歷史性錯誤。

　　貧富差距緣于機會不平等

　　記者：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共同富裕，而當今貧富差距拉大是顯見的事實，這使一些人產生懷疑，市場經濟能帶領我們走向共同富裕嗎？

　　吳敬璉：單純從效率的角度分析很容易做出市場經濟的選擇，但人們往往對效率和平等的關系提出疑問。根據美國經濟學家奧肯提出的“效率與平等替換”的原理：分配越是平等，效率越是難以提高；分配越是不平等，越能提高效率。市場經濟追求高效率，就必然造成不平等的加劇。

　　從理論上說，平等(不平等)有機會的平等(不平等)和結果的平等(不平等)兩個大類。奧肯所說與效率有著替換關系的平等，指的是結果的平等。至于機會的平等，則大體上是同效率互相促進的。我們正在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就是要打破計劃經濟體制下機會的不平等和無效率，用市場經濟制度去創造機會平等和效率。

　　應當說，謀求平等和市場取向的改革是一致的。當前出現的不同階層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和貧富懸殊的現象，主要不是由結果的不平等造成，而是由機會不平等造成的。一些掌有權力的人利用手中的權力營私。還有一種情況是在機會平等的情況下也可能會出現產生的結果不平等。比如說在知識經濟的條件下，知識水平越高的人就業機會越多，崗位越好，收入越高；相形之下，沒受過高等教育或者不具備適用的專業技能的人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就業壓力，收入水平相對較低。

　　對于機會不平等造成的貧富懸殊，需要通過市場取向的改革來解決。在設計和施行改革的方式和步驟上，要注意防止少數人利用手中權力侵吞公共資產，掠奪大眾以自肥。一是盡量減少審批的項目和改善審批辦法，以便減少靠權力“尋租”的機會。二是嚴明規則，切實防止少數人在所有制結構調整過程中蠶食和鯨吞公共財產。對于改革過程中必然多少會發生的不平等，以及其他因個人條件不同而引發的結果不平等所造成的貧富懸殊，政府要及時地通過自己的政策來緩解社會矛盾，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礎上，運用多種政策工具，例如社會福利設施、累進稅和遺產稅等制度。一方面扶助老弱病殘等弱勢群體，另一方面抑制少數人個人財富的過度積累，力求實現共同富裕。

　　記者：現在有人借國有企業重組改制之機為個人牟取利益，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并引發了一些國企職工對改革的抵觸情緒。您對此怎么看？

　　吳敬璉：對國有資產流失要具體分析。其中確有以權謀私的問題，但有的并非如此。例如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養老保險采取個人賬戶制。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了從國有資產中“切”出一塊補償老職工的辦法來充實“老人”和“中人”的個人賬戶。當時就有人以“國有資產流失”為理由加以反對，以致無法把老職工的個人賬戶制養老保險建立起來。

　　在我看來，現在存在兩種錯誤的傾向：有人打著“維護社會主義”的旗號來打擊改革；也有人打著“改革”的旗號來反改革。改革的阻力既來自舊觀念，更來自既得利益。而與改革背道而馳的既得利益有的產生于舊的計劃經濟體制，也有的來自前期不規范的改革。例如，在規范化的基礎上發展證券市場的要求，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對，說這是“打擊新生事物”。有些人說這種話的原因是不了解經濟學的道理和事情的真相，但是也有一些人對事情本身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們這樣說，只是因為代表著一種利益。這種打著“改革”的旗號反對改革的說法和做法，為害甚大。第一，它延緩了建立規范化市場經濟的進程；第二，使受到這類不正常行為損害的人們誤以為這種不正常狀態是改革帶來的，從而產生對改革反感和對立的情緒，而這些人正是我們要為之尋求公平的對象。

　　改革確實會帶來痛苦，但這些痛苦并非都來自改革自身，而是來自改革以外的東西。其中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人為的。不客氣地說，有人就是要在里面攪，想混水摸魚。

　　齊心合力過大關

　　記者：中國的改革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以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輪廓已經顯現出來了。但許多經濟學家仍然認為，中國經濟處在關鍵時期。為什么好多年來一直在說當前的時期是關鍵時期？

　　吳敬璉：不是老有新的關鍵時期，而是關鍵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基本區別是資源配置方式不同。黨的十四大決定說得對，市場經濟的特點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的作用；反之，計劃經濟的特點是行政計劃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的作用。今年年初，我在一次演講里說，現在改革的大關還沒有過，就是因為體制未改的國有部門還支配著一些重要資源的主要部分。這是當前許多困擾我們的經濟問題的一個總的根源。不過，今年的改革有比較快的進展。現在我要說：“我們正在過大關�！笔�五大以來，我國在理論和政策上都有重大突破�，F在關鍵是貫徹落實。在當前的改革中，我們不但要解決計劃經濟中形成的制度問題，還要解決過去20年放權讓利過程中形成的制度問題。不能拖，越拖越被動，必須橫下心，厲行根本性的改革。目前在經濟改革方面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有四個：

　　其一，按照“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調整所有制結構。為此，要加快推進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改組和國有企業的公司化改革。

　　其二，盡快解決私營企業的國民待遇問題。對私營企業的歧視性待遇，正制約著其健康發展。比如說，現在民營企業可以自營出口了，但其門檻比國營要高好幾倍，這不符合十五大的精神。給民營企業以平等待遇并不是一種生產力不發達條件下的權宜之計，而是至少100年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制度所要求的長期政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只應取決于這種經濟成分本身的競爭力和對國力增強、人民生活提高所作的貢獻。

　　其三，市場經濟的支持性系統亟待建立�，F在金融系統的市場化程度很低，與市場經濟的要求相去甚遠。市場經濟不是面對面，一手錢、一手貨的交易，必須依靠信用。因此信用問題生死攸關，而現在信用體系尚未建立，以致失信現象極其嚴重。

　　其四，要確立公正透明的游戲規則，要確立法治。要使老百姓知道自己擁有哪些權利，并使他們有足夠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利。要讓官員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依照法律行使自己的職權，并受到法律的監督。

　　總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法治國家，將是新世紀改革的重點任務。只有加快推進以上述四方面的改革為重點的全面改革，才能在不遠的將來實現我國富裕、民主、文明的偉大目標。

　　　　　　　　　　　　　　　　　　　　　　　　　　　　　　原刊于《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