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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六十年代中期出生的那批孩子，現在已經邁過“而立” 之年。剛剛熬過“三年自然災害”，人們的營養狀況在1965年大致恢復到1958年的水平，本應迅速上升的人口出生率卻被隨后開始的“文化革命運動”壓制住了。這些文革的同齡人，特別是他們當中的“都市兒童” ，很多都經理過由這場“靈魂深處”的革命引發的家庭生活政治化運動。由此生出兩
個重要的后果一代人“家庭”與“政治”觀念的扭曲。文革結束的時候，他們小學還沒有畢業。關于“真理的標準”問題的討論摧毀了他們將要接受的中學教育的意識形態的根基。在他們的中學時代，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已經轟轟烈烈的經歷了“放權讓利”幾乎整個過程，開始揭露出這個社會的深層問題了。韋伯好不容易替威權劃分出三種類別：傳統的，理性的，奇理斯瑪的�，F在一股腦兒被這一帶人拋棄。父母的權威早已在家庭政治化的童年期煙消云散。家庭以外的社會規范，不論是傳統的，理性的，或是“上帝”的，都被“文化革命”的洗禮并且在神圣洗禮之后赤裸裸地出場的“市場交換”喜劇消解了。八十年代的中國，揉開昏睡四十年的眼睛向全世界索求精神食糧。不僅在體制改革方面奉行“熱點輪流轉”，而且允許老百姓把古今中外的“時髦”思潮和各種主義興了一個遍。這就鬧騰得我這篇文章的主人公，成了“沒有禁忌的一代”。
在心理層次上，禁忌不同于信仰。我的同代人里，許多人沒有的信仰，但這不妨礙他們根深蒂固地守著某些禁忌。禁忌是沉淀在習慣里的東西。，只有在不斷革命的社會中，不斷破除剛剛形成的習慣，才會有沒有禁忌的人。
Z君見到我的時候，已經玩兒過了五六種“職業”，大體上說，他出沒于從藝術哲學到財經新聞的之間的一片廣闊天地里各種小群體之間。許多人都知道他，但他們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什么。他不缺錢，也看不上“生財之道”。他隔三插五的會從上海打一個長途和我聊若干小時的天兒，不管我是在香港還是在北京。他聊天沒有固定主題，他只是滔滔不絕地談各種感受，大部分時間是我在傾聽。我傾聽是因為我好奇，希望知道天下一切人的一切有趣的想法，而他是我覺得非常有趣的人之一。他對許多事情的感覺好得出奇，每每想出新點子，就奮力付諸實施，結果總是很成功。Z君最近要辦一份新刊物，反映他們六十年代出生的這一批人的心聲。我覺得他一定會如以前一樣成功的。
H君文筆很好，是北大校園里有名的秀才。像他那一代人里面出類拔萃之輩一樣，他也混跡于我們這一代學者之中。因為據說只有和年長一代的人在一起討論問題，才覺得“自然”。H君在《中華讀書報》“書里書外”版開辟了專欄。我是他的忠實讀者。有一次他在他的專欄里這樣批評一位我這一代的學者：“有些海外歸來的學者仿佛一開始就裝作已經跟洋人斗過了一場氣似的，而且往往是余氣未消，于是便將海外學術界對自己研究的自我表現批評的結論照搬過來，進而把人家的自我批評順勢當成對洋人的批評和討伐…”言辭不可謂不尖銳。然而在我讀起來，整個文章的態度還很誠懇。這就是人家的文字工夫。H君是反對“學術中心”的，本著一種“后現代”立場，強調“學術中心的時代已經結束”。他和我一起開了兩天主編會議，是我們這套“世紀叢書”文學卷的主編，也是各卷主編里最年輕的。和Z君一樣，我捉摸不到他的基本立場，似乎人生終歸不過是游戲，所以立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嚴肅地玩兒。
W君也是六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也是北大學者群中的一個。我認真地讀過他在《讀書》上發表的文章，收益良多。某天參加L君演講，談“儒家思想的民族負擔”，我見到了W君。他決不是一個不修邊幅的人，他有幾分帥氣，他不停地抽煙，并且告訴我他每天需要抽兩盒煙。L君出生在我這一代人和W君這一代人之間，由于學術上的成就昭著，已經被社會歸于我們這一代學者里面了。W君不太客氣的提問了“你研究這個問題，動機是要批評當前的…”雖然有些不顧禁忌，卻還是一語道破了L君的初衷。
C君是個寫小說的，又是個女性，而且我們相互不認識�？晌抑浪橇甏踅瞪牟⑶以谒枷肷媳憩F出和我們不同的下一代人的特征，所以我便把她歸入那一代人。C君的小說，最鮮明的特色就是讓人捉摸不透作者的基本立場。以致一位非常受人敬重的，我上一代的作家，耐不住好奇心終于寫了篇文章“尋找C君”，發表在讀書上。他要尋找什么呢？當然是要尋找一顆真實的心靈。然而讀C君的作品，盡管那里面的描寫已經真實而且甚至“私人性”很強了，你仍不免掩卷長“迷”：她是誰呢？
“禁忌”是思維的“底線”。沒有禁忌的人有足夠的勇氣去超越任何既定的立場。我承認我的弱點，我有一些永遠無法忘卻的“情結”。所以我有我難以跨越的“禁忌”。我只好廝守著我的立場，一個“現代”立場。我只好從很遠的地方看著那些我無法到達的“后現代”立場。這樣的來區分我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似乎難以讓人信服。不過在我看來，這個區分的確是我們這兩代人之間最重大差異。顧城，一個我這一代的詩人，當他以童話的方式說出“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的時候，他是有禁忌的。他的禁忌是他對終于找到的“光明”決不舍棄，不論那是他個人的悲劇還是別人的悲劇。
我在本世紀的最后幾年里到處尋找詩人�？墒且驗槲以僖舱也坏健艾F代”，所以我找不到詩人。你覺得不可思議嗎？讓我告訴你：詩人只屬于現代。因為詩人必以生命去啟示”意義“，因為真正的“意義”必定只能以“私己”的生命去體會，于是才有了“詩”。
這篇短文是獻給我的那些正徘徊在“現代”和“后現代”之間的，六十年代中期出生的朋友們的。他們年輕，他們經歷過上述的種種，他們于是有勇氣遺忘他們好不容易找到的東西。朋友們，嚴肅地玩兒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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