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上帝死了,人被遺忘了,歷史終結了。”這是眼下流行的也是貫穿了整個二十世紀的‘三位一體’命題。1889年1月一個陰暗的下午,寫下“上帝死了”的尼采大約是最后一次在土倫街道上散步,他的精神已經完全崩潰,幾分鐘以后,他緊緊摟住一匹馬的脖子,癱倒在地上。瘋子尼采在本世紀第一個八月份死去了,這是一個征兆,此后的一百年,整個西方社會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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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瘋狂,而且隨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這個世界里的一切事情都陷入了瘋狂。

　　歷史終結了。但那只是西方歷史的終結,只是基督教歷史的終結。或許,世界歷史將隨著占主導地位的西方歷史的終結而終結?不論如何,人類歷史肯定經歷過不少次類似的‘終結’,我把這叫做‘歷史的邊緣’。這是‘時間’意義上的‘邊緣’。其次,我們必須明白,在這部以西方為主的現代史里,中國處于邊緣。這是‘文化’意義上的‘邊緣’。最后,如我們一直強調的,對‘主流生活方式’保持批判的態度,這是讓社會獲得健全精神生活的幾乎唯一的方式。這是‘政治’意義上的‘邊緣’。在這三重意義上,我們守候著歷史的邊緣。

　　未來的一千年,什么問題將始終困擾著人類發展?在我能夠展開這個問題之前,我應當說明:這問題本身就是一個‘人類中心主義’的問題,它正受到環境主義者廣泛和深刻的批判。而環境主義的自然哲學觀念在根本上是與東方思想相通的。也就是說,植根于兩千年前古代希臘思想的‘發展(genesis)問題’,終于找到了自己的歸宿---東方的永恒的靜止的善。這永恒的寧靜曾經被埃及的祭司們寫在<死人書>里面,并且以谷神和酒神崇拜的方式將希臘哲學及此后兩千年西方精神的潛意識,統統籠罩在迪奧尼索斯的瘋狂之中。叔本華和容格,先后意識到西方精神的潛意識瘋狂必須從東方的安逸自足的精神里尋求解脫,才可能使心靈恢復“如瑞士湖泊那樣清澈與寧靜”的狀態。因此,按照希臘悲劇的思路,在未來的一千年里,經歷了兩千年自我放逐的西方精神,這個代表著人類命運的俄迪普斯,將返回它在東方的家園,在那里他將再次面對斯芬克斯---東方的真正的斯芬克斯。

　　所以,當我們詢問‘發展’問題的時候,這問題本身總是反過來提醒我們:任何發展問題都首先是精神的發展問題,其次才是物質方面的發展問題。后者只是前者的結果。當精神愿意把它已經意識到了的世界付諸實施時,它便展現為物質的世界。

　　在‘一千年’這樣一個時間視角下,日常的,短期的沖突早已被時間淹沒。那些可能在一千年的時段上突顯出來的影響人類發展的因素,那些足以被‘年鑒派’歷史學家稱為‘長期因素’的結構性變量,在我看來只有兩個:(1)資源與環境。這一概念最狹義的描述是“不可再生性資源”(礦產及其儲量),而它的廣義描述則包括了‘環境’本身;(2)技術與知識演變。這是不同的兩件事請,前者是‘人對自然’的單向關系,后者則包括了關于‘人對自然’,‘人與人之間’,以及‘自然對人’的關系。就單純的‘人對自然’關系而言,‘技術’意味著人對自然的征服過程,從而有所謂‘進步’。但就復雜的‘人對自然’同時‘自然對人’的關系而言,‘技術’不應當再意味著對自然的征服過程,而應當意味著人與自然的同一化過程,所以我用了‘演變’這個更為廣義的表述。

　　關于‘不可再生性資源’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人們在‘可持續發展’的標題下已經談論了幾十年(至少從1970年‘羅馬俱樂部’的報告開始),但高速增長的世界經濟仍然沒有碰到‘發展的極限’。每一個‘極限’設定都不能不假設一個有限的給定的資源儲備總量,否則就談不上‘發展的極限’了�？墒钱斘覀冊噲D界定‘資源儲備總量’時候,我們馬上意識到這一變量不能不依賴于人類知識的演變。如果沒有充分發展了的化學知識從而‘石油’可以成為一種資源,人類就只能談論以‘煤’為主的能源儲備。能源如此,其它一切‘資源’亦如此,因為‘資源’是‘技術’的一種類型,而‘技術’是‘知識’的一種類型。知識演變決定‘可利用資源’的意義及儲量。

　　假定一個合理的長期的資源供給增長速度,經濟學家便可以談論經濟的長期增長速度。例如根據索羅增長模型我們能夠簡單地推算,在足夠長的時段內,人口的增長速度(穩態人口的增長速度是零)和儲蓄率(對應于穩態人口的儲蓄率是零)都可以被忽略,從而經濟增長速度將唯一地取決于技術進步速度。在物理學意義上,我們不妨把經濟增長視為‘能量-效用’轉換過程,而技術則決定了這一過程的轉換效率。如果效用函數的結構參數保持不變,那么,索羅模型意味著:以百分比衡量的經濟增長速度等于能量供給的增長速度加上技術進步的速度。

　　換句話說,經濟增長的速度唯一地依賴于人類知識演變(‘資源儲備總量’與‘技術’)的速度。但是這仍然不構成一個完整的經濟發展的命題,因為它沒有考慮上述增長方程里‘效用’的度量及其變化,而任何‘增長’都必須是在‘效用’增長的意義上成其為‘增長’。

　　什么是‘效用(utility)’?對經濟學家而言,這是個不能提出的問題,因為它是一切經濟學問題的前提,它的基礎不在經濟學領域內�！�效用’,當它被邊沁從休謨那里拿來并大大推廣開來的時候,它始終就是一個道德哲學概念,用邊沁的話說,就是“對幸福程度的衡量”。而‘幸福(happiness)’,至少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開始,就已經與另外兩個概念---‘卓越(excellency)’和‘善(good)’,一起構成了西方人所理解的‘倫理(ethic)’或‘道德(morality)’的主題。不是巧合,經濟學家所說的‘物品(good)’---那個增加‘效用’的物品,正是道德哲學家所說的‘善’---那個與邪惡相對立的善。因為對西方精神而言,個人幸福,善,卓越,這三者原本是一回事。這里,我愿意宣稱:使西方精神最終大大地不同于它所源出的東方精神的那一關鍵環節是‘自我(ego)’意識的獨立化。注意,我用了狹義的‘自我’概念---‘ego’,而不是英文通常使用的廣義的‘自我’概念---‘self’。后者不僅包含著前者,而且還包含著前者的對立物---潛意識。正是由于西方精神的‘自我’意識從‘集體’意識當中獨立出來并且將‘集體意識’壓抑到潛意識當中去,才產生了具有獨立人格的自我,以及自我的幸福,自我的善,自我的卓越。這組‘三位一體’的價值是通過自我對外在世界的征服來實現的。

　　假如有一天人類精神發生了方向上的轉變,從追求自我幸福轉向追求‘超越自我’的幸福,那么顯然,‘效用’,作為‘幸福’程度的度量,它的增長方式也將發生方向性的轉變。例如,不難想象,一位精進的瑜伽師所體驗到的‘效用’可以在能量投入完全不增長(甚至下降)的情況下,隨著精神境界的提升而不斷增加。這里起決定作用的不再是‘技術’或知識的演變,而是精神取向的轉型。

　　綜上所述,我可以把長期的經濟發展過程抽象地概括為“由人類知識演變和精神取向決定的效用增長過程”。在這樣的概括下,我們注意到‘效用增長過程’的意思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因為它沒有指明是誰的效用在增長。經濟學家,尤其是主流學派的經濟學家,通常不解答這類問題,因為這是有關‘分配’的問題而不是有關‘效率’的問題。而且,就長期增長而言,那些沒有能力妥善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經濟制度遲早會在制度競爭中消亡,所以長期生存下來的經濟制度必定是已經不存在分配問題的制度。換句話說,就‘長期’而言,不存在一部分人效用增長長期超過另一部分人效用增長的可能。這樣,長期效用增長就有了明確的意思---每一個人的效用的長期增長。

　　現在我們可以考察如上所定義的長期經濟發展過程的次一層的問題,或者說,那些在更短的時期內---例如三百年內---可以顯現出來的問題。在我看來,這類問題有兩個:(1)人口結構變遷,人口年齡結構從初始態過渡到穩態所需要的時間大約是三百年。長期人口過程的常態可以用穩態年齡結構來近似,因為醫學知識的積累不足以無限制地提高人類的期望壽命,未來二百年內,如果基因技術沒有突破性的進展,那么世界人口的平均期望壽命很可能仍然停留在百歲以下,這便給出了未來人口穩態年齡結構的主要前提(假設由制度提供的激勵使得人類生育率穩定在‘替代水平’上);(2)文化與制度變遷,這二者之間的密切聯系使得它們可以被視為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文化是行為規范的無形部分,制度是行為規范的有形部分。文化與制度的變遷是一個持續積累的非穩態過程,這里涉及到兩個互相補充的特征:(a)積累---任何變化都是積累的結果,突變的可能性極小,所以才有了‘傳統’;(b)非穩態---變化持續地發生,所以才不斷地‘積累’,也因此而有了‘傳統的轉化’。

　　基于這兩個‘結構’,我們便不難想象一個社會如何把給定的能量轉換為特定的精神取向指導下的效用。盡管上面的分析表明:在這兩個結構之間存在著密切關聯(例如制度對人口生育率的影響),我們仍然可以在幾百年的時段上假設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是穩定的和可以分離的。這樣,主要由人口年齡結構決定的勞動供給和技術進步的速度,和主要由文化與制度變遷決定的消費需求和需求結構,這二者大致決定未來總供求的均衡。然后,由未來的均衡總量與目前均衡總量之間的差,可以推算出長期經濟增長的平均速率。與那種簡單地從目前經濟與人口結構按照適當猜測的百分比外推的預測方法相比,我在這里描述的方法顯然有更扎實的理論根據,雖然,它不如前者‘好用’。對于如此‘長期’的展望來說(如果‘預測’是不可能的話),我寧可更相信理論而不相信根據目前水平簡單地外推。不論如何,讓我給出簡單外推得到的兩個極端結果:(1)根據目前中國人均收入水平(以3000美元為例),假設年均實際增長1%,外推到2500年,將達到人均收入434000美元(以2000年美元不變價格計算);(2)假設年均實際增長0.1%,其它條件不變,那么2500年人均收入將達到5000美元。我覺得我們大致可以在這兩個數字所提供的巨大空間里發揮我們關于未來一千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想象力。同時,這樣一種長期的歷史視角也為更近期的預測提供了理論(可能的)范圍,使我們的近期展望不至于太離譜。

　　在更短的時段上,例如未來一百年左右的時間里,中國與世界發展的前景如何呢?在這一時間層次上顯現出來的因素,我覺得有兩個:(1)權力結構,這是一個(至少在福柯的大量論述之后)變得非常寬泛的概念,這里所說的‘權力’,是指人們(包括人群與國家)在制定經濟博弈的規則(包括國際規則)時相互之間的影響力(例如‘市場權力’,‘政治權力’,‘話語權力’,...)。權力在不同人群及同一人群內不同個人之間的分配顯然會影響經濟資源的配置和效率(華倫斯坦關于“世界資本主義核心對邊緣關系”的論述是對不同人群之間權力分配不平等的批判;制度經濟學則論述了權力在人群之內不平等分配可能導致的效率損失);(2)政治經濟體制的轉換方向。如我始終強調的,中國以及整個非西方世界在過去一百多年里被與之激烈競爭著的西方強勢文明帶進了一個千年未有的‘轉型期’,我不知道這一轉型期會在未來多少年內結束,但由于它涉及到我們已有的傳統向著‘現代’的轉化,如上所述,這一文化變遷達到穩態所需的時間不會少于三百年。也就是說,中國社會在2100年以前將始終處于‘轉型期’。與此相應的是我們的政治經濟體制向著未來的某個相對穩定狀態的過渡�！�相對穩定’,是因為制度與文化的變遷是持續的和非穩態的,所以把‘轉型期’與其它時段區分開來的,只是變動的相對速率。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經濟效率及其效用的增長取決于政治經濟制度的演變方向。按照以往的經驗,市場方向的演變能夠極大地提高效率,但也可能導致收入分配和激勵機制的不合理安排從而降低了經濟的效用。

　　就長期而言,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才剛剛開始。雖然這一趨勢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之一,從而與資本主義發生和發展的歷史一樣悠久,但它真正統治世界是在1990年代以后,當遏制資本主義制度擴張的主要力量---蘇東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的時候。經濟一體化的內在動力是貿易,專業化與規模效益,而經濟一體化所要求的‘統一規則’是在貿易伙伴們既有的權力分配格局的基礎上形成的。在可以預見的未來(50-100年內),這一權力格局將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從而基于這一權力格局的經濟博弈規則將在西方價值觀念的主導下形成。如同美元的國際硬通貨地位曾經和仍在給美國經濟帶來巨大的附加效用(所謂‘鑄幣稅’)一樣,西方價值觀念主導下的世界經濟規則也將為西方帶來巨大的附加效用(所謂‘權力租’),這一附加效用是如此巨大以致華倫斯坦干脆認為整個‘第三世界’只不過是在為資本主義核心地區輸送資源而已。但是公允地說,資本主義作為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在歐洲社會的特殊形態確實為我們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例如它所創造的科學與技術),盡管它的權力格局使得更多的好處被送往它的‘核心地區’。

　　未來一百年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在于:這一源自歐洲社會的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的特殊形態是否有內在條件和外在可能成為全球范圍內的擴展秩序?擴展秩序思想的創始人哈耶克反復表述過,任何擴展秩序都必須與本土的傳統相適應,否則就無法成為‘自發的’擴展秩序。那些從外部強加給本土社會的合作秩序,哈耶克指出,將如古代波斯帝國和羅馬帝國的擴張與瓦解那樣迅速垮臺。我一直將哈耶克的這一思想視為是對當代西方霸權意識的警告。因此,未來世界的經濟秩序能否承擔人類合作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展,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西方規則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在非西方社會里實現‘本土化’。而西方規則的本土化將取決于兩個因素:(a)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權力格局是否足夠尊重非西方社會的文化與價值從而愿意修改規則以容納本土知識(這意味著放棄一部分‘權力租’);(b)非西方社會的本土文化是否有能力適應這一西方主導的擴展秩序的博弈規則(這意味著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在我看來,在這一趨勢面前一切非西方社會的命運不外三種:(a)融入西方社會,放棄本土傳統,所謂‘同化’。這一現象既然以前發生過多次,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它以后不會發生;(b)自居于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之外并承受相應的后果。這也是歷史上發生過多次的現象,事實上,人類幾十萬年的社會生活只是偶然地在幾百年里被商業民族的活動連接為一體;(c)以精神力量修正西方制度,形成普遍主義的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這是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事情,所以我對此沒有太大信心,盡管這是我寫這篇文章的主要動機,也是我們中國人(尤其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非西方社會的這三種可能的命運也就是它們未來政治經濟體制轉型的三個可能的方向,而這些社會的政治經濟體制轉型的方向大致上就決定了權力格局及其演變方向。例如,在某個時期我們會發現自己的社會正在(似乎)被西方‘同化’(上述的命運(a)),于是相應地,我們會意識到權力格局的重心是西方力量主導的---如果存在一種社會心理度量,可以描述每個人到‘西方’的距離,那么他的權力將與他所處的這一距離成正比。但是當社會決心排斥西方世界的時候(即上述的命運(b)),我們會感受到另外一種權力格局---如果存在一種社會心理度量可以描述每個人到‘傳統’的距離,那么他的權力將與他所處的這一距離成正比。最后,更加復雜的是,如果我們把時間視角拉得很近(例如以十年為單位),那么很可能上述三種‘命運’同時展開它們自己的力量,于是我們會處身于不同命運的交錯較量的旋渦之中。這當然也說明了一個基本的史學原理---‘歷史’只在長期視角下才變得清晰起來(即變得‘可以理解’),與此相反,‘歷史’只在短期視角下才變得可以解釋(即無數細節問題得以澄清)。

　　關于人類發展的長期的知識結構演變和近期的政治經濟結構變遷,我就只能談這么多�，F在讓我再回到人類長期發展的精神方面。如我所概括:給定總的能量投入及其增長速率,所謂‘經濟發展’,歸根結底是在特定的精神取向下實現的,由技術及其進步速率所轉換出來的效用及其增長。所以,經濟發展的尺度必定是精神的,而不能是任何外在于人的客觀評價。

　　容格這樣描述東方人的心靈:“這樣一種內向的態度,總是要把目光從外部世界(已知或意識的世界)收回來集注于主觀因素(即意識的背景)上,這就必然會喚醒自我的潛意識,即隱藏在對祖先和歷史的特殊情感下面的‘考古類型’,以及這情感的升華---一種‘無限意識’,‘取消時間’,‘萬物歸一’的感覺。...這種與天道相通的感覺隨著意識對外物的辨識越來越模糊而日益增強�！痹谌莞竦睦斫庵�,西方人的心靈與此完全相反:“...我們西方人的這種‘徹底的客觀性’,如機器般地追求一個目標,一條理念,或一類原因,然后在生命完結的時候意識到為此而放棄的人生其它方面的幸福。在東方人看來,我們這種追求徹底客觀性的人生顯得如此蒼白,...”(頁499-502, Carl Jung,“the differenc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thinking”, in Joseph Campbell, ed., , Penguin Books,1971)。容格的心理學及其對西方心理世界的批評在西方社會里引起越來越強烈的共鳴,與此相呼應的,是晚近興起于美國社會的‘新時代運動(New Age Movement)’,其主要內容便是西方人向東方人學習健康的精神生活(音樂,養生,沉思,佛學)。

　　斯坦福大學老經濟學家西多夫斯基在近著<沒有歡樂的經濟>中指出:舊金山灣區各大學參加業余交響樂隊的人數在20年時間里增加了五倍,大大超過了這一地區經濟與人口的增長速度。物質生活只是人類發展的可以度量的方面,隨著物質財富的積累,精神生活的需求與發展的速度幾乎總是要大大超過人類生活的物質方面的發展速度。

　　一方面是不可再生性資源的迅速耗盡從外部強加給人類物質發展的限制,另一方面是效用函數的權重逐漸向精神生活傾斜從而在內部限制了人的物質欲望。這兩個方面的因素使得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在未來幾百年內,效用的主要部分將從物質消費的方面轉向精神生活的方面,從而相同的資源(和不同的配置)將導致極為不同的效用增長。那時,西方人才真正有資格回答德克海姆一個世紀前提出的疑問:“幾百年來資本主義的發展真的增加了我們幸福嗎?”

　　正是基于這樣的判斷,中國人堅持以精神力量改造西方秩序以求獲得人類合作的普遍的擴展秩序,才有了一線成功的希望。白色,這是古埃及壁畫中死者在靈魂轉世之前的顏色;黑色,這是古代東方大地之母的顏色。在經歷了數千年的流放以后,白色的西方將回歸黑色的東方,獲得新的顏色--- 介于黑白之間的顏色。這是西方的命運,更是世界的命運。在1999年完結的時刻,我為這一命運的降臨祈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