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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老子《道德經》第三章說：“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這一段話，使我們認識到文化對中國體制改革的意義，由此可以引起很多感想。
文化的功用在于它是信息載體，在于由它所生成的習慣勢力，在于生長在同一文化土壤的人們共享著它所載的信息，交易成本由此而降低。
中國文化，影響中國人行為的知識、價值和其他行為因素，通過教育和模仿，代代相傳了幾千年。這一個巨大而深厚的存量。使過去十幾年在這塊土地上發生的變革相形之下如此渺小，它是實實在在的邊際性的變革。
首先是那個積淀了數千年的傳統文化。其次是自明清以來受西方文明沖擊而擾亂過的，含了新文化的基因的中國文化。再次是推倒皇帝以來民眾親身實踐的民主生活(政治的與經濟的)所積淀的文化。最后是社會主義的實踐所積淀的文化。后者又分了三代人的文化：傳統計劃經濟和與之相適應的文化，由“文化革命”植入這個文化的深刻的懷疑主義精神，和后“文革”時期以來被西方文明的再次沖擊強化了的拜物教的個人主義文化。所有這些文化層次，或厚或薄，就是改革或制度創新所生長的土壤。
無疑，中國的體制改革碰到的最大障礙來自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及與之適應的文化(人民的習慣性行為及在計劃方面積累了幾十年的知識，從而較低的那一方面的信息成本)。企業被“推向”市場，沒有事先周密的，如同資本主義企業在進入一個新市場之前必定要作的那樣，準備應付大量的不確定性事件，更沒有長期積累的市場經驗。結果多數企業仍按照習慣行事。“市場”于是成了對舊體制的補充。(科爾奈，“雙重依賴”)
對于這種現象，制度學派的看法是，改革只能從原有習慣的“邊際”開始。雖然政治上的考慮往往要求“突破性”的改革措施，但制度就其本性而言是無法突變的，這一點，馬歇爾早就指出過了。至于從哪些習慣開始，則是改革家或熊彼特的“企業家”的事情。理論的任務是指出這些需要改革的“習慣”的種類，如果理論能夠完成哪怕是這一件任務，改革的種種政策便有了理論上的依據。這絕不是簡單的事情，成功的改革的“設計者”要與他繼承的遺產作不懈的斗爭。
事實上，改革必須從其設計者的“習慣了的思想”開始。鴉片戰爭以來的文化層留下來的遺產，其最應重視之處還在物質的方面。那就是在沿海各通商口岸發展起來的商業文明，其中尤以香港(包括廣州)、上海和天津為重要。“習慣”的演變在那里是漸進的，民間的，不易受到干擾的。從那一演變中生長出來的人把新的習慣帶到他們或早或晚會擴張進去的那些地區，擾亂了那些地方人們的價值體系，只要這種創新是能夠盈利的，它就能在民間站住腳。這是因為，造成上面所說最后三個文化層次的那種力量，已經把中國傳統鄉村中的宗法的統治瓦解了，經濟效率的法則于是可能暢行無阻(只是要采取一些與現下農村中的政治體系及“家”的概念相通融的形式)。在這些地方，分工采取了更加接近效率原則的方式，然而它必須考慮傳統的“家”的概念，并且在這個意義上改造了外來的商業文明。同樣的原則適用于對國營企業的制度的改革。這里的關健似乎并不在，至少不首先在財產的所有制方面。在所有制能夠穩定地變化以前，似乎應當先使行為的激勵發生某些邊際性的改變。例如在劇烈變動之前實行的獎金制度和為改善其效果而作的進一步的改革(工效掛鉤，雖然其效果值得爭議)。
然而在“懲罰”方面的邊際演化則差強人意，“失業”的邊際演變可以用“非全日雇傭”的形式，這樣就比徹底的解雇更為“邊際”。當然，強化懲罰機制的關鍵在于給執行懲罰的人足夠的激勵，除了法律能夠提供的(可疑的)保護之外，還應找到某種民間的保護方式(例如民辦的保鏢公司)，或為其提供低價的人身及財產保險。然后才有可能增加經理人員的收入和嚴格紀律(包括懲罰的規則)，使其免受貪污舞弊的吸引。當然這里給出的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正確)演變途徑。它只是要說明，邊際演變在一個單一方向上的進行是不可能的，某種類似“收益遞減”的規律會使在那一方向上的演變最終停頓下來。例如“放權讓利”的改革，最終會由于缺乏“懲罰”方面的相應的演變而停頓。
總之，中國人早就已注意文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不尚賢，使民不爭……”云云，未必是今天該做的。但是，為了發展經濟，不應當忽視文化，卻是一條不必也不可違背的古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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