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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記得我在香港大學工作時，常聽到張五常教授雄心勃勃地談論要 把港大經濟系辦成類似芝加哥大學的世界一流經濟學研究中心。聽得 久了，不得不思考他這個雄心有多大的現實可能性，思考必定引導著 觀察，這篇隨筆把我的觀察和思考寫出來，就教于讀者。 “經濟學研究的中心”，或者廣而言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我認為，首先它必須是研究社
會科學基本問題的學術機構，其次它 必須是在基本問題的研究中居于領導地位的學術機構。我試著提出這 兩個條件所要求的一組“必要條件”。這些必要條件的意義在于，我 們可以依了它們去世界上尋找那些真正可能成為學術中心的地方。 什么是“基本問題”？去掉冗長的文獻索引，我可以“隨筆”式 地說：基本問題就是貫穿于一個學科的全部歷史并且推動著學科發展 的那些問題。例如在經濟學中，“資本”問題始終推動著經濟學發展 并且始終沒有得到解決(所以是貫穿于經濟學全部歷史的問題)。這個問 題的各種表現形式(表現為同樣基本的問題)包括：利潤問題或“租”的問題，勞動以及勞動的度量問題，生產過程以及生產的組織問題，人 力資本和知識問題，…這些不同的表現形式可以最終遍布經濟學全部 領域(也正因此而是“基本問題”)。基本問題在海德格爾看來根本就 是不可能解決的，研究者只是不斷地理解這些問題，不斷地重新提出 這些問題，從而不斷地深化他們對整個理論的領悟。這是學術進步的 辯證法。
當問題永遠不能解決并且正由于其永遠成為問題而推動著學術發展時，學術就形成了傳統。圍繞著這些基本問題而形成的學術傳統，必須通過學者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如果這些學者突然轉移到了另一個地方，那么可以認為學術傳統也就隨之轉移了(例如科學的中心從法西斯德國轉移到美國)。為什么傳統不能通過書本知識轉移到其它地方去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必須引用博蘭霓以及其他科學哲學和認識論哲學家的觀察。傳統是關于基本問題的傳統。那么是否一個人單獨書就可以理解這些基本問題呢？當然可以，但是常常非常困難，尤其是當學術傳統已經積累了幾代人的時候。對基本問題的理解和把握，往往必須靠老師對學生的心智發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往往必須使學生處于一種時刻包圍著他的，滲透著對基本問題的關心的學術氣氛中。在這樣的環境里，學生可能培養出對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具有關鍵意義的“問題意識”。那是一種直覺，一種對與基本問題相關的一切問題和一切事物的敏感性。沒有具備這些敏感性的人，固然也可能在偶然情況下發現解決問題的途徑，深化對基本問題的理解，但是機會要比具備了這種敏感性的人小得多。這和不具備某種企業家才能的人與具備了那種企業家才能的人相比在特定方向上的創新機會微不足道是同一個道理。
怎樣可以讓學生們培養他們的“問題意識”呢？同發掘一個人身上的企業家才能一樣，你必須讓學生們對基本問題感到興趣。這就涉及到所謂學術中心的“必要條件”了。一個人對基本問題有興趣，也許并不很困難。人類共同的好奇心也許足夠讓任何人對任何基本問題感到一些興趣。真正困難的，是一個人是否愿意在基本問題的研究上“安身立命”。這里涉及兩個因素，一個是經濟學可以討論的，那就是所謂“人力資本投資”的問題。另一個超出了經濟學范圍，不妨名之為“終極關懷”問題。
學生是否愿意把時間和金錢投入到關于基本問題的人力資本積累中去，在經濟學的框架里，這取決于激勵機制所產生的成本與效益的比較。例如香港的大學生們，身邊充斥著掙錢機會，幾乎每個學生都有課余兼職，每月收入從幾千到幾萬，看干的是什么工作了。除了考試期間，學生們大多不會安排課余時間閱讀功課和研究習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香港大學學生是在“混文憑”，但求以最小成本得到一個關于“能力”的發信號權(signaling right)。香港是個商業化的都市，這里中高收入的工作大多是商業性質的。對研究基本問題的屬于“軟”專業人才的需求，雖然有一些，但需求量很小，報酬也較低。所以從經濟學角度看，很少會有學生選擇純粹學術和研究基本問題。以港大經濟系的課程為例，注冊金融和貨幣銀行課程的學生每年都在幾百人以上。注冊學習中國經濟課程的也在三百人左右。但是選修博奕論或者比較經濟體制課程的就只有幾十人甚至十幾人。到了選修經濟思想史這門課程時，注冊學生就常常只有兩三個人甚至一個人了。
從經濟學出發，我得到一個機構能夠成為學術研究中心的第一個必要條件是它能夠找到足夠大的對基本問題研究的“市場需求”。這個條件，雖然俗氣了點兒，但相當重要。它決定捐款的數量，學生的數量，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學生的質量。市場需求決定著一個學術機構是否有足夠的藏書和足夠經常地與世界其它地方進行學術交流，以及是否能夠把第一流人才從其它機構吸引過來。上述條件，適用于亞洲其它地方(例如日本，韓國，新加坡，臺灣等等)。這就意味著一個問題：“對基本問題的關心和研究，是否可以靠了經濟激勵來推動？”另一個問題是：“一個學術研究中心，它的研究人員的構成是怎樣的？”第三個問題是：“那些沒有成為學術中心的地方，那里的學術研究是否可以有自己的傳統？”為了簡單地回答這些問題，我只能從最后的問題順序向前回答。在沒有成為學術中心的那些地方，學術研究的傳統，至少這個傳統的主流，只能而且必須依附于某個學術中心的傳統，作為后者的“殖民地”而存在和發展(留學生，交換學者，訪問教授，所有這些都只是“殖民方式”，我完全沒有貶義地使用“殖民”這個詞)。這個道理很簡單，即便是純粹應用的研究，也涉及方法論和假設體系的基礎問題，也就是說，從應用工具的方法和假設一層一層地推上去，總會碰到基本問題。你如果不去研究這個基本的問題，你的方法和假設就是依賴于其他傳統的。當其他傳統中發生了基本問題和研究范式的變革時，你的應用研究的有效性也會隨之發生危機。更進一步說，如果你完全不研究基本問題，你的學術傳統是靠了什么問題推動其發展的呢？學術傳統不是互相之間沒有聯系的一大堆具體問題的集合。學術傳統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夠為它所在的特定社會提供解決現實問題的手段。而為了能夠提供這些手段，傳統必須理解這個特定社會的全部生存條件(海德格爾的所謂“being-in-the-world”)，只有如此，學術才可能變成具體社會中存在的人的“上手的工具”。所以我可以聲稱：只要在一個地方存在著學術傳統，它就必須找到屬于自己的基本問題才能夠生存下去。
在一個學術研究中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研究基本問題。但是所有的研究都被納入一個整體的實踐過程。這個過程就是傳統中的人對基本問題的理解。從事應用研究的人員，他們的實踐更主要地是社會現實的，正是通過他們在現實世界的經驗，基本問題與特定社會發展的關系得以逐漸澄清。專門從事基本問題研究的人員，他們的工作是澄清不同的基本問題之間的關系，把一個特殊的學術傳統與其它特殊的學術傳統溝通起來，從而能夠提出普適性的原則。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有多少人從事基本問題研究，而在于研究人員的“問題意識”是否圍繞著基本問題展開。在這個問題意識所營造的對話環境中，研究人員(應用的和理論的)能夠提出什么樣的問題，這些因素決定了一個地方是否能夠成為學術研究的中心。
現在可以討論上面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了。“問題意識”，這是一種對所要尋求的解答的意向上的引導，是一種對潛在的可能提供解答的研究方向的直覺。在那些學術研究中心，問題意識總是指向傳統的基本問題，總是有一些具體存在于傳統中的人，他們主要的關心是指向基本問題的，他們為基本問題而感到焦慮和沖動。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這些人，我可以借用哈耶克的術語稱他們為“匿名的少數”，這些人往往不處在傳統的主流中，他們往往是傳統的“邊緣人物”或者處在主流的敵對方面。一個比較自由的學術傳統，有可能把這些匿名的少數人引入到主流學術機構中來，發動他們的學術創新和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但是傳統往往具有壓制創新的傾向，邊緣人物往往難以被主流人物接受。這樣我得到學術研究中心的第二個必要條件：一個機構能夠成為學術中心的必要條件是它能夠容納不同思想的充分競爭。
圍繞著基本問題的“問題意識”的養成，還取決于學術機構所在的整個社會的精神氣質，黑格爾稱之為“ethos”的東西。這里確實包含了終極關懷，但是也可以比較庸俗地用經濟學術語說成是“對基本問題的研究偏好和口味的培養”。康德在寫作“三大批判”之前的很多年里，除了用三分之一的時間教授內容極其廣泛的人文和科學課程外，每天下午的時間都消磨在當地上流社會的各種清談沙龍里。德國能夠成為當時歐洲的學術中心，就像雅典能夠成為希臘的學術中心一樣，與黑格爾所說的精神氣質的熏陶是分不開的。例如讀康德的著作，沒有人能夠無視其中浸淫著的強烈基督教氣質。而我讀到柯爾凱廓爾的《哲學斷想》時，覺得那是一種被宗教情感壓抑到幾乎腐爛之后再發泄出來的人性。
我的討論把我帶到第三個必要條件：一個機構能夠成為學術中心的第三個必要條件是它始終浸淫在導致了對基本問題的關懷的那種精神氣質中。這已經不是經濟激勵可以提供的條件了。在中國歷史上形成的南派和北派的學術風格，也反映出這種氣質上的差異。南方的學術風氣注重考據，分析，音韻。北方的學術則喜好義理，辭章，體系。所謂“燕趙悲歌”，“齊魯鴻儒”，不如此不能相映出“楚風靡靡”。于是這些地方的學術在當地精神氣質的熏染下各自形成了傳統(及各自關心的基本問題)。
我在香港大學五年，我個人的感覺，學術中心的這三個必要條件在香港似乎都沒有具備，而且在看得見的將來也不大可能具備。首先，香港對人力資本的需求是商業導向的，不是人文發展導向的。用珀特爾的話說，香港還處于投資驅動的發展階段，能否進入創新驅動的發展階段(如日本和德國)和最終進入財富驅動的發展階段(如西歐各國)，還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此，香港缺乏對基本問題研究的市場需求。其次，香港沿襲英國制度，學術研究制度比較僵化，“名牌”導向，所以在學術界不能充分發揮出自由市場的自由競爭精神。第三，或許也是最重要的，香港的社會文化傳統中缺少那種可以使人對基本問題產生關懷的精神氣質。
那么北京呢？似乎在第三個必要條件上比香港好得多。學術思想的自由競爭則依學術領域的不同而有較大差異。至于對基本問題研究的市場需求，我不知道是足夠還是遠遠不夠。上海或其他城市，我了解的就更少了。對現實雖然不夠了解，信心還是很足的，相信中國本土的“泱泱大風”能養育出社會科學的學術中心。當然，關鍵還在于努力去創造學術中心的前兩個必要條件。否則的話，任你怎樣反對“后殖民”，你也難免“后殖民”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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