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英子的故事說起

　　　　　　　　　　　　　　汪丁丁

　　英子是個瘦小而無助的殘疾人,從“張海迪”式的身殘志堅的好青年,到自辦“貧弱女子扶助所”,到“愛心熱線”及至因提供“色情電話”服務而被警方拘捕。我們不難想象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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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多么無奈的心路歷程.一個意識形態獨斷的時代的“精神上的強者”,她曾經試圖救助這個急速轉向金錢崇拜的社會的良心,她默默地摘下了“女子扶助所”的牌子,默默地承認了“利潤對道德的統治”,在這個市場導向的時代,她淪落為“弱者”。在金錢的宴席上,良心這樣發問:“你們當中有一個出賣了我。”這是弱者的聲音。

　　薩特說:我們每一個人的出生,因其無法被我們選擇而成為最無意義的事情。這引發我討論我的兩個看法:(1)市場社會需要一個公正的政府來扶助弱者,(2)社會應當充分理解弱者對命運的抗爭。

　　我們無法選擇我們的出生,從而我們的出生是純粹的偶然事件。這決定了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經歷英子的殘疾以及她那般的清貧無助。事實上,康德普遍主義理性原則告訴我們,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由于偶然因素而經歷我們當中任何一個人所經歷的生活。羅爾斯于是認為一個追求正義的社會應當首先改善那些由偶然機遇造成的最不幸者的境況。基于類似的所謂“無知之幕”假設,因博弈論研究而獲得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海深義教授也提出理性個人的社會效用函數應當是平均地改善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福利狀況。只有在完全喪失了正義感的社會里,人們才會對弱者的悲慘狀況置若罔聞;只有缺乏遠見的利己主義者才會膚淺地慶幸自己不是弱者。社會正義要求市場社會的政府扶助弱者,特別是那些天生不幸的人。

　　其次,沿著薩特的思路,我們不難理解,我們每一個人出生之后的種種努力之所以是有意義的,正在于這些努力的目的是要改變我們出生的無奈和無意義。我們通過有意識地選擇我們努力的方向,來昭示我們生存的意義,同時也就反抗著我們歷史的局限性。就這一點而言,我們當中的不幸者與幸運者處于同樣的境況:對命運的安排說“不”,才可能活出“個性”來。

　　出身豪富的維特根斯坦把全部財產轉贈給富有的姐姐,我們當中有多少人能夠真正理解這位偉大哲學家的行為呢?用他自己的話來解釋:(1)他覺得繼承巨大財富會妨礙他的思考,(2)他覺得把如此巨大的財富贈給窮人會使他們墮落。在我看來,這兩個解釋包含著同樣的精神,那就是:不經努力而得到的“幸福”是不值得去占有的。

　　基于同樣的道理,我要發問:我們當中有多少人被英子反抗命運的努力感動過呢?如果我們的良心不為這個在寒冷的冬天卷縮在破棉被里為客戶提供色情電話服務的弱女子的努力所打動,如果我們曾經斥責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為吃人的禮教,那么,面對這“被污辱與被損害的”,誰應當接受審問?

　　我不會忘記,這樣一個多雪的冬天,從這樣一個寒冷的小屋里,發出過這樣一個曾經是強者的弱者的聲音。

　　附：英子

　　1998年11月29日晚11時，黑龍江省哈爾濱市警方接到舉報，敲開“ 傾訴小屋”的房門了。

　　在潮濕陰冷的小屋里，主持人英子正靠在里面臺上津津有味地和“話友”通話。對她而言，此時正是黃金時間。話機旁有一臺小型“三洋”錄音機，經查，機內正是極淫穢的色情錄音磁帶。英子對錄音帶和電話加“料”供認不諱，并自稱“做信息”已有一年多，是大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的分臺，收入與大通公司三七分成，大通公司做廣告帶上英子的臺。另據其同業者舉報，英子曾為人介紹長期性伙伴，每次從中收取一百元人民幣好處費。

　　英子在警方的訊問筆錄中承認，自己放過模仿男女性交聲音的錄音，并說“聽友”都是四十至五十歲的男性，一般都是手淫患者。其神情自若地稱，我這樣做，就是想多賺點電話費。

　　提及英子其人，濱城人幾乎無不知曉。她身患罕見的全身性神經肌肉萎縮癥，高位截癱，在與殘酷病魔斗爭的日日夜夜里，以驚人毅力自學完成了大學的全部課程。身殘志堅、自學成才的她被評為“張海迪式杰出青年”，其感人事跡被許多媒體爭相報道，一時間名震八方。

　　1996年10月，她開辟了一條“青春熱線”，撫慰了無數飽受創傷的心靈；后又創建了“英子俱樂部”，許多備感孤獨、迷惘的朋友踴躍參與，英子組織他們到福利院看望老人和孩子，到站前清理標牌、廣告。1997年6月，她創立了哈爾濱第一家“女子庇護所”，在沒有主辦單位和經費的條件下，完全義務為人排憂解難，但後來境況舉步維艱，於是她辦起英語班。為了每月能有四百元人民幣的收入。1998年6月，迫於生計，英子含淚摘下了“女子庇護所”的牌子，在外租下一處小平房，成立了家政服務中心，在小屋外墻上寫著“傾訴心靈小屋”幾個醒目大字。

　　幾個月後，“傾訴心靈小屋”里，原來有名的“英子有約”熱線變成了一條生意火爆的色情熱線。(《財經月刊》1999年1期“邊緣”，據《北京青年報》1998年12月25日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