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綱

　　1979年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和經濟實踐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實踐的改變必然要求理論的改變，我國的經濟理論研究，在這十幾年中事實上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但是，正如經濟體制還沒有完全擺脫傳統體制的制約一樣，我們的經濟理論在很大程度上還在受著"傳統范式"的束縛。人們一方面試圖"改造"原有的范式使之能適應于對新問題進行分析，另

進入伊妹兒的網絡豪宅 天堂II初章 戰亂魅影 全新點點通免費發短信 新浪免費郵箱升到30兆

一方面又試圖學習、利用、吸收新的理論和方法，但自己的理論基礎和分析方法卻還未能完全擺脫舊范式的局限，往往還是在舊的"范式"中探討新問題。時至今日，我們已經有必要對我們舊的理論范式進行一番反思、清理與批判，以便更好地發展我們的經濟學研究。

　　本文將通過過去十幾年理論界爭論過的一些問題，來分析舊"范式"的一些特點及其影響。我們將對舊的范式進行一些批判，但對拋棄舊范式之后應采取怎樣的新范式的問題，卻無法在本文中多作論述(筆者在其他一些文章中對此作過一些分析)。但這也許更有利于讀者自己作深入的思考。

　　一、"范式"與我們的"原有范式"

　　1.1"范式"的概念"范式"(Paradigm)在方法論的意義上，指的是在某一學科內被一批理論家和應用者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為交流思想的共同工具的一套概念體系和分析方法。在庫恩(T.S.Kuhn)的"科學危機"與"科學革命"理論中，范式的"危機"、破裂與演變，是科學發展的重要環節與集中體現(庫恩，1962)。在一個學科中，更具體地說，在一個國家的某一學科中，可能存在著兩種以上的"范式"，分別被不同的學者所遵從、所使用，并因而表現出"學派之爭"(指理論學派，而不是"對策"學派)。但一般地，在一定的時期內，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總會存在著某種可以稱為"主流范式"或"主導范式"的東西(不一定是"官方范式"，但也很可能獲得"官方"的認可)，代表著多數學者所使用的概念與方法。"主流"與"非主流"在一定時期之后是可能"換位"的；而在另些特殊時期，可能根本不存在"非主流"，而只是某一范式的一統天下(當然，在某一特殊的"諸子百家"時期，可能不存在什么可以稱得上"主流"的東西)。我們不妨就將一種"主流范式"稱作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一個學科所使用的主要理論范式。比如，我們可以把一種范式稱為一定時期內"中國經濟學的范式"。當我們使用這一概念時，我們絲毫不否認這期間在中國經濟學界內還有一些人(哪怕只是個別人)在使用或傾向于使用另外的范式。

　　中國經濟學在1979年以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流范式，應該說就是50年代初在斯大林主持下寫成的蘇聯版《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的那個范式。人們后來把這一范式稱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但實際上，這套東西究竟與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當年構造的經典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不是一個東西，是很值得懷疑的，對此我們這里不作詳細討論，但無論如何，這本"教科書"所提供的體系，在當時可以說是唯一被普遍接受的、被大家所使用、所討論的可以稱作理論范式的東西，我們就稱之為"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范式"，并簡稱為"蘇聯范式"。這樣一個概念，我想至少可以使我們在談論"范式"的時候，有了一個特定的所指。

　　中國經濟學界改革開放以來所感覺到的理論與現實的沖突，其實主要就是蘇聯版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現實問題的沖突；所力圖"改造"、突破或放棄的"范式"，就是所謂的"蘇聯范式"。

　　1.2如何對待舊的范式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理論界，應該說是發生了一場"科學危機"，其表現就是：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感到了原有"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范式存在著嚴重的缺陷，認識到新的實踐要求有新的理論與之相適應，而這樣的理論是原有的范式所沒有或不能提供的。于是人們開始思考如何重建中國經濟學、發展起新的理論"范式"的問題。在大量的論著與爭論的背后，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期間大致上存在著以下三種理論主張或理論傾向：

　　第一，認為原有"蘇聯范式"的主要問題在于沒有正確體現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的"原意"，在于加進了許多斯大林的不正確的觀點。因此，在一些人看來，改造原有范式的辦法就是"回到馬克思"，在于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重新解釋一些基本理論問題。因此，我們看到，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現在仍然有人在做此努力)，大量的論文都把功夫用在對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經濟學著作引經據典上，試圖用經典馬克思經濟學來批判"蘇聯范式"(很少再像以前那樣對蘇聯版"教科書"或斯大林的理論進行引經據典，而是相反，一般都把蘇聯教科書當作批判對象或隱含的批判對象)，就說明了這一點。

　　第二，認為原有的"蘇聯范式"的主要問題是"教條主義"，在于過份地拘泥于經典作家的現成公式和現成"提法"，而沒有創新與發展，從而使理論僵化，不能反映變化了的現實。按照這樣一種思路，人們認為應該作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進一些"創新"的東西，一些能夠反映實踐新發展的東西，以這種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與更新，適應新的需要。這種傾向反映在一部分一般地或在具體理論問題上批判教條主義的論文當中，反映在那些試圖構造"新的理論"、包括引入其他理論體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內容來對舊的范式進行"補充"的論文當中，也反映在那些認為可以不要基礎理論、只要分析現實問題、進行對策研究，使理論更好的聯系實際就可以改造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傾向當中。

　　以上兩種傾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認為原有的范式基本上還是可用的，但存在著缺陷或嚴重的缺陷，因此需要的只是修改或補充，無論是用哪種方式進行修改和補充(在很多情況下以上兩種主張可以同時出現在一篇論文當中，反映出這兩種觀點的共同之處)。這種共同的觀點應該說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是學術界的"主流"，是經濟學界大多數人所持的觀點。這也反映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經濟學界的一個基本現狀，即絕大多數人從知識結構上說還都是"屬于"原有范式的，人們所熟悉、所掌握、所運用的還是原有范式中的概念和方法；在這種情況下，盡管多數人已經認識到了原有范式的缺陷，但要使多數人從根本上放棄原有的范式，立即實行方法論意義上的"科學革命"，也就是"轉換范式"，是不可能的。這也表明，在很長時期內中國經濟理論界總的來說還沒有超越原有的范式的眼界。

　　與此同時，在一小部分較早學習和接受了所謂"西方經濟學"的青年學者中間，產生了另一種傾向，即：第三，認為原有的理論范式基本上是"過時的"，已無法面對經濟現實，因此應采用新的范式，也就是運用一套新的概念、術語和分析方法，運用100多年來人類發展起來的現代經濟學的各種理論和方法，來分析我們遇到的現實經濟問題。由于種種原因，這種觀點在最初并沒有廣泛的市場，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也是由于最初人們對現代經濟學本身不了解、掌握的還不夠多、不夠全面，特別是還不能正確嫻熟地運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得出切實可行的對策建議。因此，在很長時期中，這種理論觀點即使產生了，也不會得到廣泛的支持和深入的探討。

　　1.3"基本理論問題"

　　象任何學科一樣，經濟學也有它自己的"基礎理論"，而且，正是這些基礎理論，構成了作為"范式"的概念體系的基本內容；不同的理論范式的特征，正在于它有自己特殊的基礎理論。所謂基礎理論，由那些作為邏輯出發點的理論內容和概念體系構成，這些內容的變化，將引起其他許多具體理論分析方法和分析結論的改變，并引起經濟學面貌的根本性改變。在一個經濟學理論研究面臨著改?quot;范式"(無論人們是否明確地意識到了這一點)這樣的問題的時候，人們必然會不斷地"回到"基礎理論問題上去加以探討，就說明了這一點。

　　正因如此，中國經濟學界在1979年以來，特別是1979-1989年期間，人們并沒有停止對很多基礎理論問題的研究。這些研究的特點是：第一，它們是在人們對現實經濟問題的深刻反思當中，而被逐步"追溯到"的，因此具有明確的實踐意義。第二，它們是在理論結論與實踐結果之間的矛盾被認識到之后被提出來加以討論的，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意味著對原有理論的挑戰，因而具有明顯的論戰性質。第三，由于當時人們對實踐問題與理論問題的思考，仍然是在原有的理論范式中進行的，因此，這里的所謂"基本理論問題"，或多或少都是原有理論范式中的"基本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說這些問題對于任何理論范式來說都是"問題"，但在這里，這些問題是用原有范式中的特殊術語、以原有理論的特殊方式提出的，具體地說，就是用"蘇聯范?quot;中的語言和方式提出的。

　　有關的理論問題包括："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問題(與此相關的是"生產關系幾個方面"，的問題和"生產力經濟學"問題)；"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按勞分配"問題；"商品生產與市場經濟"問題(與上述三個問題相關的是"勞動力所有制"問題)；"價值決定"問題；"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與'基本規律'"，等等。

　　本文試圖就以上這些問題，作一些簡單的分析，由此來探討一下"蘇聯范式"所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缺陷，并試圖說明理論界對這些"基本問題"的討論，本身就表明中國經濟學界正處在一種"科學革命"的過渡時期。

　　二、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在"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里面，歷來有一導論性質的章節，專門論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以及相應的研究范圍①。其出發點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的一段話："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根據蘇聯教科書的定義，所謂"生產關系"這里特指的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相互關系和分配關系"。

　　這樣一種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定義，顯然具有兩方面的特征：一是排斥了生產過程中"人與物"的關系，二是排斥了"交換"。第二個特征事實上反映了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本身排斥經濟行為主體之間相互直接交換的現實。而第一個特征應該說是很"奇怪"的，因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定是人與人、之間沒有根本的利益沖突，人們可以"同志式地相互協作"，從而對于社會主義經濟來說，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似乎已不重要，最重要的問題已變為如何按照"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要求，"用不斷提高科學技術水平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與文化需要"，整個經濟活動的任務都已變成了結成"共同體"的人們如何與"物"--一方面是作為手段的"科學技術"，另一方面是作為目的的"物質需?quot;--打交道，而不再是人與人打交道(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當年布哈林曾認為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再需要存在以研究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為任務的政治經濟學本身)，而"蘇聯范式"卻將對人與物的關系的研究排斥于"研究對象"之外。對此似乎只能有一種解釋："蘇聯范式"的根本任務是論證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如何"優越"，如何不再是"階級壓迫"的關系和如何地"和諧"，而不是如何解決經濟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種實際經濟問題。

　　關于"對象"定義的這兩方面特征，很自然地決定了"蘇聯范式"的以下特點：第一，它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是"很沒用"的，無助于許多現實經濟問題的解決，無助于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際需要；第二，無法論證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對商品交換或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而現實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現實與理論的矛盾沖突，自然引起人們對理論定義的懷疑與批判。中國經濟學界在70年代末以后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討論，正是在現實矛盾的推動下進行的。首先，當人們深深地感到不能再空談"階級斗爭"，以政治斗爭、意識形態斗爭為中心而置發展經濟的問題于不顧，要把注意力、把"工作的重心"放到發展生產上來，就必然要更多地涉及如何提高經濟效率、合理利用資源、加速經濟發展等"人與物的關系"問題；其次，當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了傳統的計劃經濟的缺陷和舊體制排斥商品生產、市場交換的弊病，認識到了需要"利用市場"，就自然要求更多地研究"交換"問題。

　　但是，對舊范式的懷疑與批判在很長時期內仍然是在舊范式內部展開的，基本的傾向是在舊的概念體系下進行"修補"：這一方面表現為試圖將對人與物的關系問題引入經濟學的研究，或是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包括"生產力"(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的概念體系當中，生產力體現的就是人與物的關系)，或是干脆另外開辟"生產力經濟學"；另一方面則是要求在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中"加進"交換關系，從而能使政治經濟學研究"社會主義商品交換問?quot;。

　　這種在舊范式內部進行的"修正"，一方面，具有很強的"考據"的味道，大量的精力花費在從經典作家那里找到理論依據上面，另一方面卻由于力圖把一些概念定義的適用范圍一般化，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一種理論或一種范式形成的歷史條件與制度條件。比如，馬克思當年研究經濟學的特殊社會目的是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不是如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改善資源配置、提高生產效率。又比如，斯大林把"交換"排斥于"對象"的定義，有他的"時代背景"：他認為在公有制條件下，至少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因為它們在易手過程中，只有"形式上的交換"而沒有改變所有者，這從邏輯上說其實是正確的，符合經濟學(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關于商品的定義和商品交換的定義；而在公有制的計劃經濟下，由于一切經濟活動都可以而且事實上也的確是在通過"分配"來實現，因此把交換歸結為"分配"("資源配置"也是一種分配)，不僅是當時的經濟現實在理論上的一種反應，而且這在邏輯上也是說得通的。為了論證實行商品交換和"引入"市場因素的必要性(當時人們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而把交換單獨列出雖然無可非議(這其實只是一個定義問題)，但這仍然不能論證公有制內部也可以存在商品交換或事實上存在著商品交換(只要想想我們在沒有發展多種所有制形式的時候，不管如何叫喊要發展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仍然發展不起來的事實，就足以說明這一問題了)；相反，如果進行"同一所有制內部的交換也是商品交換"的論證，在邏輯上反倒是成問題的，因為這已經違反了經濟學(無論是那一派的經濟學)歷來對"商品交換"(物品所有權的轉換)的定義。(當然，在此我們不否認在當時，在"蘇聯范式"仍然居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將"交換"引入政治經濟學對象的定義并以此為基礎進一步論證發展商品交換的必要性，在實踐上有著積極的意義和歷史功績。)

　　其實，作為實證性的公有制經濟理論，真正需要論證的是：在公有制這個大前提下，人們實際上會有什么樣的經濟行為，相互之間必然具有怎樣的利益關系，這種利益關系在事實上如何影響著資源的配置和收入(無論是貨幣形態的收入還是歸結為實際物品的收入)的分配。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進一步討論"應該怎樣"的問題。

　　三、所有制問題

　　"蘇聯范式"在所有制理論上的一個重要特點在于：雖然它表面上也承認所有制關系在整個生產關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是其他各方面的關系的"基礎"，在經濟運行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在這一理論體系中，上述命題只有在解釋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與問題的時候才是適用的；對于社會主義經濟來說，則只被用來證明其優越性，卻絲毫看不出它怎么被用來解釋經濟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在這一理論體系中，社會主義經濟中如果出現了問題，一定不是所有制的問題，而是"管理"的問題，"認識"的問題，"素質"的問題，或者，"舊社會殘余"的問題--這些問題當然也會存在并也需要解決，但是，既然承認所有制關系是基礎、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又怎么能一遇到問題卻都與所有制無關，并旦總是試圖在不改變所有制的前提下來解決各種問題？在面對社會主義經濟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時，宣稱"所有制是不重要的"，表現出了"蘇聯范式"的非馬克思主義特征。

　　蘇聯范式在所有制問題上的另一個特征是：從公有制條件下人人都是所有者這一前提出發，推論出人們具有共同的利益，能夠"同志式地協作"(不好好協作是"舊社會殘余")，同時由此輕易地假定(推導出)每個人都能夠關心資產(生產資料)的效率與資產的增殖，都能從對資產的占有中獲得利益，而且能對其負起所有者的責任(而不僅僅是人們作為經營者和勞動者所自然要負的一份非所有者責任)，因而在這一范式中不存在圍繞資本而展開的利益沖突，不存在經理、工人的特殊利益與資本(所有者)利益的沖突。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導致至今許多人在進行"體制設計"時，都不懂得需要"防備"生產資料的使用者(包括勞動者和管理者)利用各種機會損害所有者的利益，一廂情愿地以為人們在不負所有者的責任的情況下會積極地防止資本虧損和促進資本增殖，從而相信只要"放權"就能解決經濟中的問題，而不考慮如何"監督"資本的使用、保障所有者的權益，和這當中"監督機制"和"監督成本"又具有怎樣重要的意義。實際上，這是繼續把如何實現所有者的特殊經濟職能的問題，排除于理論視野之外。

　　中國經濟學界對所有制問題的討論，同樣是由理論與實踐的對立沖突引起的。人們在實踐中發現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過程并不是象蘇聯教科書中所說的那樣和諧，發現人們并不象理論上假定的那么關心資本的效率，于是所有制的問題便逐步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人們開始向原有的理論命題挑戰。無論怎樣有人認為"所有制是不重要的"或反對在所有制的問題上作文章，1979年以來中國經濟學界談論最多的話題之一仍是所有制問題。開始認識到我們經濟中的各種問題與所有制相關，開始突破"蘇聯范式"在此問題上的教條，這應該說是1979年以來中國經濟學界在這方面的最具有積極意義的成就之一。

　　促進這一討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人們試圖解決在公有制條件下如何能夠"引入市場因素"、發展市場經濟？或者說，解決市場能否與公有制相兼容這一難題。顯然，這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上一小節中我們已從另一個角度涉及到了這個問題)。論證社會主義社會中可以存在商品交換與市場機制并不難，因為這只要承認社會主義經濟不是("不應該是"--這是人們經常用的一個詞)大一統的全民所有制或國有制，而是還存在著或可以存在著各自獨立的集體所有制(現實中是否獨立，是一個是否存在嚴格意義上的集體所有制的問題)，存在著其他所有制成分，就可以了。正因如此，那些要求通過實現所有制多元化、通過發展非國有經濟來發展市場經濟的論述，在邏輯上不會遇到什么困難。真正的難題在于如何論證全民所有制"內部"也是或也"能夠是"商品交換關系，論證"國有企業"也能夠真的象市場行為主體那樣"自負盈虧"(不僅要負盈，更重要的還在于要能真的"負虧")？最初當我們經濟中價格扭曲的問題十分嚴重的時候，人們以為只要企業能有自主權、實現自主生產與自主交換，為市場而生產，然后由它們之間的交換形成一套市場價格就行了，就算是"引入市場因素"了；但到了后來，當價格管制初步取消了之后，越來越多的人們才發現：市場經濟原來不是有了一套價格就行了，而是還要有"主體"，有了"市場主體"，才能在真正的交換中"議出"一套反映真實經濟關系的價格，而沒有"主體"，或者只有一些"假的"市場主體，不僅價格(既包括產品價格，也包括各種要素價格)仍會以另外的方式被"扭曲"，而且價格機制的作用事實上是會非常有限的，仍不能真正起到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

　　在關于所有制問題的討論中，有相當多的人把目光引向了所謂的"勞動力所有權"問題。這方面的討論當然首先是為了研究如何改革傳統的勞動工資制度或分配制度，研究如何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為人們提供更大的"激勵"。但從有關的論著中我們可以看出，對這一討論起到重要推動作用的一個"潛在的"理論考慮是：由于要論證公有制基礎上存在商品交換，在邏輯上很難不違反經濟學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關于商品經濟的定義，于是有人就想通過"理論創新"出一個"勞動力所有權"，用勞動力所有權的交換和勞動力是商品，來論證生產資料公有制條件下的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只要在產品的交換當中體現著"勞動力所有權的交換"，由于也有"所有權"的交換，那么就可以說這種交換是商品交換。這是一個典型的對舊范式進行修補的作法。但是，首先，任何經濟學中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否定個人擁有"勞動力的所有權(對奴隸社會的情況有不同的解釋)，只是在不同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條件下，勞動力是否是商品、是否會發生"勞動力商品的買賣"，人們的論述有所不同罷了，并不是什么新的理論因素；其次，用勞動力所有權的交換來論證的"商品交換"，仍然無法推翻經濟學中用物品或財產所有權的交換來定義的商品交換的理論，而只不過是用另一個定義來取代("偷換")一個已有的定義(此外，有些人還用"等量勞動交換"來論證商品經濟，但是，在這種"價值的交換"中，雙方既無所失也無所得，因此還是要回到物的交換、回到物的所有權的交換，才能說明商品交換)。

　　勞動力所有權理論的另一個"潛在的功用"是為"勞動者個人所有制"提供理論依據，從而試圖通過論證這種勞動者個人所有制(其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形式之一是某種形式的股份制)本質上等同于馬克思所說的公有制的辦法，來打破社會主義必須實行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的觀點，并由此論證公有制可以與市場經濟相兼容。勞動者個人所有制是歷來存在的一種所有制形式，它是否就等同于"公有制"這個問題從理論上說可能并不十分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說在實踐中可能更不重要。重要的仍然在于：無論是勞動者個人所有，還是勞動者共同所有，還是勞動者與所有者相分離，經濟中終究還是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經濟利益和兩種經濟職能：即作為勞動者的特殊利益與職能和作為資本所有者的特殊利益與職能。如果經濟學家關心的真是效率的話，那么，理論和實踐上需要解決的問題仍然是如何使這兩種利益相互制衡、相互協調，又如何使兩種職能得以有效地發揮，以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對于我們來說，特別重要的問題是如何促進資本效率的提高，真正實現所謂的"內涵式發展")。所以問題在于："勞動者個人所有制"的理論和"建議"，是否有利于這些"真正的問題"的解決？

　　四、價值--價格理論

　　價值理論是任何經濟學理論中最基礎的理論內容之一。在這個問題上，"蘇聯范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忽視和排斥現代經濟理論多年發展的一些重要科學成果，日益成為一種"封閉的"、不接受新思想新觀點的理論體系，從而越來越難以發展、越來越脫離現實、無法解釋現實經濟問題的理論。

　　馬克思當年對經濟學的發展所作出的一項貢獻是他從古典經濟學的"價值"概念中，明確區分了"價值"與"使用價值"，然后明確地用"勞動"，也就是人類在生產一切有用物時所付出的成本代價(一切人類付出的代價，最終都可以通過某種方式而轉換為人類勞動，無論這種勞動是歷史上發生的還是剛剛發生的，也無論這種勞動是"低效的"還是因技術進步而變得十分"高效的")，來解釋"價值"，而將"有用物"對于人所提供的"有用性"，定義為"使用價值"。同時，他把"交換價值"，或者說用貨幣單位表示的交換價值?quot;價格"，理解為"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矛盾統一"。后來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包括"蘇聯范式"的倡導者，注意到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卻忽視了他的"交換價值理論"，并因此而忽視了作為"交換價值"這一矛盾統一體的兩個方面之一的"使用價值"在決定"交換價值"(價格)中的重要作用。"蘇聯范式"的教條主義和封閉性在于，它非馬克思主義地認為經濟理論完成于(停止于)馬克思。事實當然不會是這樣，即使在基礎理論層次上經濟學也沒有停止進一步的發展。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發展是，在19世紀晚期，一些"西方經濟學家"(馬克思也是"西方經濟學?quot;)以"效用價值論"的形式，進一步拓展了"使用價值"的理論。這一理論在最初形成時的缺陷在于把"效用"(utility，也可譯作"有用性")作為決定價格的唯一因素，但是，在這種"極端的"形式下，"效用價值論者"事實上發展了關于使用價值的理論。這種理論中的所謂"效用"，實際上是對馬克思所說的多種多樣的具體的使用價值的抽象與概括，它事實上相當于馬克思體系中的"抽象使用價值"(當然，馬克思當時并未使用這樣的概念)；正是這種"抽象使用價值"概念的抽象性、統一性，使得人們可以對使用價值的量的大小，進行理論上的分析，而這是在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理論中都沒有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主要貢獻在于它從各種具體勞動中概括出了"抽象勞動"的概念，而效用價值論的主要貢獻在于它從各種具體的使用價值中概括出了"效用"即"抽象使用價值"的概念；古典經濟學中的混沌的"價值"(交換價值)，在19世紀中葉以后"分裂"為"價值"與"使用價值"，并分別歸結為"抽象勞動"與"效用"。無論當時人們在發展不同理論的時候具有怎樣不同的社會實踐動機或"倫理動機"，科學理論在這種"分裂"與"革命"的過程中得到了拓展，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西方經濟學"并沒有停止于"效用價值論"，因為后人發現單純用效用解釋價格是不夠的。于是出現了"新古典經濟學"，這一理論事實上是要把它所定義的"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與"效用論"中的一些"新"因素綜合起來，共同解釋價格；不過這時的理論家們已不提"價值論"，而只提"價格論"，也就是所謂的"綜合價格論"或"均衡價格論"，認為"成本"(勞動)與"效用"從兩個方面共同決定價格(請注意這里不是"價值")。從本質上說，這種理論實際上就是馬克思的"交換價值"理論，即價值與使用價值共同決定交換價值即價格的理論("蘇聯范式"連這一點也否認)。只不過在馬克思的論述中，由于缺乏完整的使用價值理論，特別是缺乏對使用價值的量的分析(對價值的量的分析也不完整)，因而還只限于"二者對立統一"這樣一種概念的提出，沒有獲得充分的發展。從另一方面講，均衡價格理論所具有的"現代的形式"似乎很難使人想到與馬克思的"交換價值"理論有什么共同之處--畢竟，古典經濟學中將一切"成本"(包括資本的耗費和技術的發明)歸結為人類勞動的深刻思考，在一個資本與技術在生產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的時代，已經被一種更為實用主義的處理方法所取代。"蘇聯范式"形成于本世紀40-50年代，但卻完全忽視了上述的理論進展，于是不可避免地導致在理論上總也不能從基本理論出發，從使用價值的概念出發，為"需求"確立起一個合法的地位，不能全面地解釋價格運動，甚至也不能在基本理論層次上?quot;計劃"提供完整的理論基礎；所謂"按比例發展的規律"中的那個"比例"，一直沒有得到科學的論證；用這樣的理論來指導實踐，其結果自然是忽視多樣性的消費需求，忽視對復雜的社會需求結構研究，以至在制定經濟計劃或構造"投入產出表"時，都不知道要首先研究那個起重要的決定作用的"最終需求單"。在這樣的理論和"計劃"指導下的經濟，必然是生產的結構嚴重脫離需求的結構，結構性的的短缺與過剩并存。

　　實踐中發生的問題，自然引起人們對理論的懷疑。于是人們努力去進行修補。這種努力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是不可否定的。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中國經濟學界的努力，從總體上說并沒有突?quot;蘇聯范式"的框架。這表現在：在基礎理論層次上，多數人仍在繼續從事著"蘇聯范式"下人們長期從事的一種努力，即試圖通過對"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的研究，將需求因素引入"價值決定"或"價值實現"(請注意這里人們是在試圖用需求決定"價值"，而不是決定"價格")。"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確是馬克思自己提出的一個概念，這表現出他自己在研究過程中認識到了社會需求的重要作用，但卻沒有意識到"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概念本身在他的理論體系內遇到了一個嚴重的邏輯上的矛盾，這就是：他在建立勞動價值論的時候，堅決地排?quot;需求決定價值"的觀點，而當他需要將"需求"引入理論來解釋"社會生產的比例關系"問題的時候，他實際上是在通過"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的概念，又回到了"需求也決定價值"(而不是決定"價格")。其實他根本沒有必要這樣做，因為他已經有了自己的"交換價值理論"，從這一理論出發，勞動決定價值，需求決定使用價值，而價值與使用價值二者一起決定的是"價格"即交換價值，而不是決定價值本身--勞動價值論本身根本不需要混同于"需求決定價值"的理論，同時勞動價值論也完全可以?quot;價格也由需求決定"的價格理論并行不悖。因為"價值"不等于"價格"，價值是為生產一物所付出的勞動，而價格只是一種物的交換比例，在它當中包括著勞動的交換比例；當勞動的配置缺乏效率的時候，花在一種物品上的較多時間的勞動只能與花在其他商品上的較少時間的勞動相交換，這正是價值與價格的區別所在，并且正是由于使用價值在價格的決定上起到了作用(在理論上人們經常忽視的一個問題是："短期"的差異并不否定"長期"調整后趨于一致)。在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中，需求本來不決定價值，而只決定價格；硬要在這一體系當中讓需求"從后門進來"也決定價值，一定會發生不可解的邏輯矛盾。因此，?quot;第二種社會必要勞動"的討論，"天生地"是難以獲得真正的理論進展。

　　問題與馬克思自己的論述有關，但只要我們不采取教條主義的態度，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就不能歸罪于一個世紀前的任何經典作家身上，而只是出在我們后人自己身上，因為經典作家并沒有說他已經終極了真理，并沒有要求我們停留在他的理論上裹足不前。如果"蘇聯范式"也能象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那樣是一個開放的體系，能夠向馬克思學習，吸收前人的一切科學成果來發展自己的理論，就不會在那么長的時間里，直到20世紀80年代，在有關需求與價值理論關系的問題上發生如此嚴重的邏輯矛盾，不會在這個問題上出現這么長時間成果不多的理論爭論。馬克思正是在吸收了他之前100多年的人類科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才構造了自己的理論，而號稱"馬克思主義"的"蘇聯范式"，把100年前馬克思的理論當成教條，而把100年以來其他人的一切研究成果都視為謬誤一概排斥，這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馬克思主義"？ 100年的時間，即使現實世界沒有什么變化，人們對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的認識也總是有所深化的。無視他人科學成果的人，自己一定陷入絕境。

　　當然，這并不是說中國經濟學界80年代有關需求與價值理論的討論，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事實上，只是通過這一時期的深入爭論，人們才在一方面進一步認識到了"使用價值"和需求在經濟理論與實踐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逐步認識到了繼續沿著"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思路進行思考，是沒有出路的，必需另辟途徑。

　　五、生產的"目的"和經濟的"基本規律"

　　從理論本身的內容上說，"生產目的"與經濟的"基本規律"，本質上是"蘇聯范式"的一個特有的問題。

　　關于一個經濟或一種經濟制度(生產方式)的"生產目的"以及"基本規律"的概念本身，應該說是斯大林提出來的(事實上是斯大林在總結蘇聯一些經濟學家的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說過一句話：追求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①。但是，馬克思本人和后來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都沒有把這個問題當作一個基本理論問題來加以討論，沒有把它當作一個重要的理論概念提出來加以論述和"定義"。直到蘇聯的一些經濟學家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并成為"蘇聯范式"的一個基本概念，并圍繞這一概念作出了許多文章。

　　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條件下，"生產目的"這個命題的實際涵義在于：國家計劃者在安排社會生產中，究竟以什么為"目標函數"。對比一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經濟行為的目標函數是"個人效用"，企業以"利潤"為目標；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模型當中，"社會計劃者"的目標函數是"社會福利"，即由無數個人的效用函數組合而成的一種"社會偏好"。在"蘇聯范式"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實際上是在理論上從"公有制"、人與人之間"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中，推論出社會主義"應該"以"整個社會的…需要"為有計劃地安排社會經濟活動的目標。由于出發點是"利益一致"，因此，這種理論事實上假定：第一，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個人與個人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地方與地方之間的"偏好"("目標"或"目標體系")沒有重大的差別，沒有利益沖突，因此可以沒有任何困難地構造出"整個社?quot;的共同目標(我們知道，若假定人與人之間的偏好是有差別的、利益是相互沖突的，構造"社會福利函數"就會面臨許多的困難，就象阿羅的"不可能性定理"所表明的新古典主義福利經濟學所面臨的困難那樣)；第二，計劃者(或政府，國家)也沒有特殊的目標和偏好(包括決定積累與消費關系的"時間偏好")，它自然地應該以"大家"的需要為目標。

　　70年代末以后關于"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大討論，事實上是由人們在現實中所感到的矛盾所引起的，這個矛盾就是：雖然理論上說國家的生產計劃應該并且"只能夠"(從利益一致的大前提出發，邏輯上不可能有其他的結論)按照人民的各種需要來安排生產，但是在現實中，由計劃安排生產出來的東西卻常常不符合人們的需要。首先是在生活中存在著一些物品大量地嚴重積壓，而另一些物品卻嚴重短缺；其次--這一點在引起論戰的過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急待提高，但生產發展的重點卻總是放在"積累"上，放在"重工業"上，放在"建設"上，結果人們的生活消費長期被"人為地"壓在較低的水平上。總之，人們開始感覺到了理論上的"和諧"在現實生活中可能并不存在，事實上可能存在著不同的"目標"、不同的"偏好"、不同的利益。因此，真正有意義的討論是分析人們的需求偏好的顯示方式、公有制條件下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政府行為與資源配置的關系、社會目標的確定與"公共選擇"的程序等問題，從而從根本上改革我們的體制。

　　不過，很長時期內，人們在討論中卻并沒有以這種方式提出問題，而是有著十分具體、十分實踐性的性質和目的。討論的各方，其實誰都沒有想從根本上否定或修改"蘇聯范式"中關于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理論和邏輯；除了個別文字表述之外，事實上也沒有人對"基本規律"的定義或提法提出根本性的修改。在理論討論的背后，人們實質上關心的問題在于：我們應該如何"貫徹"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在實踐中而不僅僅是在口頭上根據人民的需要來安排生產；而更具體的問題，則在于究竟應該如何"安排"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如何在計劃中確定每一年的"積累率"，以及相應地如何具體"安排"農、輕、重的比例，等等。

　　就思想方法而論，"蘇聯范式"中關于"生產目的"與"基本經濟規律"的理論問題不僅在于簡單地否定公有制的利益矛盾，而且在于它將一切"應該"的、希望看到的事情，當作"規律"來論證。在這種"范式"的引導下，人們以"基本經濟規律"為核心，提出了有幾十個"規律"構成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規律體系"，其中包括"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規律"、"按勞分配的規律"、"消費不斷增長的規律"、"以農業為基礎的規?quot;……等等。這一"體系"中"規律"個數增長的過程，事實上也就是"蘇聯范式"的"庸俗性"進一步暴露的過程，只是人們發現經濟體制中存在著大量按照理論范式"不應該"發生的事情卻不斷發生、從而想進一步強調"應該"怎么樣才"符合理論"的過程，卻沒有真正改變基本的思維方式。

　　六、小結

　　"蘇聯"已經不復存在了，而經濟學當中的"蘇聯范式"仍然存在。蘇聯的"教科書"中的一些個別理論、提法、論斷已經被我們放棄了，但是作為一個"范式"，它仍然在我們的經濟學教學當中、在我們的研究論文中，被延用著，或者被"改頭換面"的地延用著。

　　蘇聯范式不等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或"馬克思范式"，盡管許多概念是從馬克思的著作中抄來的。"蘇聯范式"的這種非馬克思主義性質，可以從蘇聯教科書中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一些最基本的命題的"背叛"中看出，比如"利益矛盾"("階級斗爭"只是廣義利益矛盾中的一種形式)，是馬克思經濟學的基石，但蘇聯范式卻否定"利益矛盾"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普遍存在并應在解釋各種經濟問題中起決定的作用；又如馬克思認為所有制是決定一切的，但蘇聯范式卻一方面承認"所有制是基礎"，另一方面又否認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各種問題與所有制相關，等等。

　　這不是說蘇聯范式的問題與馬克思經濟學理論中存在的缺陷不無關系。作為上一世紀的學術成果，我們不能要求馬克思當時所構造的經濟理論已經十全十美(這樣做本身是反馬克思的)，但最主要的差別在于，馬克思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這點不僅我們承認，世界上一切嚴肅的學者也都承認)，其理論第一是批判性的，而不是"辯護性"的；第二總是力求從現實出發的，能解釋現實問題的，而不是從先驗的理念出發的，不是教條主義的，不要求我們后人用對待"圣經"的態度來對待它，相反，同樣要求我們用批判的精神、用發展的態度來對待它(否則還奢談什么科學？)；第三是不斷發展的，既隨著現實的發展而不斷的修正、發展，也不斷地通過吸收一些人類的思想成果而發展的，而不象"蘇聯范式"那樣，是僵死的、封閉的、排斥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成果的。

　　我們的確到了批判和拋棄"蘇聯范式"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