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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 綱
中國改革開放20年，為過渡經濟學理論的發展提供了深厚的素材；而最近爆發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又提供了一系列的外部教訓，使我們可以進一步加深理解國內改革與對外開放之間的相互關系，加深對過渡經濟學一些一般性的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
體制改革說到底都是為了更有效地利用經濟資源和市場機會，更快地發展經濟，最終趕上世界發達國家。自己與自己的過去相比較，很容易有成就感；而“發展”這一概念的核心則是"趕超"，盡管“趕超”的方式可以大不一樣，效果也可以大不相同。因此，一個國家體制改革、經濟發展，最終要走到國際上去，要參加經濟全球化的進程，要在國際市場上與世界列強去進行競爭。為此目的，開放的進程必須盡早開始，盡早感受到國際競爭的壓力，盡早用國際市場的高標準來要求自己，盡早用國際競爭的需要來改革自己的體制。中國自1978年以來，擴大對外貿易、出口導向、引進外資、參加國際組織等等，從經濟全球化中受益，不僅使經濟逐步走向國際，也對我們國內的經濟體制改革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與開放是可以相互促進的，開放是有好處的。這也是為什么許多發展中國家都積極開放的原因所在。對于那些資金短缺的國家來說，就更是這樣，因為在一定時期內人們可以很快在國際市場上融到大量資金。
而這次東南亞及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則表明了，在國內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之間，必須具有某種”一致性“，對外開放的速度不可過快，否則，脫離了國內體制改革的進程，到頭來會發生嚴重的”體制混亂“，甚至嚴重的經濟危機。
人們(包括發展中國家自己的理論家們)通常指責發展中國家或體制轉型國家的經濟體制(包括法制和意識形態等)與經濟全球化進程不相適應，缺乏”一致性“(compatibility)。這種指責的含義當然是要求這些國家加快國內經濟體制的改革，以便與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國際市場保持一致，并從中獲益。從一定的意義上說，這是不錯的。但這種理論忽視了一個重要的”經濟變量“，即”體制改革的速度“。中國改革20年的經驗，其他一切發展中國家和體制轉型國家的經驗都已表明，舊體制的改革和新體制的形成，是一個長期而痛苦的過程，而不是想改革就能改革成功的，不是想要有一個好的新體制就能夠馬上辦到的。況且連”打破舊體制“都不會是一蹴而就的事，名義上今天打破了，事實上若與其他仍然存在的體制(包括各種”非正式體制“)不一致，第二天又會以某種形式”復辟“。更重要的是，體制改革的目的不僅是”打破舊體制“，而是要建立起一種有效率的、能在競爭中立足的新體制，這無論如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在短期內順利完成。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今天的”發達“，也是過去三、四百年不斷地體制創新和體制完善的結果，而不是天生就有了一個效率較高的市場機制，不是一朝一夕的成就。這不否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中國家可以有發達國家的經驗和體制作為參照，體制轉軌的過程可以快一些，但仍不可避免地要經歷相當長的時期。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或一個轉型經濟，過快、過早地實行了對外開放，就會在國際市場上(包括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上)出現一種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不平等競爭“情況：與市場體制較為成熟、經驗豐富、實力雄厚的發達國家的大公司、大財團競爭的，是受到本國尚未完成改革的經濟體制和由此而產生的各種經濟問題所困擾和制約著的發展中國家。前面已經指出，發展中國家對外開放是為了從國際上獲益。但市場不僅提供機會，也產生風險。受國內諸多問題(如國企與銀行之間的”壞債“問題，資本市場不發達問題，法制不健全問題等等)所困擾的發展中國家，在市場上面臨的風險，會比發達國家大得多；再加上缺乏市場競爭的經驗和市場管理的能力(這些”經驗“和”能力“也是要在長時期內才能積累起來的)，就更是處于不利的地位，很容易被競爭對手所利用，在市場上受到攻擊，陷入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之類的困境之中。近一年來世界上發生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動蕩，實際上是建立在前二、三十年國際”金融創新“和金融市場全球化基礎上的一個”全球金融大泡沫“的破裂過程，只不過這個泡沫是先在東南亞國家這個最脆弱、最易受打擊的環節上崩潰而已，是由于東南亞一些國家在自己本國還存在一系列經濟、社會與政治問題，許多體制還未改革的情況下，就過早地開放了自己的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結果導致外債超出經濟所能承受的范圍(韓國、泰國、印尼和俄羅斯等)，或是被過多的短期金融投資所包圍(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自己陷入支付危機，或是被國際對沖基金們進攻得手，大量資產被洗劫而去。這些事實，充分表明了與國內體制轉軌程度不相”一致“的過高的對外開放程度會造成怎樣的后果。
上述”不一致“現象為”過渡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經驗基礎。在基本理論層次上，這是與”體制改革速度“(不是設計的速度，而是客觀實踐中與主觀努力程度相關的可能達到的速度)相聯系的一個一般性的問題。國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的一致性，只是”各種體制改革進程的一致性”這個一般問題的一個特例。過去人們在談到這種“不一致”問題時，往往強調的是哪一個環節比較“落后”，而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和東南亞國家因“金融早熟”(國際上開始承認的一個事實)而產生的問題，則表明“不一致‘也可能是因為某一環節過于”超前“所造成的--假若我們在客觀上無法使其他環節的改革速度提高到與這一環節相”一致“的水平的話。因此，東南亞經濟危機，能使我們對”改革速度“這一過渡經濟學的一般性的基本理論問題及其相關的一系列重要理論與政策問題，有更深刻的理解，盡管這種理論本身還有待我們加以進一步的發展。 從以上的分析中所能直接得出的結論似乎是”消極的“，因為它是在說發展中國家不應該”開放過快“。在國際上，這是一個對發展中國家有利的論據，因為它可以用來反對那些一心希望盡快占領新興市場而不顧發展中國家面臨多大風險的國際財團(包括代表它們利益的一些國際組織)。不過，對于我們發展中的體制轉軌國家自己而言，我們其實也應該從以上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中得出”積極的“政策結論--我們只有在主觀上更加努力地改革國內的體制，解決束縛我們手腳的各種國內問題，我們才能更好地發展，更好地參與國際競爭，更多地利用國際市場的好處而較少地面對風險。我們當然應該充分利用上述理論，在國際社會上爭取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權利(金融管制和資本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并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過程中最大限度地爭取我們的利益，但不能盡快開放，不能盡早地參與國際競爭。無法更多地從國際市場中獲益，畢竟是我們自己的損失。因此，加快改革的步伐，才是我們最終能在國際經濟體制占穩一席之地、趕上發達國家的根本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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