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綱 天則創始人之一 天則所理事 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天則十年了。我們這些與天則有關的人，都會有諸多的感慨，也都在反思這十年的歷程。

　　一.一批研究制度的人探索著在自己的身上應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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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則所把一批研究各有側重的人聯絡起來的那個“點”，是制度，是因為這些人對制度、對制度研究的關懷。也正是因為這一個結合點，天則的特點不僅在于對制度的研究，而且可以說是對制度問題的多學科、跨學科的研究――各學科的人，只要對制度問題相關，都可以參與天則的項目，都可以到天則的講壇上發表自己的觀點。而天則研究所本身就是一個制度。這些年天則的發展過程，也是天則這個研究所制度完善的探索過程，是我們自己在天則這個制度內看到制度的作用從而更加相信制度作用的過程。

　　我最初五位發起人之一，也就是最初結構中的“股東”之一。但是我后來辭掉了股東身份，原因是我成為了一個研究基金會的負責人，這個研究基金會是可能對天則所的研究項目進行資金資助的，這就可能發生利益沖突――由我任秘書長的基金會給我是股東之一的研究所(公司)進行資金資助，會導致潛在的腐敗的可能。于是我提出的辭呈，理事會和股東會作了研究，大家都同意，盡管在法律上目前我們還沒有對此作出規定的條款，盡管大家可以信任我這個人的道德情操，但在一切涉及利益沖突的問題上，應該也必須依靠制度的約束，對我有好處，對天則的長期發展也有好處，對我們推進制度建設的進程有好處。于是提議獲得通過，我不再是股東，只留任理事。天則的理事本身是一個公益的工作，沒有任何的金錢往來。

　　我本來就沒有為天則的建設付出很大精力，不當股東后就更是沒有再作什么工作。應該說，天則這十年，主要就是在茅于軾、盛洪、張曙光三位的全身心的投入下走向成功的。象我這樣的理事會成員，基本上沒有作什么工作，只是在分享由他們三人所創造的榮譽。但天則所一直堅持了理事會作為決策機構的制度，并且確實有效地利用了這一制度。1997年的一天半夜，張曙光突然來電話，說常務理事們在是否接受南德公司贊助的問題上產生了嚴重的分歧，第二天又必須作出決定，因此決定按照制度規定提交理事會全體會議審議。于是，第二天一早7點，我們全體理事從四面八方趕來，最終通過投票表決做出了不接受贊助的決定。這個決議本身是否正確，另當別論，這個事情所體現出來的是制度的作用和我們依靠制度的必要性――在利益一致、觀點一致的時候，制度的作用是隱形的，可能都會被人認為可有可無，認為是一個多余的東西。制度只有在利益沖突、觀點不一致的時候，才發揮著明顯的作用。其實這正是制度的本意――制度就是為了調解和調節利益沖突而在事先明文定下來的行為規則。

　　這些經歷也是一種知識，一種關于制度的鮮活的知識。天則所今后的進一步發展，也取于它是否能將自己的制度進一步完善起來。

　　二.知識不一定能為自己掙錢

　　在天則十年之際，盛洪感慨道：天則的奇跡，就在于它存活了下來。這是肺腑之言。但這也是一個值得我們自己深刻反思的地方。特別是，這一認識與我們當年發起天則時躊躇滿志，堅信“有了知識一定能掙到錢”(從而能用這個錢來養研究)，有了一個極大的反差。而且在事實上，這十年，也是天則從一開始的搞商業咨詢與搞學術研究并舉，轉了一圈回到以學術研究為主的定位上來的過程。為什么會是這樣？其中的道理在什么地方？

　　仔細分析一下天則的這幾位骨干份子，應該說都是一些典型的書生，是一些一天到晚想的是作學問的人，關心著一批非常抽象、非常學術的問題；對實際問題的關心，也都主要限于那些公共政策，在于那些與制度而且主要是公共制度有關的問題。這是這批人的人力資本的特質。

　　學術研究屬于基礎科學研究的范疇，公共政策研究屬于公益事業的范疇。而所謂學術問題和公共政策問題的一個共同特點，就在于它們都屬于“公共物品”的范疇。這種物品的特點就在于，它為社會提供的收益可能是很大的，但這種收益是由社會全體、眾多的人群和利益集團所分享、所共享的，而每個人的收益大小是很難界定、很難分別計算的，因此要為這個物品定價，要讓人們來為其付款，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商業咨詢所提供的是私人物品，為一個私人或一個公司所獨享，收益也就容易定義，人們從中“掙錢”，當然要為此而付費，相對較為容易(不容易的是你是否能使對方真的感受到他從中可以受益，而且承認這種收益)。

　　這里面存在的問題就是：如果你的人力資源的特質是從事學術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你的那個知識的確是可以“掙錢”的――使整個社會更好地掙錢，掙大錢――但是卻不一定能為你自己掙錢的，除非有一種機制能夠將社會收益的一部分有效而合理地從眾多受益人那里轉移過來。

　　這自然讓我們想到了政府與稅收機制。政府作為一個公共機構，將稅收的一部分用于基礎科學的學術研究和公共政府研究，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也是過去我們的體制的主要部分。

　　但是天則的這批人看到了傳統公共研究機構的弊病和只有公共研究機構的不足，立志于探索一條新的“用咨詢養研究”的道路，也就是由提供私人物品掙到的錢用于公共物品的提供。

　　這是否是一條可行的道路呢？應該說是的，是可行的道路之一。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確有一些私人機構在從事咨詢的基礎上，進行學術與公共政策的研究，為社會服務。

　　但是，這條道路的成功，是有條件的，基本的一條是從事這一工作的人的知識結構要比較全面，要是“全材”，既能作咨詢，又能做研究。這不一定要求每個人都如此，它可以是一群人中不同的知識資源互補，有人作這個有人作那個，在一個體制內相得益彰。

　　由此來對照，天則這十年來探索“用咨詢養研究”道路之所以在經濟上較為困難，是因為這批人的知識過于“同構”，這種同構的特質又在于太為書生――骨干們都沒商業的知識和經歷，學術情結又極為強烈。總之，他們的知識，或許是能使別人掙錢的知識(通過增進大家的科學知識，通過推進制度改革和政策調整)，而不一定是能使自己掙錢的知識。

　　因此，天則后來的定位調整，是對的，是大家最終承認，這批人可能不適合走“用咨詢養研究”的道路。

　　三.專業分工的新機制：如何讓資源通過非政府的渠道流向學術研究？

　　那么，是否應該使天則的這批人通過學習商業咨詢來改善知識結構，來走好“以咨詢養研究”的道路呢？我想不必。第一，這對于這批人來說可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第二，我們應該相信任何特質的資源都會有其特殊的功用，沒有必要都是全才，“全才”由于缺乏專業化的優勢，可能反倒是庸才。甚至，第三，天則也沒有必要非要通過引進其他人材形成資源優勢互補。那些能作商業咨詢的人愿不愿意到一個由學究們領導的機構中來為學術研究掙錢，且另當別論；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應該進一步探索是否有別的道路更適合于這樣一批人的特質。經濟的發展應該是以多樣化的制度去有效利用多樣化的資源，而不是讓資源同構化去適應單一的制度。那是計劃經濟試圖做的傻事。

　　除了政府資助研究，商業咨詢養研究這兩條已經討論過的道路之外，另一條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已被證明可行的道路就是專業化分工之路：能掙錢的人們專業化地掙錢，然后在一定的機制下將一部分利潤捐給學術研究基金會，以資助學者們從事專業化的研究。不妨稱為第三條道路，或“私人捐助養研究”的道路。

　　這條路應該說已經開始在中國形成了，但要有大的發展還需要一系列條件的形成。它們是：

　　第一，經濟有大的發展，私人財富有較大的積累。中國的第一代企業家在一二十年后的捐款，可能是這一領域的真正的“第一桶金”。

　　第二，形成有利于私人捐款的制度，比如說對公益事業捐款可以減免所得稅、遺產稅的制度。在這方面我們還差得很遠。

　　第三，在社會上形成“把大的財富留給子女是害了子女”的觀念。

　　等等。

　　天則本身就是一種探索。天則的探索，以及我們其他一些非政府研究機構在研究體制方面的探索，都是具有長遠意義的。我們正處在制度轉型的過程中，新的體制正在各個領域里不斷形成。這正是我們這些研究制度的人深感興奮和激動的原因，也正是天則的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