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 天則經濟研究所

　　我從來不上網，因為沒有時間。不過從發給我的電子郵件中也知道有許多評論我的文章，好的壞的都有，這很正常。有人罵我是偽學者，偽君子，被政府收買了等等。我并不計較這些，也懶得去反駁。另一方面又有人把我抬上天去，把我變成了圣人。其實我二者都不是。我是一個普通人，也有七情六欲，需要和錯誤思想作斗爭，也經常拿不定主意，搖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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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

　　冤枉我是偽君子的人，有一些是我認識的。其實他們是很有熱情的青年人。但是缺乏寬容。這件事使我想起了反右派。那時候的積極分子除了少數想入黨，踩著別人當梯子向上爬的人之外，大部分也是有熱情的青年人。憑這份熱情他們不惜冤枉好人。近一些的文化大革命，此中也有許多熱血青年，抱著解放全人類的熱情，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這些人和現在的熱血青年雖然政治傾向正好相反，但是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缺乏寬容精神。主張專政的人不講寬容還情有可原，為什么追求民主的人也缺乏寬容呢？民主最最需要的正好就是寬容。可以說，沒有了寬容就沒有民主。這二者幾乎是等價的。我們向往民主的朋友們，如果不明白這一點，用絕對和嚴厲的態度追求民主，如果果真他們的″事業有成″，中國就要吃大虧了。再一次大規模冤枉好人的類似于反右派的運動完全有可能發生。我們往往以為文革等罪惡是一些壞人干出來的，殊不知他們絕大多數不是天生的壞人，好的出發點也能干出壞事來。而且一件事是好是壞當時是很難判斷的。寬容是一付良藥，它能防止因判斷錯誤而干的壞事。雖然寬容本身也可能犯錯誤，就是縱容了壞人。如果我們不得不做選擇的話，我寧可選擇因寬容而犯錯誤。從歷史的經驗來看，不寬容而犯的錯誤遠遠超過因寬容而犯的錯誤。

　　民主這個詞是翻譯過來的，不是土生土長的。中國從來沒有民主的生長土壤。可惜這個詞翻得很不準確。民主容易誤解為人民當家作主。如果這樣理解民主，結果必將是內亂紛爭，因為誰都是人民，都有理由當家作主。你是人民要當家作主；我也是人民，也要當家作主，豈不就爭起來了嗎？把民主理解為協商和寬容，和專制的一個人或一個集團說了算不同，爭論就有了解決的可能。有人批評中國人民主講得太多，憲政講得太少。這批評是對的，就因為民主這詞沒有點到要害。當然叫喊民主也是有用的，對主張專制的人會有一點限制。

　　進而言之，我覺得主張憲政還不夠，寬容才是最后的精神。沒有寬容的憲政必定是爭爭吵吵的議會鬧劇。只有本著寬容精神的協商合作，才能得到良好的政治。當然，寬容是有前提的，這就是人與人的平等。寬容是指放棄對別人指責的權利。奴隸對奴隸主就談不上講寬容，因為他根本沒有指責主人的權利。而且奴隸對奴隸主反抗是正當的，強求他們講寬容，難道要他們永遠當奴隸嗎？所以任何人和人不平等的關系將排斥寬容的可能性。當人和人已經處于平等地位時，或者說，在已經有了人權和民主的社會中，彼此之間既可能互相寬容，也可能互相苛刻。所以說，寬容是人權社會中人與人相處的最重要的原則。現在我們還不是人權社會，但是在將來我們應該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社會這個問題上，應該有共同的認識，而且也應該從現在起就培養寬容的精神。

　　在學術問題上，在政治問題上，寬容是必須的。不論別人發表什么樣的意見，哪怕自己認為是錯誤的，也應該抱著寬容精神。因為正確和錯誤往往并不容易判斷。自己認為正確的未必真的正確；認為錯誤的未必真的錯誤。歷史上這一類的經驗教訓實在太多了。這個道理顯而易見，但是往往被多數人所忽視。甚至有些非常有水平的學者都在這方面犯錯誤。寫文章挖苦人，其實是損人利己，從讓別人痛苦中獲得自己的快感。

　　對待強盜小偷殺人犯要不要寬容？這是另一類問題。就事論事，應該以直報怨，該制裁的要制裁，該處罰的要處罰，但是要與人為善，從教育出發，給人改過自新的機會。但是從更全面，更歷史地看問題，還是要有寬容精神。這些人之所以去偷去搶，難道社會就沒有責任嗎？收入分配的不公，司法的不暢通，教育的不普及，社會風氣的錯誤引導都對此有一定的責任。所以以德報怨是有道理的。初看是過于縱容，于事無補。但是從歷史的眼光看這是解決問題更為根本的辦法。全世界反對恐怖主義有沒有效，就看是否有寬容精神。或者說，現在反恐怖之無效，正因為缺乏寬容的反省精神。以德報怨看似不合理，但是它是許多宗教能夠存在幾百幾千年的原因。基督教主張別人打你的左耳光，你再把右耳光給他打。這確實是很不合理的，但是這個主張繼續了幾千年，有很強的生命力。它有內在的合理性。

　　過去兩國交戰，戰勝者拿俘虜當奴隸，甚至在凱旋慶典上大批屠殺俘虜。后來發現這樣做對自己并沒有好處。以后就改為要求戰敗國割地賠款。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戰敗國德國就是這樣處理的。但是德國百姓在巨額賠款的壓力下，民不聊生，希特勒趁機上了臺。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戰敗國德國和日本沒有要求戰爭賠款，相反還給予了巨額重建援助。結果這兩個國家基本上變成了和平國家。上次海灣戰爭對伊拉克要求戰爭賠款，弄得伊拉克百姓痛苦不堪，學校里連教科書都沒有，因為缺乏起碼的醫藥，產婦和嬰兒死亡率大幅度上升。而獨裁者薩達姆卻依然揮霍無度。打科威特是薩達姆作的決定，可是懲罰卻由伊拉克的老百姓來承受，的確是極大的不公。這種尖銳的對比使得薩達姆的形象更為可惡。其實這才是第二次海灣戰爭的真正原因。說薩達姆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因為沒有事實根據，薩達姆不會服氣。薩達姆已經接受了聯合國各種苛刻，甚至是侮辱性的檢查要求，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的蛛絲馬跡，仍然冤枉他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論是誰也難于咽下這口氣。對薩達姆這種無根據的指責，他受到的種種屈辱，使他拒絕投降，決心抵抗到底。最后造成現在騎虎難下的局勢。如果對他的指責集中在對人民的獨裁壓迫，他或許會服氣。但是這樣又違反了不干涉國家內政的聯合國憲章。反省對待恐怖主義的結果；以及對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對戰敗國的處理和上次海灣戰爭對伊拉克的處理，它的基本經驗教訓就是對廣大人民的制裁不可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國與國之間的問題，集團之間的問題，或者說，一切政治問題，只有寬容能夠解決。

　　許多國家都發生過獨裁者對人民大范圍的屠殺，成千上萬的人被莫須有的罪名嚴刑拷打，判處死刑或者流放。有許多人就此從人間蒸發，再也找不著了。在蘇聯，拉美，非洲幾個國家都發生過。相比而言中國還算是運氣好的，毛澤東雖然大批量地斗人整人，倒沒有大批量地殺人(除了解放初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如果像蘇聯那樣，知識分子中有獨立思想的大多數，早已被殺，而今已不存在了。凡是發生過這種事情的地方，都面臨著如何對待過去參與屠殺的集團的問題。如果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這樣冤怨相報如何了結；如果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不對殘害人民的專制者以懲罰，又怎么能防止以后的類似行為？所以一旦發生大批量地殺人事件，處理起來總是非常困難的。

　　在國際間發生的這類事件，有國際法可用，可以以殘害人類罪起訴。但是在一國之內，只能援用本國法律，而國內法一般沒有針對這類罪行的條款。所以就得就事論事，個別解決。一般情況受害人總是要求嚴厲懲罰加害人。這樣的結果難免冤怨相報，社會難于恢復到和平正常的狀態。但是如果不加追究，又怎么能預防以后類似事件的發生。起訴一個政權比起訴一個個人更復雜，因為政權是一個組織，牽連到眾多的個人和單位。在整個犯罪過程中各有各的責任。此時，解決的辦法多半是只追究主要領導人的責任。就像整個文化大革命，雖然枉死的人千千萬萬，直接參與的人也不計其數。但是就文化大革命這件事而言，最后只追究了四個人，就是四人幫。其中對于個人只追究刑事罪行，而不追究政治責任。

　　大規模罪行的主要責任者都是顯赫的政治家。對他們起訴，與其說是為了報復，不如說是為了教訓后人。所以要達到的目的是他(們)個人真誠地承認錯誤，做出最能表示改悔的行動。這樣的要求雖然不高，但是對于過去萬人之上的領導人來講，絕不是容易的事，必須經過內心的劇烈斗爭，放下架子，當著大眾的面懺悔。這樣的事只有在原來的政權大勢已去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發生。倒不是說這些人不可能良心發現，而是說良心只有在巨大壓力之下才能被喚起。

　　對于受害一方來講，雖然恢復正義的要求完全正當，但是萬事有其限度，即使是追求正義也得有限度，過了頭就會造成新問題。所以抱著寬容心態是必須的。追究過去是為了將來，否則是沒有意義的，往者不可悔，來者猶可追。我們對文化革命采取了相當大的寬容態度，才有今日的繁榮。如果無窮無盡地追究過去，彼此糾纏，我們今天可能還沒有從過去的斗爭中緩過勁來，還有什么建設可談。當然，寬容不等于文過飾非，不吸取過去的教訓。否則文革的災難，大規模對人的侵犯，無緣無故地被整，可能再次降臨。應該說這種危險是確實存在的。而且在個別情況里還確實發生著。我們不得不為此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