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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孫永麗 于揚/文
雖然所有的懸念都已有了結果,金秋的北京仍然沉浸在剛剛結束的盛會的氛圍中。在各種解讀十六大報告的版本中，董輔礽保持著他對非公經濟發展的持續熱情。
董輔礽使用這樣一個關鍵詞解讀十六大報告：財富。
董輔礽說，自十五大報告明確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才算“正了名”，才走上了順利發展的軌道。但其中也并非全無障礙。正名之后如何清除障礙，特別是走出那些長期歷史慣性形成的理論認識誤區，是推進非公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首要任務。
董輔礽說，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包括要使“家庭財產普遍增加，人民過上更加富足的生活”，“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強調在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時，“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明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私人財產的法律制度”；等等，這些都使我們獲得一個認識和理解“財富”的新視角和新基點。
“私有經濟一定是在私有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沒有私有財產就沒有私有經濟，沒有私有財產也就沒有追求財富的動力，沒有競爭的動力，因而也就不會產生市場競爭和市場經濟。”董說，“如果公有制的基礎上能夠產生市場經濟，蘇聯早就發展出市場經濟了”。所以，他指出，要發展市場經濟必須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為此必須首先允許私有財產的存在，必須承認財富與私人財產對社會及生產具有的巨大作用，對私人財產作出應有的保護。
他認為，必須對財富的認識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財富并不一定必然是會帶來罪惡的東西，關鍵是要看它是否合法取得的，要看它是否合法支配使用的。
他表示，必須毫不動搖地肯定“財富”所具有的正面的、積極的、進步的意義。
“從‘財富’到‘資本’，還存在著第二個跨越。”董輔礽說，在我們長期的認識過程中，如果說，在財產的使用形式上，人們一般還能夠認可被用作消費的財產的話，對于作為投資的那部分私人財產也就是資本，則存在著更深的認識障礙。現在，十六大報告中將資本與勞動、技術和管理一起界定為可以按貢獻參與分配的重要生產要素之一，這是對資本認識在理論層面上的重要發展，應當說是一個新推進。
關于財富與社會發展，董教授說，以前我們一直認為，私有財產的積聚必然造成社會的兩極分化，財富和貧困同時向兩個極端積累，從而造成深刻的對立和矛盾,而且貧困者不僅相對貧困而且絕對貧困。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生產的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特別是股份制和合作制這些新經濟形式出現后，財產出現了越來越“公眾化”，“社會化”的趨勢。如股份公司使公司的資本股份化和證券化，這樣就產生了一些新的現象，辦一個企業不一定由一個人積累起所需的全部資本，而可以由社會公眾通過購買公司的股票這樣的辦法籌集資本，這樣許多的社會公眾可以通過購買公司的股票，而成為其股東，從而成為企業的所有者。這樣隨著生產社會化的發展，隨著人們收入的增加，那種除了出賣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的無產者可能越來越少，而整個社會出現一種“有產者化”現象。譬如說像有的國家那樣出現八成以上的家庭擁有基金，一半以上的家庭擁有股票的情況。
這時，財產的社會化與公眾化，將催生一種新的擁有社會財富數量的人群結構，即紡錘型的財富分配的人群構成形態，中間的“中等收入人群”越來越多，而極富和極貧的人群非常少，這將是隨著社會化大生產和公眾投資理念成熟后出現的新趨勢。
董輔礽分析說，這種社會財富結構是比較好的，因為，這部分龐大的中等收入人群一方面對整個社會的穩定極有好處，另一方面，由于這部分中間群體既有很強的消費欲望，又基本上有足夠的能力去實現其消費；同時，他們又有不少的積蓄，或者自己直接用于投資，或者間接地被他人用于投資。所以他們將是拉動社會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主流力量。
董輔礽認為，這樣的結構，現在我們國家還沒有形成，但肯定是要形成的。十六大報告中也有明確說法，即“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這也可以說是我們對“共同富裕”目標的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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