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鐘偉
在今年3月人代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朱總理提出了政府應當關心弱勢群體的說法，這是“弱勢群體”一詞首次見諸官方文件。然后民政部有官員說，所謂弱勢群體，指的是老弱病殘及城市下崗失業人員云云。接著媒體突然開始具有了深切的弱勢群體關懷意識，諸如保護城市中的弱勢群體，保護股市中的弱勢群體等等，甚至最近有文章說，為了關懷弱
勢群體，這些人最好遠離中國的股市。對弱勢群體洶涌而來的淚水和關心，本來是件好事，但如此濫用和界定弱勢群體概念，恐怕就讓人啼笑皆非。
什么是強勢人群？什么是弱勢群體？據說所謂強勢人群，是指經濟收入較高、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在生活時尚和消費潮流方面居于主導地位的階層。北京曾有媒體這樣勾勒所謂的強勢人群的標準像：“他(或她)是一位36歲左右較為成熟的年輕人，擁有高中或大專以上的學歷，供職于政府機關、教科文衛單位或企事業單位的公務員、專業人士或白領人士，他(她)是擁有較高經濟收入和消費投資決策能力、對于流行時尚敏感的享有最多的高檔和豪華生活用品的城市人�！边@哪里是什么強勢人群，分明是新生代的中產階級嘛！我相信在眾多的直覺中，所謂強勢，是和財富直接掛鉤的，越是大亨巨富，越出有車居有豪宅，就越接近于強勢人群，很少有人會將并不太富裕的人群納入到強勢人群中。
至于弱勢群體，其界定就更奇怪，據說生活在城市中的孤寡老人、貧困學生、失學兒童、殘疾人屬于弱勢群體；一般企業職工、下崗工人、進城打工者、以及那些在社會平均收入之下的城市人都在“弱勢群體”之列。在人們的潛意識中，實際上是將弱勢和中低收入人群悄悄劃上了等號。
然則不自覺地以財富的多寡來界定強勢或弱勢真的確切嗎？不妨看一下歷史上的一些事。在吳思的《潛規則》中，吳思說，他曾經見過明成祖朱棣的一道圣旨，說的是“那軍家每年街市開張鋪面，做買賣，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買辦？你部里行文書，著應天府知道：今后若有買辦，但是開鋪面之家，不分軍民人家一體著他買辦。敢有違了的，拿來不饒。欽此�！庇羞@樣的圣旨，管你是北京城里富甲一方的商賈，還是做血汗小本生意的走販，甚至是天橋賣大力膏丸的，只要是官府來勒索，你只有乖乖地奉上，皇上分明說了：“敢有違了的，拿來不饒�！蹦昧舜蛄嗽琢耍M敢抗爭？山西祁縣的喬家大院也很有名，喬家在清康乾盛世時已是巨富，但喬家和絕大多數晉商一樣，其發跡史相當青白，其子孫也篤守仁義， 喬家也許經得起商海的驚濤駭浪，但卻經受不起官官的巧取豪奪，終于喬家衰敗不堪了。可見把“有錢人”等同于強勢群體是大有問題的，在強權面前，再多的財富也可以被巧取豪奪乃至剝奪殆盡。
富人尤且如此，窮人就更不用說，我們回顧過去時，白居易的“賣炭翁”是小學生都能瑯瑯上口的，那么一個衰邁的老人，“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而結果呢？卻是“一車炭重千余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綃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時間過去了千年，賣炭翁的悲劇是否就杜絕了呢？我更擔心，昔日賣炭翁的“泥中歇”，變成了現在的“隨地違章擺攤設點”；當時宮中還拿點綃綾之類點綴，變成了沒收小販的三輪車水果蔬菜另加罰款。
我們也不妨看一看現在農民的狀況。李昌平在《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的前言中說，有許多次，農民哭著給他下跪，求他救助失學的孩子，求他救救生病的父母，求他幫助老實人伸冤。李昌平已經記不清農民給他下跪的次數。前言的最后一行文字是：“我現在懺悔我的過去。我怕懺悔遲了，上蒼不再原諒我。”是什么導致曾經強悍的、無數次揭竿而起的中國農民經常長跪不起呢？僅僅是因為其自身的貧困？用財富多寡來解釋強勢弱勢，顯然是極其荒唐的。
那么，誰是弱勢群體？那些基本權利受到了損害的群體，就是弱勢群體。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就曾經說，人的智力和體力不同，贍養的家庭人口多少不同，那么其富裕程度就會有差異。在中國，貧窮也往往并非老弱病殘所致，而是其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受到了威權的剝奪和侵害所致。中國公民的基本權利有哪些？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民法通則中的有關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有：政治權利，主要包括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言論集會等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社會經濟權利和文化教育權利等內容。因此不管是強勢還是弱勢，在不受制約的強權面前都并沒有太大的差異，如果說有，那不過是祭品中的牛羊還是雞鴨的差別，不過是案板上的大魚和蝦米的差別。祭品是不能免于恐懼的。
因此，正確地對待弱勢群體的態度，不是眼淚和同情，而是維護他們的基本權利。亞當斯密曾經說，社會上，除乞丐外，沒有一個人愿意全然靠別人的恩惠生活。對他們，如果給予的僅僅是同情和憐憫，他們將會失望。而正是因為忽略了對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利的申張，所以才產生了種種以保護弱勢群體為借口，行進一步損害弱勢群體基本權利之實的怪誕現象。例如一些官員呼吁加速城市低保線的建設，卻全然看不到大中城市的低保水平，仍接近農民人均收入的兩倍，并且僅僅覆蓋了2000多萬城市人口！例如一些媒體把股市中的中小投資者視為弱勢群體，以保護他們權益的名義勸他們遠離股市。這些都是令人非常驚訝的主張。
誰在為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利，例如為農民的土地承包權、遷徙權和自由就業權，為工人不幸被一次性強制買斷工齡等基本權利受到侵害而挺身出來，那誰就是在維護而非同情弱勢群體。如果以進一步剝奪他人的基本權利作為行使社會公平的借口，那就是值得警惕的。不主張最廣大民眾的基本權利而談扶持社會弱勢群體，無異于緣木求魚。
據說《亞洲華爾街日報》在2001年還排出過千年全球最富50人，中國有6人上榜，他們分別為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忽必烈、明朝太監劉瑾、大貪官和王申、伍秉鑒和民國的宋子文。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是真正的商人。因此，不以基本權利的保全狀況，而以財富來衡量強勢弱勢，對中國社會進步沒有意義。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本報特約評論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