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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小敏
中國怕是有點幸運，其整個經濟，無論是體制轉型、結構調整，還是階段嬗遞、臺階攀升，這一切變化的“拐點”、“臨界點”，似乎都與世紀之交、千年之交同起步來。真正轉過去會是什么樣？怎樣把握和預測中國經濟下一步走勢？當務之急恐怕是要學會和引入一種視野更寬、關注更廣的戰略思考。
WTO與經濟全球化
WTO是具體的，她是建立在一組游戲規則上的一個國際組織，WTO的創立與發展，表明了經濟全球化大趨勢的增進與加深。
經濟全球化則是一個曲折起伏、時快時慢、間或有局部倒退的歷史進程；即便是在經濟領域(如信息、金融、投資、貿易、技術、人才、服務等)，全球化的進展程度與普及層次也是差異顯見的。這種差異，是全球化進程中出現諸多區域化沖動與努力的底因與動源，也是全球化進程必然伴隨的各種爭執、矛盾與沖突的根源。
美國、各個大國及大的區域性集團、跨國公司、各種重要的(官方的、非官方的)國際組織、互聯網、各國政府與民眾對信息、知識、文化、科技、旅游、環保、多樣化豐富人生等日益的交往互通性需求，是影響全球化進程的主要的能動要素。
中國需要世界，世界亦需要中國。中國加入WTO，在中國是大事，在世界也是大事。她也許是歷史苦苦積蓄到新世紀、新千年來臨之際才毅然奉獻的豐厚贈禮。
積極進取與戰略設計
加入WTO，融入全球化，中國首先需要的是提升和煥發自身文化中曾經擁有過的那種積極開放的大國心態，以及需要一種較前更具深廣洞察力的全球戰略性眼光。江澤民同志最近提出“三個代表”、“三個創新”及“走出去”戰略等，適時表達了這樣一種積極取向。以被動的弱者心態和僅僅局限于國內資源的整合調適對策，是難以做到因勢利導，因時制宜，趨利避害，主動出擊，從容應對，說為吾用的。
中國加入WTO，各大國與大的國際組織，均以戰略級事物視之待之。反觀中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開放帶動改革，通過各種談判途徑，積極爭取加入WTO，本身便是一等一的戰略抉擇。然而，加入前與加入后是大不一樣的。宣告加入WTO后，中國需要一整套更為明晰系統的戰略目標與戰略舉措。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以“一心兩點”的治國方略和“一體兩制”的操作戰略相配合，才有了今天的局面。那么加入WTO后10-20年這個時段內，中國應當抓住哪些戰略性的“著眼點”與“入手處”呢？怎樣去爭取全局的主動性呢？
“大棋局”
以前計劃經濟封閉時代，“全國一盤棋”；如今全球化開放時代，“全球一棋局”。要敢于和善于在這個“大棋局”上面布子作眼。
冷觀近10年世界格局大變動和各種力量消長重組趨向，以中國當前已有的位勢與實力，在5-10年之內，似應在“大棋局”上面布子作眼。
冷觀近10年世界格局大變動和各種力量消長重組趨向，以中國當前已有的位勢與實力，在5-10年之內，似應在“大棋局”中著力營造兩只“活眼”：
一為“政治眼”。即與俄、歐、日等眾強形成較好的戰略合作關系，以利在全球論壇上對美形成互利(而不是互害)互動的制衡關系。
二為“經濟眼”。即著力促成以粵、閩、港、臺為中心區域的“中華經濟圈”，大力促進這一區域經濟合作互補關系快速攀升，使之成為亞太經濟圈中增長最快的“晶核”，北牽日本、南引東盟，借以提高大陸在亞太經濟圈乃至全球經濟事務中的發言權。為達此目標，需要精心營造“深港——粵港”經濟合作新的架構，穩健地處理好臺灣問題。
有此“兩眼”作為“根據”，中國在“大棋局”中便“活”了，先活棋，再爭勝。
大循環
80年代中央提出過“學會利用兩個市場，即國內與國外市場”；到80年代末，有學者提出“經濟大循環”的構想，希冀利用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獲取外匯，進口國外先進的技術與裝備，用于改造我國日益陳舊的傳統的重化工業。然而，這后一種構想并未能如愿實現。整個90年代的實踐告訴我們：第一、學會和充分利用兩個市場，進而學會和充分利用國內、國外各種資源(包括資本、技術、管理、人才等)，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是最好的富民強國之路。國內國外的各種要素，愈是能方便地大規模地流進流出，便愈是能形成良性的經濟循環，學習和利用的效能便愈是明顯。深圳、上海等地經驗說明了這一點。
第二，傳統的行政配置資源方式與市場配置資源方式是很難長時間合理高效鏈接的。兩者之間日益增長的體制性障礙與成本，不僅阻斷了出口工業及消費的工業與重化裝備工業的循環，而且是造成東、西部差距過分過速拉大的重要原因。
迅速清除各種要素流動、組合方面的軟(法律、政策、管理、服務)硬(交通、通訊)件方面的“瓶頸”，真正促進國內外、東西部的經濟大循環，是“十五規劃”期間首要艱巨的任務，也是較快地克服和緩解國內宏、微觀經濟以及社會政治上諸多困難，壓力的最重要的途徑。
大市場
市場大、潛力厚，是中國最大的優勢之一。可惜至今仍被條塊分割，行政壟斷、司法不統一、信用衰敗等弄得斑駁陸離，遠未發揮出其應有的優勢。
堅決推進政企分開的改革，變行政性壟斷為寡頭競爭或多元競爭，建立和試辦跨行政區劃的巡回經濟法庭及行業性仲裁組織，扶持和依靠各種中介組織與廣泛的新聞、輿論監督來整刷和重建經濟生活中個人及各類人的資信基礎，各種政策、法律法規的統一及透明化，堅決實施國民待遇，各類內外企業一律平等，等等，是促進大市場興盛的主要方法。
統一的大市場的健全與完善，國內外與國內各地區之間的巨大不平衡，差距將轉化成難以估量的動能與勢能，各類創新活動將獲得無與倫比的廣闊空間，推動和引導各種要素快速流轉組合現實的生產力。
大力推進經濟的民營化
發展民營經濟是新階段經濟工業的主旋律。民營經濟包括各種形式的國有民營企業、民有民營企業和“三資”企業，三者合流，已成大潮。深化企業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削減行政性壟斷行業，健全市場體系，促進經濟良性循環與可持續發展等與發展民營經濟互為因果。“民營”對應“國營”、“官營”，強調的是企業自主經營與依靠市場配置資源，各類股份制、產權變革的深入進行必然導致民營經濟的大發展。
構建現代政府管理體制
從現實觀察，改革的重心已轉向政府職能轉換與行政管理現代化方面來了，以此為軸心，科技改革、教育改革、文化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以及社會公共服務領域諸多方面的改革得以更為迅速地展開與推進。國民經濟信息化建設和“網上政府”的推動，使這一變革潮流更具時代感與現代色彩。
現代化、產業化、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是變革潮流所依時空背景中的幾個最重要的輻射源。
有預見、有目標、有步驟、有領導地推進這一變革，是這一變革順達彼岸的根本保證；從各地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發展極不平衡的現實出發，鼓勵和放手讓有條件的先進地區率先進行創新試驗，取得經驗，逐步推廣，是減少風險阻力，穩妥推進的最好方式。(作者為國家體改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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