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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周刊》記者/仇勇
曾經，當我們把吸引外資作為發展國民經濟的一項重要策略時，我們期待它不光能帶來我們短缺的資金，還能讓我們在引進合作中學會先進的管理經驗和市場操作本領。20多年過去，中國的市場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國際品牌，中國的企業卻逐漸淪為跨國公司競爭的配角，在越來越多的合資企業里，尤其是本期我們關注的洗滌日化消費品領域--天津漢高、上
海家化、廣州寶潔……不斷上演著中方股份被逼出局的故事。
是誰？是這些跨國公司--德國漢高、美國莊臣、美國寶潔……把中方股份逼走的嗎？還是說，是越來越慘烈的市場競爭把后者淘汰出局？
這些故事似乎僅僅是一個個孤立的案例。但如果放到更大的層面上考察，就會發現，20世紀90年代后期，跨國公司已加緊了對中國市場的爭奪，中國市場不再僅意味著巨額的利潤和廉價的勞動力，而是成為跨國公司間競爭的戰略要地：原本領先的要以在華的占有率鞏固地位，起初落后的更希望在對中國市場的征服戰爭中成為全球新的霸主。
在這樣一個相向而遇--外資努力進入中國和中國逐漸適應接受的過程中，誰是游戲的最大受益者？誰在博奕中掌握著的主動權？10月10日和15日，本刊記者分別在京滬兩地采訪了國家計委對外經濟研究所國際金融室主任、研究員陳炳才和復旦大學企業管理系主任、博導薛求知。
《商務周刊》：中國利用外資的歷史已有20多年。在我看到的有關跨國公司在華發展情況的討論中，都會提到1992年，大約從這時候開始，跨國公司紛紛加大了對華投資的力度。為什么會出現這么明顯的差異？這期間到底經歷了什么樣的變化？
薛求知：我把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從時間上劃分為兩代。1992年以前為第一代，主要以港臺澳和東南亞華人投資為主，第二代以美日韓和歐盟國家為主。兩代外資企業很大的不同點在于市場的側重點不同。第一代的產品銷地主要是歐美市場，當時周邊地區生產成本上升太快，中國恰逢剛剛開放，因為看中中國的低價勞動力，第一代外資企業紛紛把加工地放到中國，但他的市場方向沒有變化。我們可以認為它僅僅是加工地的變化。
第二代外資的重點是看重中國市場本身，不見得是看重中國勞動力的成本。中國的市場已具備相當的潛力，而這些跨國公司也具備進來的實力。
為什么會出現時間差？有這樣幾個因素：一是中國市場開放之初的不確定因素很多。二是跨國公司考慮中國市場本身潛力的大小問題。中國的消費市場表面上很大，實際上并不大。三是我們還有一些行業并沒有對外開放。另外是在某些領域我們執行的不正常的價格體系，造成商品價格扭曲，跨國公司覺得無利可圖。進入90年代，中國的市場價格體系逐漸理順，一些新開放的行業提供了較大投資空間，更重要的是中國近幾年持續的經濟增長使得市場潛能得以發揮。
在第一階段，跨國公司一般采用產品進入的方式試探中國市場。
《商務周刊》：中國加入WTO后，利用外資方面會呈現什么樣的趨勢變化？
陳炳才：以前，國內企業可以利用國家對合資企業的優惠政策來謀取利潤和更好的發展條件，還可以利用外資的技術、品牌、新產品等獲得市場，但是，中國加入WTO后，內外資企業的待遇差別將不復存在，我對加入WTO后五年內中國每年利用外資規模的判斷是這樣的：基本穩定和略有下降，估計年均規模不超過400億美元。
有這樣幾個原因。一是外資利用制度、市場、政策優惠等來獲得利潤的因素將逐漸消失。二是，制造業的外資可能出現萎縮，服務業是外資進入重點。三是，外資企業以知識產權形式的投資有限，而國內企業會趨向進入資本市場融資。第四點，中國市場對外資的容納量有限，1992-1998年，中國利用外資的最高年份達到450億美元左右，年均280億美元左右，僅僅這一點已經使中國市場產生激烈的競爭，并在2、3內在某些領域達到生產過剩。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本身就是高儲蓄、高投資國家，外資的進入啟動了國內資本的活躍。因此，今后中國市場年均的外資規�？赡芤�400億美元為上限。
《商務周刊》：在這些變化中，顯著一點是跨國公司加強了對原來的合資企業控股權的爭奪，到1999年，國內外商獨資企業的比例已接近40%。跨國公司為什么急于控股這些合資企業？
薛求知：這涉及到跨國公司管理中一個比較核心的問題：股權策略。從管理的角度來講，或者從推行公司戰略的角度為講，合資只是一種次佳的選擇。如果我是一家獨資公司，我可以完全按照母公司的策略來進行生產經營，但有了合資方后，它會按照它的母公司意圖來推行，這就要花很大氣力來協調管理風格和管理制度，協調成本很大。但在前期，很多時候不得不選擇合資。有的是國家政策規定，必須由中方控股，跨國公司又想進入中國，就相對比較被動地接受合資條件。另外是它們確實對中國市場不了解，也需要一個中方伙伴來幫助打開市場。
而現在，一方面我們對獨資的限制減少，跨國公司也積累了在中國市場經驗，原來被壓制的矛盾現在暴露出來，它覺得合資成本太高，反過來中方對它的支持作用也小了。合資后就好比開展一個互相學習競賽，看誰學得快，跨國公司逐漸有了中國市場經驗，中方合作伙伴對它的用處少了，雙方談判地位就發生變化，獨資可以更好體現母公司意圖。我覺得這樣可以很好解釋為什么合資越來越少。
陳炳才：合資變獨資可能是因為雙方文化背景和管理風格的不同引起了磨擦。早期是因為政策的限制，必須找中方合作伙伴，現在的轉變是基于企業發展自身的考慮。選擇獨資或合資要考慮成本及市場的情況。我相信這種趨勢是會持續的。但這并不意味著跨國公司將來在中國市場的生存能力一定就比本土企業強。
《商務周刊》：如何評價一些合資企業由中外合資變成跨國公司獨資，中方退出股份的現象？
陳炳才：中國企業在合資過程中沒有能力談技術，談控股權，更沒有能力拿市場來換別人的品牌和技術。只有在外方將要淘汰此技術的時候才考慮轉讓。中方還是要發展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
控股是決策發言權的基礎。但外方一時不掌握控股權也是可以的。決定一個企業生存發展還有其它因素，譬如封鎖關鍵技術，像北京切諾基項目，外方沒有控股權，但是控制了技術和關鍵零部件，最后還是能夠保證利潤。
薛求知：我覺得這是一種正常的商業過程。要取決于企業本身的戰略考慮，外方這樣做無可厚非。中方控股地位的喪失，一種是正常撤退。一種是被動撤出：外方要求擴大生產規模，要求擴大投資，中方在合資之初一般以土地或廠房投入，現在無力追加現金，也拿不出新的土地，只好讓出配股的權利。第二種情況相當普遍，也是外方爭奪控股權的一種策略。
《商務周刊》：有人擔心，中國大量利用外資的結果，也使得一些"中華老字號"被收購甚至消失。這種現象發生在中國的制藥、洗滌品、照相機和膠卷等行業。據此有人認為，國家應該加大保護民族產業的力度，限制外商投資的規模和范圍。您同意這種說法嗎？
薛求知：這種看法放在10年前還可以理解。但放到今天就不太現實。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各國經濟互相融合的程度很高，現在很難判斷什么是中國的民族產業。中國制造的概念已經模糊，我們只能講這個價值是在中國創造的。而外方的價值創造本地化也為中國的經濟總量做出貢獻。如果外方不光把他的銷售生產，還把研發也放在中國，這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絕對是有好處的。
陳炳才：一個國家的民族產業發展，除了國家宏觀政策把握以外，更需要企業自身的奮發圖強。讓國家政策現在做出一邊保護和一邊限制的選擇，可能性是比較小的。
薛求知：要開放地保護民族企業。在不同的行業，完全可以采取不同的對策。一類是全球市場產品。如民用飛機、轎車、大型家電和計算機，生產規模很大，各個市場對產品的需求差異性小，這些東西中國沒有必要單搞一套�？梢越槿肟鐕救蚍止んw系內。
第二類是多國生產產品。就是說它不適合在一個地方集中生產然后出口到其它國家，像食品和洗滌品。跨國公司之所以在這塊市場成長起來，是靠品牌和渠道，中國企業應該可以一搏。
第三類是大宗貿易市場�？鐕靖偁幜Σ粡姡缂徔椇统跫壆a品市場。中國企業可以降低成本來參與競爭。
第四類是純國內市場。消費非常本地化，如個人服務業。這些外國企業不大會進來。
我們現在一講WTO后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總是統而論之，實際上應該分行業研究會出現什么樣的競爭態勢，以及應該采取什么樣的對策。
我們過去犯得最大的錯誤是過多的政府行為，想通過扶植來培養中國的跨國公司。我想應該是通過市場選擇，企業從自身利益的角度出發逐漸向海外市場擴展。政府應該做的是創造參與競爭的平等條件。
《商務周刊》：中國加入WTO后，受內外資企業力量對比消長以及政策環境變化的影響，跨國公司在華的經營和競爭會面臨哪些變化？
薛求知：中國加入WTO，實際上是想通過外在的壓力來更有效地推進中國市場經濟的建設。我想強調的是，獲得更大機會是中國的民營企業。中國加入WTO，更有利于國有以外經濟成分的本土企業成長�？鐕驹谥袊袌雒媾R的競爭將更加激烈，也更加有序。
《商務周刊》：有報道說政府正考慮放開外資企業兼并國內中小企業的限制，有人說今后可能會出現跨國公司大規模兼并國內企業的現象發生。
陳炳才：我認為，大規模的兼并，在短期內發生的可能性很小。一是還沒有可操作性的相關法律，二是兼并涉及到企業資產流動，而國內企業的資產可流動性很小。
薛求知：談到投資形式，有一種我們稱之為"綠地投資"，就是新建一個獨資企業。這種形式與兼并相比，外資進入的速度較慢，但采取兼并的方式，相對的弱點是需要更多磨合。另一方面，跨國公司現在也很難找到合適的兼并對象。
從國際趨勢來講，好像通過兼并更加普遍一些。
《商務周刊》：跨國公司已成為經濟全球化浪潮中的重要表征，您能否評述一下這些跨國公司因為不同母國的背景所呈現的不同特點？
薛求知：雖然跨國公司號稱全球公司，到目前為止，很多公司的高層管理者還是同一文化背景，有很多母國的特點。它們基本上體現出三個較明顯特征：全球一體化的效率；對地方回應能力；知識的創建和傳遞，為各個子公司共享。
過去，日本公司在第一點上表現明顯，歐洲公司有更多第二點的特征，美國公司是第三點。但是，90年代以來，這些過去的管理經驗在新的條件下很難適應。比如日本公司過于注重長期計劃，不太注重短期業績利潤，這就表現出推進得比較快，負債率卻很較高，許多日本公司因此陷入尷尬境地，不得不檢討。美國公司受到資本市場監督較強，過于注重短期內的投資回報率�？偟膩碇v，當下倒是有點趨同，大家都希望能在這三點取得一定的平衡。
陳炳才：我有三個觀點：第一，跨國公司不是慈善家而是投資家。第二，"要把我們的工業納入跨國公司的分工體系中"這句話是需要糾正的。納入體系后，不是分工(分工是平等的)，而是等級分類和控制。第三點，跨國公司在華發展是服從它的全球戰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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