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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中央二臺一個配合世界第六屆華商論壇的對話節目上，柳傳志說：“中國加入WTO以后，狼就要進來了。”主持人和眾嘉賓點頭稱是，大家接著對“狼來了”的問題侃侃而談。但輪到一位中國對外經貿大學的教授時，他站起來：“我覺得你們的說法不合適，入世怎么是狼來了呢，是中國競爭與合作的伙伴來了。”
在面對入世各種紛紛擾擾的說法上，這位教授可能是最“叫真”的一位。在各種各樣
的會議和論壇上，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略顯固執地批駁“WTO是布滿鮮花的陷阱”、”中國入世不入套“等論調。
人們說：“薛老師你何必太認真？”他答道：“無論如何，根據我對世貿組織的研究，我就認為這些提法是不合適的，我有這個責任宣講。”
GATT好像還有些功績
1960年從中國對外經貿大學畢業后，薛榮久成為國內從西方國際貿易理論專業畢業的第一位研究生，那時他的學科叫“資產階級貿易理論批判”。70年代中期，研究生畢業后留校任教的薛榮久被借調到外經貿部國際小組(現在的國際司)，為鄧小平參加第六屆世界聯合國大會起草國際經濟關系方面的報告。薛榮久開始大量研究國際經濟關系方面的資料。當時國內認為國際經濟關系中舉足輕重的三大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是為美國利益服務的，關貿總協定被稱為“RICH CLUB”(富人俱樂部)，遭到國內學者和輿論的批判和否定。薛榮久下了功夫將三大組織從成立背景、發展歷史、運作方式、影響意義等方方面面了解通透，看來看去覺得這三個組織好像還有些功績，不能全盤否定，比如在關貿總協定這個“富人俱樂部”里，也有不少發展中國家成員受益良多。那個年代，我國提出“三個世界”的劃分理論，發展中國家曾有個國際斗爭策略，想利用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來抵制關貿總協定，后來抵制不住了，發現聯合國貿易發展協會是個空壇，而真正解決貿易問題的還是關貿總協定，于是反而紛紛入關去。在這個背景下，薛榮久心里開始對關貿總協定有了“與眾不同”的看法……
GATT對貿易產生重要影響
1976年，薛榮久重回對外經貿大學教書，仍然研究國際貿易(國際貿易研究包括國際貿易理論、政策、措施、組織等)，因為對三大貿易組織產生了興趣，從此開始跟蹤研究國際貿易組織。
3年后，薛榮久參加一個國內學術研討會，根據自己幾年來的研究心得，寫了篇文章叫《正確認識關貿總協定的地位和作用》。那時剛改革開放，這個提法遭到許多老學者的非議。但幾年以后，中國政府開始考慮復關問題，薛榮久如遇知己。
1986年，唐玉峰任經貿部國際司司長，邀老校友薛榮久去參加中國復關專家組的活動。從此薛榮久開始更深地涉入到中國復關的歷史活動中。當時，復關專家組都可以看到關于復關的一些重要內部文件，薛榮久越是深入了解越發現中國復關關系重大，并隱隱感覺到關貿總協定可能將對世界貿易產生異常重要的影響，其影響甚至能超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由于經常參加經貿部的一些活動，1991年，薛榮久向學校提議成立了一個關貿總協定研究會，身任會長，經常就入關問題舉辦研討會和開辦研討班。1995年，世貿組織取代關貿總協定，薛榮久將研究會改為世貿組織研究會。(去年，這個研究會經過嚴格評審被設為世界貿易組織研究中心，成為教育部評選的全國百所高校100個重點學科研究基地之一。)
對WTO從言傳到身教
在貿易研究中，對“貿易組織”的研究相對“冷門”。盡管中國從1986年正式提出復關，但長期以來關貿總協定的課題并沒有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從1993年成為國際貿易博導時開始，薛榮久就有心為中國入關帶出一批弟子來。1995年世貿組織取代關貿總協定時，薛榮久滿懷熱情地給經貿大學打了個報告，論述學校除了學科建設、教材等應該和世貿接軌以外，是否能考慮從本科生中選拔20～30人過外語關、形象關，作為世貿組織的小型專家培養，等中國加入WTO以后，就可以將這些人才派出去。但當時學校覺得入世路途還很遙遠，并沒有采納這個報告中的建議。薛榮久一看這個情況急了：中國入世是遲早的事，到時候專業人才空缺將是大問題。于是在自己的博士生方向中列了關于世貿組織的方向。從1995年以后，開始正式帶世貿組織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如今已經為中國培養了五六位WTO方向的博士。其中第一任博士畢業生劉光溪，畢業后進了經貿部，曾當過龍永圖秘書，跟隨龍部長談判，對中國復關入世起到一定作用，現任上海外貿學院副院長。白石強、張漢林等學生如今已經成為國內研究世貿組織比較活躍的學者、專家。如今，薛榮久教授也已經將世貿組織作為重點學科課程給碩士生開課。在薛榮久的課堂上研究過世貿組織的博士碩士加起來大約有100多個，許多碩士生畢業后回到地方也成為當地宣講、研究世貿的專家。目前，薛榮久和學生們正采用一種全新的思辯式教學方式研究WTO與國際貿易發展、WTO與國際貿易結構、WTO與競爭方式、WTO國際貿易戰略問題等一系列新課題。
貿易與社會和政治的沖突？
1999年4月，為了配合朱?基總理訪美和談判中國入世的問題，美國方面籌備了一個國際研討會，議題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美國、日本及世界的影響。美國人從中國大陸邀請了龍永圖部長和薛榮久教授到美國紐約參加研討。薛榮久接受邀請后，向研討會提交了一篇WTO方面的研究論文，就抱著較為輕松的心態啟程赴美。上了飛機，薛榮久拿出美國傳真過來的日程安排表看了一下，驚訝地發現他們給自己的發言論題是“中國現行的社會和政治價值與世貿組織的基本原則是否沖突”，薛榮久的第一感覺是摸不著頭腦：我們一般都是研究對貿易的影響，與“社會和政治價值”有什么關系？接下來就覺得美國的研究已經比咱們深了，已經不像中國學者那樣局限于研究“利大于弊”、“弊大于利”的問題，而是開始剖析經濟體制對思想、文化的滲透作用了。這么一想，心里還真有點打鼓。到美國以后，薛榮久在一位美國教授巴格瓦利家里吃飯，巴格瓦利對他說：“薛教授，明天龍部長要參加談判，不能來參加研討，所以你一定要跟我們談談這個問題。”薛榮久暗叫糟糕，這下可躲不開了，怎么辦才好？他時差還沒倒過來，白天睡覺，晚上就特精神。睡不著的時候就一個勁想第二天該怎么講。
有驚無險的“排雷”
第二天，中國駐聯合國代表有5位人員出席這個研討會，一聽會議主持人說薛榮久要講這個題目，當時就有些緊張，生怕薛榮久的講話給既有的某些誤解落下什么“口實”。薛榮久笑容可掬地上了臺，用英文做了20分鐘的發言。強調了這么幾點：第一，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價值在不同歷史時期是不一樣的。中國在1979年以前的社會和政治價值以階級斗爭為主，但改革開放以后，新的社會和政治價值正在形成。一方面繼承五千年來優秀的傳統價值精華……(薛榮久不緊不慢地從孔老夫子背到雷鋒)一方面發展經濟和社會生產力并已經成為社會和政治價值的基礎，這一切都必須圍繞經濟服務。薛榮久鎮定自若地說：“我們要搞市場經濟，但長期以來實行計劃經濟使得我們沒有市場經驗，因此必須打開國門向其他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學習。中國剛頒布了《合同法》，這在過去年代的價值觀里是不可想像的，這也證明我們確實在改變。世貿組織的基本原則恰恰體現了當代市場經濟本身核心的內容，體現了市場經濟的基本運行規律。中國入世有利于學習如何發展市場經濟，培植和發展新的社會政治價值。因此，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價值與世貿組織的原則并不沖突。最后希望在座各位專家和官員為中國入世排憂解難，幫助中國澄清這方面的誤解。”
這番話剛說完，臺下響起熱烈掌聲。薛榮久接著把話鋒一轉：“但是，都是搞市場經濟，美國有美國的市場經濟、德國有德國的、日本有日本的、澳大利亞也有不同的做法……何況中國歷史比較悠久、國家情況復雜，所以我們的市場經濟也會有自己的特色。繼承自己的傳統，吸收你們的精華，讓兩者融為一體，形成新的更高級的市場經濟文化，為世界社會政治價值作出中國的貢獻。”臺下頓時掌聲雷動。經過這次“有驚無險”的“排雷”演講，薛榮久真地對入世的社會文化影響產生興趣，開始研究入世對中國經濟文化和國民素質產生什么影響。在著述中提出入世帶來的競爭精神、拼搏精神能將中華民族特質從“靜態民族”向“動態民族”改變的論點。
在薛榮久教授并不寬敞的辦公室里，我們看到一張以藍天黃土為背景的照片——去年，薛榮久為向西部地區宣講WTO，跑遍了西部每個省、市、自治區——這是一張西藏旅途中的留影。老教授拿著照片，語氣有些激動：“作為學者，我不能隨便給企業開藥方，但我有責任讓更多的企業和人群認識到WTO的真正意義。我為什么要去西部講WTO？我真的希望中國企業在入世問題上能盡快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從被動的適應世貿組織走向主動從世貿組織中尋找機會。”
□贏周刊記者龍雪晴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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