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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散人/文
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中國家電業，從來都不曾缺少新聞，無論是殺得人仰馬翻的彩電行業，還是在盜版盤這張涼席上虛火的VCD廠商，抑或每年一度隨天氣一起發燒的空調業，都能為喧囂的媒體供應豐富的炒作猛料。在中國即將“入世”的關口，這個產業從人力資源到產品格局的重新洗牌在所難免。與此同時，近十幾年來依傍家電日漸做大的銷售商，因試
圖強化自身在市場中的話語權而不斷糾纏其間。
在這樣的背景下，原飛歌空調(合肥)實業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兼中國銷售總經理盧錦文“不辭而別”實在算不得什么。而且從客觀效果來看，合肥飛歌竟因此而頻頻曝光，免費做了一次極好的廣告，正在尋求到香港上市的后臺老板鄭維奇是求之不得的。
只是作為身價達300萬元的盧錦文在這一出戲的前緣、后續中留下不少“硬傷”。從過往的歷史和業績看，盧錦文無疑是一位相當出色的經理人。但如果以誠實、責任感、信守諾言作為職業經理人職業道德的標桿，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經理人在職業化道路上還有很多路要走，如同中國足球一樣。
性情中人
生于廣東順德的盧錦文，在家鄉濃厚經商氛圍的熏陶下，很早就具備了市場意識。自1985年起，他曾連續13年擔任原華寶空調廠的營銷副廠長，并贏得“中國第一臺分體式空調的銷售者、中國兩匹柜機之父”的稱號，華寶空調年銷售收入達23億元。
1998年，在順德政府導演下，年銷售收入15億的科龍空調入主華寶，華寶高層幾乎全部降格使用，惟對盧錦文網開一面。但盧錦文卻堅決地向當時科龍集團董事長潘寧提交了辭呈。雖然他留下來，“連提成，兩三百萬年薪唾手可得”。但盧面對潘“我會重用你的”的承諾，卻淡然答道：“我是性情中人，是江湖中人，講義氣和豪氣，我不會在兄弟失勢時獨享榮華，何況占領者與被占領者不會有平等。”在武俠文化大行其道的中國，盧的這番表白得到不少人的喝彩。
是年8月，業界忽然爆出驚人跳槽事件，盧錦文以年薪300萬元的天價加盟我國最大的中美合資空調企業——飛歌空調(合肥)實業有限公司，出任該公司常務副總經理兼中國銷售總公司總經理。據事后媒體披露，盧錦文北飛合肥，是由于家電銷售巨頭“三張”之一的江蘇蘇寧張近東(另“二張”為北京國美的張志銘，山東三聯的張繼升)牽線，合肥飛歌董事長鄭維奇三顧茅廬，乃為情所動。
此后三年間，盧幫助合肥飛歌建立了遍布全國的營銷網絡。有一篇對盧頗為推崇的報道這樣描寫到：盧到任后，飛歌第二個月就開始盈利，以前合肥飛歌年銷售5—6萬臺，如今月銷量5—6萬臺，達到年產空調50—60萬臺(按：下文還將涉及這一數據)的行業公認最佳規模效益比。
照此勢頭，盧與合肥飛歌本應高歌猛進。然而今年“五一”前夕，盧錦文卻悄然出走。事后盧對媒體解釋出走原因時說：“我離開合肥飛歌有兩個原因，一是合同期滿，我不愿再續約；再一個是道不同的問題，大家的經營觀念發生沖突，不如分道揚鑣，各人走各人的路。”與業內分析其辭職主要原因與資方在經營思路存在嚴重分歧基本相吻。盧在任5年，“飛歌”銷量飚升，但價格卻直線跌落，令董事長鄭維奇難以釋懷。
道不同不相與謀，按中國人一貫的情、理、法思維順序，盧此舉并未受到媒體的詬病。只有合肥飛歌外籍總經理發出這樣的聲音：“作為一個公司高級領導，這種做法是不符合道理的。”但這種聲音在市場的吵鬧聲中顯得很微弱。
更令人稱奇的是，過后不到3個月，盧錦文又搖身當上了寧波耀馬電器有限公司耀馬空調總經理。同樣又是空調業，而且地域距離還不太遠。
從科龍到飛歌，從飛歌再到耀馬，盧錦文都顯出了一個職業經理人所不應有的率性。一般而言，職業經理人的正常流動，都不應在同一領域內進行，更不應到競爭對手那里反戈一擊。至少，也應相隔一到兩年。雖說要吃飯掙錢養家糊口，但就因此可以對職業操守忽略不計嗎？從前有人評論合肥飛歌300萬元的開價物有所值，如今不知做何感想。從旁觀者看來，職業經理人的能力有價，但要贏得高價以至無價，職業操守的修煉才是不二法門。
由于國內目前尚未對職業經理的行為制定相應約束法規，要求盧錦文一個人做到“忠烈”一門未免有失公允。但國內職業經理人這一群體早晚總要為透支的“職業道德”買單的。
待解的題
對企業忠誠無疑是職業經理人最基本的素質。如果不能把企業的利益(與社會、國家利益沖突除外)放在第一位，拿高薪只怕是在吃干薪。如果看到企業存在一些漏洞，不去彌補，而是加以利用，對企業投資方來說簡直就是悲哀。
上文提到，盧錦文加盟合肥飛歌，與蘇寧張近東有莫大的干系。從其他媒體援引一段“舊聞”中可以看盧與張的關系多么鐵：
1993年，佛山三洋在南京召開廠商聯誼會，由于蘇寧銷售不錯，被請發言。南京八大商場代表一言不發，起身離去，會場一片蕭索，廠家不寒而栗。一場以南京八大商場為代表的國營商業勢力絞殺民營銷售企業蘇寧的大戰爆發。與八大商場結盟的是江蘇春蘭。
聯合艦隊艦長南京交加電老總給華寶打去電話，向盧錦文下最后通牒：明天開始，華寶不得向蘇寧供貨，否則，八大商場將所有華寶空調撤下。盧回答不卑不亢：從做朋友的角度，你們不要逼我，手背手心都是我的肉，希望你們能夠協商解決。至于你們明天賣不賣華寶的空調，那是你們的自由，當然什么時候想賣了也沒有關系。
八大商場果然撤下了所有華寶空調。
盧錦文在接受《南京日報》記者采訪時，進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商業流通是市場競爭，對大家都很公平，希望大家能理智地看待競爭。華寶給蘇寧的價格較低，是因為蘇寧在淡季對華寶的支持，絕非縱容蘇寧打價格戰。
眾所周知，在華寶的支持下，蘇寧渡過了最危機時刻，八大聯盟自動解體。
盧到合肥飛歌后，張近東自然為朋友兩肋插刀。第一年，蘇寧即成為飛歌空調銷售的第一大戶，占飛歌總銷售的20%。但兩年后，這一合作模式受到了考驗。
2000年，合肥飛歌謀求到香港主板上市。按香港證交所規定，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其任何一個大的代理商都不能占有總銷售的20%以上，前5名合計比例也不能超過60%，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制造者不會被銷售者控盤。蘇寧對合肥飛歌銷售的貢獻驟然變成了其進入資本市場的障礙。
按常規的辦法，也是職業的手法，就是雙方協商降低蘇寧的銷售比例。但在盧錦文看來，不管通過什么形式如此解決，都意味著背信棄義。
在這場情與理的考驗中，盧錦文使出了極富中國特色的解決方案。在研究了港市的規則之后，他發現了這一規定的例外，就是如果銷售商同時是自己制造業的股東，有捆綁利害，即便銷售有100%的壟斷性，也不會受到追究。于是盧建議雙方共同在南京組建空調工廠。此念與正在籌劃建立150家連銷店的張近東一拍即合，以下便水到渠成。
有媒體稱盧此舉為“陽謀”，并把盧錦文、張近東與鄭維奇比為“劉關張三結義”。在商言商，如今盧出走飛歌，不一定影響蘇寧與合肥飛歌的合作，但無疑對上述比喻是一種嘲弄。
理論界對制造業與商業這種方式的聯姻并沒有形成一致的定論，香港證交所對它也不限制，如果與蘇寧的合作建廠真正有利合肥飛歌的發展，那自然皆大歡喜。只是飛歌空調的銷售在蘇寧的銷售中不超過10%。而蘇寧代理其它品牌、其它家電的多元化操作不會絲毫改變。如果臆測蘇寧有朝一日以犧牲飛歌空調的代價(比如壓低價格)打開市場，以帶動其它家電產品的銷售，不免有欠公道，但這種可能并非絕對不存在。由“國美”等銷售商帶動的彩電價格以低于成本價促銷就是前車之鑒。
從這個意義上講盧錦文走后留下的仍是一道待解的題。
“不仁”對“不義”
無論是什么版本的管理書籍，都會提到誠實是職業經理人恪守的職業道德。但在我國目前諸多因素尚未解決的前提下，誠實常常被注了水，兌換給種種的權宜之計。盧在這方面也未能免俗。
盧錦文在8月跳槽到寧波耀馬空調后接受一位記者采訪時，就合肥飛歌高層人士對自己“不辭而別”的指責表示：“按照公司規定，2000年6月3日，我提前一年就向人事部提交了辭呈。因為公司要上市，需要做一份我在合肥飛歌工作5年的合同，我就簽了。但鄭維奇答應我，2001年6月3日合同期滿，我仍然可以走的。”
為了上市，就可以違心簽字。這當然不是從盧錦文開始，也決不會就此結束。只是讓廣大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真實情況底線有多低有了大概齊的認識。
此外，既然答應6月3日走，未到5月就提前“不告而別”，自然稱不上是善始善終。合肥飛歌也因此“理尚往來”，盧2000年以后的酬薪“暫時”結不清。以“不仁”對“不義”，雙方扯平。只是這種玩法肯定不是中國企業所企盼的境界。
由于盧錦文在空調業界的影響力，他的出走自然會令外界對合肥飛歌產生種種猜測與疑慮。由于合肥飛歌要上市，自然需要一份漂亮的報表。合肥飛歌向媒體公布的數據是：2000年其空調銷量已達50多萬臺，其中50%出口。當有記者向盧求證時，盧斷然表示：合肥飛歌所有設備全部運轉都做不到這個數，去年合肥飛歌空調銷售量也不是飛歌對外公布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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