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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特約記者覃里雯紐約報道
美國在衰落嗎？
“胡說八道！”狂熱的中產階級會回答。他們在汽車、窗欞和院落里掛滿國旗和“上帝保佑美國”的標語，對反戰分子怒吼“Fuck you！”，“看看越戰，看看海灣戰爭，戰爭
一定會刺激我們的經濟發展，空前的團結一定會使國家更為強盛。”
當然，這個團結并不是所有族裔的團結，否則穆斯林學生不會在紐約各大學散發傳單，呼吁宗教理解，而且只敢讓女生出面。
同樣在這個時候，自由派知識分子則擔憂這場特殊戰爭會損害美國的人權狀況，致使個人主義的聲音被扼殺。雖然小布什保證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不會被改變，不過一個能把“美國定會勝利”的宣戰辭誤說成“美國定會失敗”的總統，誰又敢相信他的保證？他們認為這場戰爭似乎沒有創造財富的可能，更不要說它將帶來的可怕創傷，傷感和疑惑使他們成為此時最沉默和猶疑的一群。
最戲劇化的生活屬于底層平民，聳聽的危言和驚人的漠然同時存在于這個群體。哈萊姆區的拉美人國喪之時仍徹夜狂歡，另一些平民則購買防毒面具，甚至囤積水和電池，以備危難之需。關于“撒旦之臉”的謠言被津津有味地傳播，但大多數時候，一個底層平民會對開篇的問題聳聳肩：“我不知道。沒感覺。”階級并不是決定態度的惟一因素，一個德拉維爾州的中產階級和一個紐約市的中產階級的差別，可能與一個中國商人和一個印度教師的差別一樣大。衰落中的美國經濟
恐怖打擊了美國消費者的信心指數，但戰爭能制造、刺激美國經濟的復蘇嗎？
美國在衰落嗎？看看它的工作和口袋。
9·１1之前，2001年各商業公司的總利潤已經下滑了20%，總共裁員100萬；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了94萬；房地產就業人數在8月間減少了100萬，其中40萬已經停止尋找新的工作，總體失業率上升至4.9%；非農業私營企業雇員自4月起每月減少10.4萬人，是典型的經濟放緩slowdown的早期特征，不過扣除掉暑期臨時打工的學生9月已返校上課，就業率其實只下降了0.4%。
9·１1之后，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從八月的114點驟降至9月25日的97.6，是1990年10月以來的最大幅度下滑。主要靠消費者的支持，美國在數年里避免了經濟衰退，現在這個支持將要瓦解，但最明顯的消費縮水還要等到感恩節和圣誕節才能看出來。共有140萬零售商的國家零售聯合會，將其預期的第四季度銷售增長指數砍了一半，只有2.2%。珠寶等奢侈品的銷售行業將首先受損。Macy和Bloomingdale在事件后銷售額比預計的減少了20%，各商行還得花一大筆錢更換原來喜氣洋洋的廣告，以免惹來攻擊。所有連鎖店中唯有沃爾瑪信心十足，打算明年增加440家分店——不過它的生意興隆乃是銷售槍支彈藥、防毒面具、抗病毒藥和國旗所致。雖有專家認為降息、減稅、低價能源和減少旅行可能可以供大家有余錢在圣誕節消費，不過利息已經降無可降，不愿花錢旅行的人們未必愿意到商店去冒險。《經濟學家》預測，明年美國的GDP增長將只有1%九月初預測為2.6%，環環相扣，日本經濟將與今年一樣縮水，歐元市場將增長1.5%一個月前預計為2.2%。
對阿富汗正式宣戰后紐約股市仍在下跌，股市交易所的Economy Legislation召開記者招待會穩定人心：“股票反映的行為是十分情緒化的，戰爭對經濟影響長期的結果一定是正面的。”至本文完成之時，納斯達克、恒生等重要指數已經上漲，股市可謂綠意盎然。然而至少目前看來，幾乎所有人都還在賠錢。二戰和海灣戰爭確實刺激了美國的國內需求，并在戰后為美國帶來了強勁的增長勢頭。但前兩次戰爭的特點是：它們都在美國本土之外進行，而且戰后的重建工作是有利可圖的，歐洲的復興和中東石油命脈的受控，給美國投資者帶來了長期而豐厚的收益。這一次戰爭卻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戰場，從佛羅里達到緬因州，人人自危。從前的繁華區域變成了恐怖地帶，人們不再能夠安心地長久逗留。
一次警報就會造成一天乃至數天的停工、停業、停課，造成的損失不能僅以美元計算。更可怕的是，這樣的日子也許會持續數年，十年，幾十年，許多人將看不到它的結束。即使它結束了，你想在那些沒有石油和缺少勞動力的貧瘠土地上撈點什么呢？假如本·拉登逃到他在印尼或菲律賓的基地去，美國在那上千個連本國政府也控制不了的小島上又能做什么呢？在這樣的時候，經濟分析已經成為全國最忙的職業，分析家們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精神領袖，他們對自己的微妙地位也十分了解。美聯儲風險處理聯合會RMA主席威廉·普爾，在9月20日的報告中一再強調自己對美國未來經濟發展“滿懷的信心”；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在9月12日關于經濟衰退的報告里，則拒絕對9·１1的影響做出預測。
紐約市的情況并不能代表美國，因為它太過特殊，但不看紐約就不能了解美國。廢墟像一個巨大的傷口殘留在臉上。紐約市長喬里安尼預測，2002年該市的財政赤字將達16億美元，因而各政府部門被要求削減15%的開支教育、警察、防火、衛生、健康及社會服務部門的支出只減2.5%。市長認為此刻向已經受挫的公司企業提稅是“麻木、愚蠢、白癡”的行為，因此要求聯邦資助以保護該市經濟繼續發展。紐約市政機構，像一個傷者的人體免疫系統，在緊急時刻充分發揮了政府機構的保護作用：加強各處安全措施和限制重要地帶車流、人流量——警察和保安人員在繁重的工作下仍保持了耐心和開玩笑的能力。紐約市地產委員會REBNY還設立熱線和電子郵箱幫助世貿大廈附近受影響的公司，為它們提供臨時的工作集會場所。為小型商業提供服務的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與聯邦緊急事務處理部FEMA、紐約緊急事務處理市長辦公室OEM共同幫助直接受9·１1事件損害的小公司和非營利性機構度過難關，為它們提供最高10萬美元的貸款，受影響的公司也被允許推遲交納稅表的時間。除了近事故地帶的某些建筑，各項能源設施也已在大部分地區恢復正常。市長和政府官員喬治·巴塔基還設立了雙塔職業中心，為因該事件而失業的人提供暫時或長期工作，以及提供失業救濟，連以往不能享受失業救濟的自雇人士也可獲益。這一切都可以通過互聯網、電話或直接到辦公地點申請。事件受害者的困難可以得到各個政府機構的幫助，還不包括非政府組織的幫助。許多人收到了陌生人捐獻的新衣、生活用品，獲得免費的臨時居所。一位住在紐約的中國學生到外州訪友，酒吧老板獲悉他來自紐約后，深表同情，拒絕收他們當晚的酒水錢。衰落中的美國文化
用封閉來迎接挑戰，用FBI來代替自由，以戰時的溫情主義取代自由的個人主義——美國夢破滅了嗎？
究竟什么是衰落？也許從政治和文化意義上看，衰落可以從一個國家走向封閉上體現出來。堡壘的坍塌往往源于內部的微小裂紋。10月8日，布什總統簽署了“國內安全條令”，湯姆·里奇，越戰老兵、前國會議員、賓西法西亞州州長，板著一張童子軍式的面孔就任國內安全部長Director of National Security。他看上去活脫脫是美國夢破滅的象征：謹慎、平庸、過于現實的信心，沒有可見的勝利激勵人心，只有陰險的失敗攪擾睡眠。里奇的任務是加強國家防御恐怖襲擊的能力，以及就發生的恐怖襲擊制定詳細方案。這要求他把握40多個聯邦政府部門和機構的反恐怖力量，并在龐大的官僚機構內進行協調，溝通各類情報。這是項巨大的工程，沒有任何媒體——即使是那些打起精神為布什鼓掌的媒體——對他的工作表示樂觀。
當世貿中心旁的斯圖文桑高中在關閉28天后恢復上課時，一項關于暫停簽發外國學生簽證的議案正在被國會討論著。這個議案體現了議員們由恐慌而導致的昏頭昏腦——恐怖分子已經進入了美國，而且如果他們還想進來，他們完全不必依賴學生簽證，他們可以變成商人、難民和探親游客。這項徒勞的舉措是美國人希望封閉國門的一個象征，它意味著，一個曾經是全世界最開放的國家，不會再以自己“海納百川”的熔爐文化為榮。在緊急時刻，聲嘶力竭的美國WASP中產階級體現出它道德的軟弱和理智的貧乏。他們“滿懷對國家安全機構的信心”乘坐飛機，支持航空業發展，卻堅決要求將阿拉伯乘客趕下去；他們認為“必要時”徹底進行搜索和無需指控就長期拘留外籍嫌疑犯是應該的，但卻不能容忍政府監視他們的互聯網活動，因為這可能泄露他們的賬戶和社會安全號碼；他們希望“美國人民”團結起來，但卻時常對少數民族心存疑懼；“我們已經準備好了犧牲一部分原有的人權。”一位波士頓的電腦程序員說，但是那只是因為沒人對他說“你長得很像恐怖分子”。Angela，一位ABC女生——因為ABC在整個事件過程當中多次認為戰爭不是解決恐怖主義的辦法——在9·１1后進入波士頓一家白人中產階級聚集的餐館時，居然被眾人怒視良久；另一位中國男士被兩個陌生白人挾持，他再三說明自己的血統，才被狐疑地放走——美國教育和上世紀80年代前的中國教育不乏相似之處：缺乏區分不同“外國人”的知識。中產階級的狂熱情緒也部分地被較低的階層共享，不過后者的動機可能因其社會地位的不穩定而更為復雜。
縫隙像9月11日的世貿大廈的縫隙一樣在擴大，但也許美國文化之塔坍塌的時間不會是一小時，而會是幾年，或者更長。已經有一些阿拉伯人，或長相打扮像阿拉伯人的少數族裔被陌生人殘酷毆打致殘乃至致死，騷擾阿拉伯裔美國人的案例在兩周內就達到200-400起。阿拉伯裔美國人不敢獨自外出或到偏僻地帶，城市對他們而言變成了原始森林。另一方面，9·１1迫使或促使美國人開始注視阿拉伯文化。由于政府工作重心的轉移，對通曉阿拉伯語言的工作人員的需求激增，阿拉伯語課程迅速成為美國各高校的熱門課，這也許將帶來更多的文化溝通。過去的多元文化也起到了自我修復的作用。除了政府和主流媒體的呼吁之外，各類民間團體也積極地進行反歧視宣傳，它們尤其重視在學校進行相關教育。9·１1事件次日，馬薩諸塞麥爾頓市的政府工作人員立即前往各個學校，向孩子們解釋事件的發生，回答他們的疑問，幫助他們理解這場災難并賦予積極的態度。美國人權聯合會ACLU和阿裔美國人反歧視委員會等團體在各類媒體和公共場所都進行了“理解穆斯林”的宣傳。具有濃厚無政府主義色彩、在各高等院校廣為派發的“鄉村之聲報”，以憤怒和尖刻的言辭抨擊襲擊和騷擾阿拉伯人的國民，斥之為“叛國者”。
左派和自由派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堅定的反戰分子，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蘇珊·桑塔格在《紐約客》上發表文章，以一貫的立場呼吁尊重個人主義。她“暗示”，這種急于“聯合起來”的心態與“成熟的民主”不符，后者“應有持異議者的空間，可現在精神治療代替了直言不諱”。她更諷刺布什：“誰懷疑過美國是強大的？不過強大不應該是美國的惟一理想。”幾天之后，《郵報》的約翰·坡德赫列茲向她開火：“這兒還有一群仇恨美國的家伙……舒服地在大學里教書，住在紐約出租公寓的大房間里，享受優先借書的特權，拿著基金會的錢。”連一種懷疑的態度也變成了罪過，強硬的右派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壓倒性勝利。“女人躲到男人身后，男人為了恐懼而聯合起來。”《鄉村之聲報》如是說。
和一切戰時的國家相似，美國政府利用了這樣的意識形態話語：以家庭的形象取代了個人主義的形象。每個人都變成了國家的“兒女”，而政府成為保護者的“父母”，士兵們為“兄弟姊妹”而勇敢戰斗。同樣，也有一個四年級的女孩——一位美國軍官的女兒——給布什寫信鼓勵她的父親上戰場拯救美國的信心。如果稍微留心，我們還會看到戰斗雙方在使用的話語上驚人地相似。我們還可以聽到開戰前一天本·拉登平靜無比、令人心寒的聲音：“美國人，和所有居住在美國的人，永遠都不會享受到和平，除非巴勒斯坦、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人民享受到和平……”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約翰·尼格羅蓬特近日致函聯合國，聲明“對阿富汗塔利班之外的其他組織和國家采取行動是可能的……美國保留保衛自己的權力”。在1969年發表于《紐約書評》的《論暴力》一文中，漢娜·阿倫特試圖區分權力、力量、武力、威力、暴力這些詞語，并證明暴力也可以是有理智的。在對暴力的詳細解析之后，這個納粹政權的逃亡者最終回到開始的位置：“即使暴力行為有意識地把自己約束在短期目標這一不走極端的框架內，也總是存在手段壓倒目的的危險。假如沒能迅速實現目標，那么結果將不僅僅是失敗，還會把實施暴力引入整個身體政治當中……暴力行為與一切行為一樣，都給世界帶來變化，但最可能的轉變是一個更加充滿暴力的世界。”
美國在衰落嗎？是的——就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而言，但又不是——就它的武力和民族情緒而言。但是可以肯定，無論美國是否衰落，它目前的一切變化都將造成一個巨大的漩渦，將整個世界卷入其中。一個現代帝國正在經歷劇烈的疼痛，它的吶喊、哭泣、憤怒、幻覺、思考或攻擊，已經并且還會給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刻下烙印。在這場奇特的、前所未有的戰爭里，除了沉默的死者，無人能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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