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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APEC首屆部長級會議在堪培拉召開，從此結束了亞太地區沒有任何官方組織的“處女地”歷史。APEC是20世紀80年代區域主義在全球盛行的結果，更確切地說，是亞太地區成員對以歐洲和北美為代表的“內向區域主義”的快速發展所作出的一種反應。同時，歐共體/歐盟的崛起促使了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正在扼殺自由貿易精神，這對于依賴出口的亞洲經濟體格外不利。
自APEC創立以來，內部就一直存在著一體化的方式之爭。以美國為首的一些非亞洲成員主張通過“WTO”方式，即談判方式，達到彼此開放市場，實現亞太地區貿易投資自由化，進而實現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最明顯的是在1993年的西雅圖會議上，有了大寫“C”與小寫“c”的爭奪。美方希望建立“大C”(COMMUNITY)——共同體，但在大多數亞洲成員的反對下，將其解釋為“小c”(community)——大家庭。日本等一些亞洲成員(主要是發展中成員，包括中國在內)主張通過“APEC”方式或者“亞洲”方式，即通過協商方式，采取自愿、漸進、協商等原則，同時強調經濟技術合作。
在西方方式與亞洲方式碰撞與妥協中，APEC有了戲劇性變化，它先是在1994年迅速通過了兩個實質性的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時間表；但1997年的EVSL(部門提前自由化行動方案)在一年后即宣告失敗，日本堅決反對在其薄弱的兩個部門林業和漁業提前實施自由化。同時1997年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把APEC推向了更為尷尬的境地。盡管1997年的溫哥華會議和1998年的吉隆坡會議都把金融危機列為主要議題，但它所做的也僅僅是“呼吁”和“關注”，并沒有建立金融合作機制、危機預警系統，或與IMF合作安排相應的融資；導致飽受危機之苦的APEC成員倍感失望。APEC前期的激進與后期的保守，使各經濟體不得不重新思考，APEC的生命力在哪里？亞洲的地區經濟體應該是什么？
出逃與重組各經濟體重新面對的首先是這樣一個事實，APEC包羅四大洲21個經濟體，既有美、日、中、俄四大國，又有東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東盟、新澳聯盟等次區域組織，利益關系復雜，差異性多于共性。而APEC本身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虛虛實實的“準組織”功能。如果它退回到純論壇階段，就會變成一個辦不成任何大事的“空談俱樂部”；如果它過早進入硬組織階段，那么在成員間巨大差距和多樣性的壓力下，可能也會難以生存。最為現實的選擇是，APEC將繼續保持這樣一個“具有實質內容的官方論壇”的性質。
金融危機后，各經濟體再也不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APEC上，開始謀求其它出路。美國一體化思路在APEC遇到抵制后，開始逐漸淡出，至少暫時不想通過APEC這塊牌子來推行自由化計劃，而是改道WTO，或加強與歐盟的聯系。而APEC的其他成員，特別是日本則開始加快區內雙邊或小范圍的多邊一體化進程。
亞太地區的一體化的重心開始轉移到次區域。從地域看，APEC主要由三大經濟區域構成：北美、大洋洲和東亞。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接納了墨西哥，成為發達成員與不發達成員合作的范例；大洋洲澳大利亞與新西蘭都是發達成員，一體化程度也較高；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是東亞唯一的自由貿易區，但因為缺乏有影響力的經濟大國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從1997年以來，中日韓與東盟10國開始舉行10+3會議，每年一次，此外日韓也在謀求建立東北亞自由貿易區，整個東亞的經濟合作體制正在形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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