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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地位提升
記者：上海即將舉辦APEC會議，隨著中國在APEC中地位的加強和即將加入WTO，是否意味著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正日益提升？
劉光溪：中國自從1991年成為APEC的成員之后，就積極地參加了APEC的歷屆雙部長會
議，江澤民主席從1993年開始參加了歷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中國在積極準備參加入世與復關談判的同時，又積極參加亞太經濟合作，這一點本身就在貿易政策、制度改革和關稅降低等方面為復關和入世談判準備了許多條件，反過來中國的入世談判又為中國深入地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提供了相輔相成的條件。應該說，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舞臺的地位確實是日益提高了。加入WTO后，中國經濟將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
入世帶來挑戰性機遇
記者：中國加入WTO已是水到渠成，對我們來說，入世的機遇是什么？入世后我們又將面臨什么樣的挑戰？
劉光溪：關于機遇與挑戰的關系問題，現在我們面臨這樣一種觀點，即如果我們充分利用各種條件，作好各方面的準備，入世后的挑戰就會轉化為機遇，否則機遇將變為挑戰。我不完全贊成這種并列的提法。用這種定態的、形而上學的、單純以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方式，來分析入世后中國經濟的形勢是很不夠的。我認為，入世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與振興、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改革開放的擴大深化，及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發展的主流都帶來了挑戰性的機遇。
從宏觀上來說，入世后的一個戰略性的考慮就是利用WTO的通行規范和國際慣例，來加速處于攻堅階段的國企改革，使我國的國企改革、政府職能的轉變真正納入到以市場經濟、法制經濟、信譽經濟為基礎的管理方式上來；從貨物貿易上來說，就是按照對外承諾，在農產品、工業品等方面降低或約束關稅，定量減少政府的干預、壟斷和介入，確立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從服務業來說，即按照服務業的貿易承諾，擴大開放地域，不單單是在北京、上海、天津、大連、青島、廣州，而是根據經濟發展條件，適時地全方位對外開放。
從服務業的產業領域來說，過去的一些壟斷性產業領域，如電信、運輸、航空、銀行、保險等將慢慢開放，服務業的領域大大拓寬。這里必須首先考慮到對國內民營資本的開放，要對外開放首先必須先培植自己的競爭力群體。不先培養自己的“狼”和“虎”，真正的“狼”來了，怎么辦？從知識產權方面來說，要按照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對專利、商標、版權、集成電路、商業秘密、技術訣竅甚至地域標志等方面的立法進一步進行修改和完善，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這會進一步擴大我國高科技領域和品牌產業領域的投資，會推動加速技術創新和風險投資，從而推動思維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從這些方面來說，中國面臨一個挑戰性的機遇。
我們現在常能聽到一種論調，就是說我們對加入WTO還未準備好，現在就加入是否太超前了。我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正因為未準備好，才需要一整套規則來規范政府的行為，規范我們的改革。WTO是人類文明和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共同成果，為什么不盡早加入到這一行列中去呢？還有一種論調說，不加入WTO，我們照樣發展了。但是他們忘了，加入WTO，我們就能更快、更好、更有效地發展，那我們為什么不選擇加入呢？
政府職能面臨轉軌
記者：加入WTO，我國在法律、法規和制度方面首先必須做哪些工作？
劉光溪：從經濟管理體制的角度來說，首先要做的就是政府職能的轉變。而要做到這一點比較難，主要在于觀念和思想意識的轉變。也就是說，越位的要還位、不到位的要到位、錯位的要正位，意味著政府要還權于企業，還權于市場，還權于協會和中介服務組織，意味著政府經濟部門要從重審批、重管理轉向重監督、重服務，“看得見的手”要縮回，要收斂，要規范，要約束，留下充分的空間給市場和企業這只“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
政府職能的轉變還要求有所為有所不為，政府的重點應該集中在信息和情報的收集、中小企業的扶植、落后地區的扶植、農業結構調整，以及社會公用事業、社會基礎設施等非競爭性領域，絕不能包打天下，去管那些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情，這樣政府才能騰出更多時間和精力，去研究和關注政策、法律、信息和全球經濟的大勢等問題。
而政府職能轉變的目的，歸根結底是要確保政策制定和實施的透明度，確保經濟貿易政策的穩定性、可預見性和可操作性，確保公平競爭，杜絕內部文件和黑箱操作，另一方面可降低制度不完善造成的障礙，從而降低管理和交易成本，提高企業的競爭力，降低納稅人的負擔。
從法規的角度來說，中國入世后只存在一個問題，即根據對外承諾并對照世貿組織的相關協議，來對我們的法規及行政條例進行清理、修改和調整，最后實現與WTO協議規范的適應問題。我們從去年開始清理審批權，遞交給世貿組織177項涉外的法律法規，其中36項與世貿組織的協議不完全一致，對這些不完全一致的法律法規，要列出時間表，盡快修改使其一致，還有一些空白的但WTO協議要求的，同時對維護我們的經貿權益很有必要的法規，也需盡快增補。
記者：加入WTO之后，中國經濟是否面臨著轉軌？
劉光溪：我國經濟正面臨著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最起碼的經濟條件和體制條件就是我們必須搞市場經濟，同時必須加快經濟的轉軌。轉軌的時間越長，越不利于新體制的形成。入世恰恰可以加速這一轉軌過程，否則會出現新舊體制的粘合，既缺乏計劃經濟的紀律性，又缺少市場經濟的法律性。
人才儲備尤為重要
記者：有人認為，我國目前缺少一大批精通WTO的人才，對這個問題您如何評價？
劉光溪：中國入世后，確實需要培養一批懂國際經濟、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法律的人才，但不等于說實體產業方面的人才就不重要了，如果大家都去研究WTO了，沒人來為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和服務貿易現代化服務，那就成了紙上談兵了。我不主張年輕人在專業和特長方面朝令夕改，頻繁跳槽，甚至出現大量半路出嫁的人才。不為別的，我的意思是不要輕易改變自己的專業，要有專長，學以致用；植根于博，但必須力求于精；立足于勤，但必須持之以恒。我們搞經濟建設真正需要的是那些有專長、有核心競爭優勢、了解自己，且有一定敬業精神的人。
我的觀點很明確，培養懂WTO、懂國際金融、貿易、法律的人才確實很重要，但我不提倡大家一哄而起，都去成為WTO的人才，在農業、工業、服務業、知識產權等方面有業務專長的人才是最為重要的。信息經濟、網絡經濟、知識經濟、新經濟都不能離開實體產業的發展和傳統產業的改造，特別是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經濟大國來說。來源:文匯報 作者:張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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