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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波／文
2001年9月11日，總編輯史帝夫·福布斯在《福布斯》10月號的社論中寫道：“這起針對美利堅合眾國的恐怖事件是對西方文明價值觀和準則的全面進攻。”但事實上，等到10月初，當美國人拿到這期雜志，他們會發現本期中惟有這篇短文與“911”事件有關，而封面文章將是一年一度的專題：“美國最富有的400人”。面對突如其來的恐怖事件，雙月刊《福
布斯》不可避免地犯下一個不合時宜的錯誤。
“911”事件打亂了美國所有媒體的內容計劃。現在，一切都必須與災難有關，連《福布斯》這樣的雜志也不得不像日報一樣追逐當前這個壓倒一切的事件。然而，當災難發生時，新一期雜志已經付印，史帝夫·福布斯所能做的惟一補救是加上一篇社論，他甚至在社論的結尾處笨拙地補充說：“在下期雜志中，本刊將就事件對美國以及全球經濟的影響進行深入分析。”
相比之下，周刊更富有彈性，更能適應變化中的政治秩序：《時代》、《新聞周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等雜志均在事發之后迅速推出高印刷成本、不含廣告的災難特刊，并將于次周的新刊全力報道這一事件。
當前的情況正是，任何美國媒體都不能不對這一事件做出適當而體面的反應：在印刷廠，《福布斯》盡了它最大的努力；甚至赫斯特集團的婦女雜志《家居》也憂心忡忡地在印好的雜志里塞進一頁救援故事，并開始懷疑圣誕節專號的計劃是否應該取消；而康德·納斯特集團的《時尚》雜志干脆取消了年度時裝周活動的報道內容，代以對劫機事件中的受難者、《時尚》退休攝影記者伯倫森·帕金斯的紀念。
但追逐事實本非雜志的長項——就媒介形式而言，日報和電視通過捕捉新鮮事實見證歷史，雜志通過低頻的發言傳播觀念性的歷史預言。對最具體的事件進行預言，將是雜志最大的冒險。“911”事件發生之后，美國各主要雜志卻不得不面臨這一挑戰。《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發言人理查德·福克斯說：“問題不是我們能否做到這一切，而是我們怎么能不去做這一切。”
顯而易見，當《華盛頓郵報》記者在瓦礫里拼死采訪的時候，《外交》季刊的主編正面臨最嚴峻的“觀念的冒險”：他必須找到一個三個月之后仍然有效的、有關“911”事件發展的預言，否則，一本季刊雜志將被淺薄的事實甩在后面。
但三個月的時間足夠發生很多事情：美國將很快進入到報復階段，局勢有可能以類似“亨廷頓劇情”的速度發展——而卡爾·波普爾在《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中就已斷言：“在開放的社會，我們不能預測人類歷史的進程。”在開放而迅速變化的世界面前，尤其在這一特定事件面前，雜志的遲緩預言更令人無法容忍。
因此，盡管美國雜志界盡力而為，不合時宜的尷尬事件還會有很多。在世貿大樓書店的廢墟里，你也許會發現當期的《紐約客》雜志。在紐約蒙難的時刻，這本雜志的專欄作家對紐約城慣有的酷評口吻著實令人生厭——以至于該雜志著名的“紐約閑話”專欄(Talk of Town)撰稿人尼克·鮑姆加頓日前在網絡媒體Slate.com上不無懺悔地說：“我的新聞生涯從此改變了……也許現在該是退出勞動節野餐俱樂部的時候了——我無法想象自己還能吃著肉汁鮮美的熱狗高談闊論，寫我的‘紐約閑話’……”而剛剛在網上更新的‘紐約閑話’專欄里，約翰·厄普代克等老牌作家收起了他們傳統的辛辣，甚至用少見的莊嚴筆法表達了他們對紐約市長的景仰。
毋庸置疑，當災難如此迫近，見證事實再次成為戰時新聞業最有效率的手段。《丹佛郵報》的主編辛格頓說：“將到手的任何消息印出來就可以賣錢。”而美國的電視界更是從未像今天這樣24小時全面徹底地卷入這場戰爭，深入災難現場的報道和完整的墜樓場面錄相使CNN和福克斯新聞網的收視率在災難發生之后再創新高。事實上，每個普通美國人都“希望與災難有關”，而把自己同災難連起來的最好方式是：看電視。
盡管以電視為代表的媒體活躍異常，但一個明顯的變化是，9月11日以后，在幾乎所有的媒體里，美國人停止了他們的幽默。
9月17日，當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恢復其電視脫口秀節目時，主持人大衛·萊特曼一個笑話都沒說，氣氛沉重；“喜劇中心”頻道停止所有節目，轉播福克斯的災難報道；幽默雜志《生姜》停刊一周；幽默專欄作家在9月17日的專欄里只寫了一句話：“今日無幽默，我沒心思寫，你們也沒心思讀……”
隨之而來的是美國娛樂業的低迷。華納兄弟公司的新片《間接打擊》(阿諾德·施瓦辛格主演)因為內容涉及紐約的哥倫比亞恐怖分子而無限推遲了發行；迪斯尼公司也取消了9月21日首發電影《大災難》的計劃——這雖然是一部喜劇片，卻帶有飛機上發現手提箱炸彈的情節；美國廣播公司也砍掉了反恐怖題材影片《維和部隊》；系列電影《X檔案》以及《獨立日》因包含外星分子威脅地球的內容而遭停播；甚至好萊塢新片《鼠王》也被封殺，因其講的是大老鼠占領紐約城的離奇故事。
厄運同時波及美國媒體廣告業。
想象一下，夾雜于死者的慘狀、廢墟、祈禱活動之中，新款轎車、啤酒品牌以及昂貴衣飾的廣告看上去會是多么的邪惡——這種難堪的場面隱喻了美國媒體廣告業在“911事件”后面臨的困境。
據分析家估算，自2001年9月11日“黑色星期二”以來，由于每天24小時不間斷地對災難進行實況報道，美國各大廣播電視企業平均日損失從4000萬美元到1億美元不等。這一局面直到上周六早晨才有所緩解：主要電視網開始小心翼翼地在節目間隙塞進少量商業廣告。
這場戰爭在媒體史上是空前的，與遙遠而短暫的海灣戰爭(1991年，由于海灣戰爭，美國企業投放的廣告額比1990年降低了1.2%)相比，它更接近于肯尼迪被刺和越南戰爭這樣的“開放式”的悲劇事件。今年，美國傳媒業已經歷了10年以來最嚴重的下滑。互聯網泡沫的破滅使美國全國廣告額比去年同期減少了6%。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不僅帶來商業廣告運作的暫時癱瘓，同時將嚴重影響廣告對消費者的影響力——沒人知道當前這出“美國悲劇”制造的悲悼氣氛將持續多久，或者說悲悼應該持續多久。
好在麥迪遜大道已經不是第一次應付戰爭了。“化肥可以使戰爭得勝”——二戰期間，他們知道廣告該這么寫……與災難有關、體面而莊重是現時的廣告機會主義者們惟一想得出的廣告方式——事實上，網絡廣告比其他廣告在這一策略調整上要靈活得多：災難發生僅過了半個小時，Net2Phone公司在主要網站的旗標廣告語就更新為：“在危機時分，Net2Phone全力支持美國紅十字會。”——在災難期間，網絡廣告是惟一沒有停過的廣告，因為它不像電視廣告那么“令人生厭”，但顯然，很少有人會去點擊它。
于是，每個人都懷疑今年圣誕的購物潮是否還會出現。“如果美國陷入漫長的軍事行動”，美林證券的一位分析師認為，“情況已經糟透了，以后將變得更糟。”但另一方面，一些人將希望寄托在正常生活的恢復，以及普通民眾對美國經濟愛國主義式的支持。福特公司在密歇根的一位發言人說：“無論如何，總統需要我們回到正常的生活軌道里。”
然而，沒有人知道這種正常化是出于刻意的愛國熱情或者緊急狀態下的國家主義，還是信心和經濟秩序的真正恢復。9月17日，華爾街重新開市，沒有出現全面崩盤，這反而讓人懷疑：美國經濟的運轉不再自然——在開放的社會發生開放的恐怖事件，一切都懸而未決，一切計劃都是危險的。美國對其敵人所固有的“壓倒優勢”和必勝把握消失了，美國遭到的打擊由海外對抗變為本土災難，美國行動的代價由間接變為直接。
在這種情況下，無重的新經濟無法給人物理安全感，公司化的美國將(至少是暫時)向民族國家意義上的美國低頭：微軟無法提供F-16式的國民安全、甚至安德魯·卡內基的復活也無法將鋼鐵直接轉變為航空母艦——災難之后，一個簡單而深刻的變化是：媒體、娛樂、廣告共同營造的美麗人生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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