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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程勝
北京萬森文化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中國百老匯雜志社發行人----蘇越
他們出沒在藝員的身前身后，有時像保姆，有時像經理，有時像保鏢。這是一個全新的行當———演藝經紀人。在明星們的光環下，這個職業似乎也變得撲朔迷離起來。
其實，經紀人，就是在買賣雙方之間介紹交易以獲取傭金的中間商人。中國兩千多年前就出現了經紀活動。在西漢，經紀人被稱為“駒儈”；唐代，稱經紀人為牙人、牙郎；明清時期，經紀人稱“牙人”。解放初，我國對經紀人采取限制、取締政策。1980年以后，經紀活動開始復蘇。1985年后，經紀人由“地下”走到地上，以公開、合法的身份從事經紀活動。1992年以來，經紀人處在逐步發展階段，國家對經紀人采取“支持、管理、引導”的方針，使經紀活動逐步走上了正軌。北京萬森文化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中國百老匯雜志社發行人蘇越，八十年代赴日本深造及工作學習電子音樂、音樂制作及教育。90年代歸國后首次將國外藝員的制度帶入歌壇。在國內大力推動新型培養歌手及演藝員制作模式，成功地培養了一批如楚奇、楚童、高楓、黃格選、謝東、酒井法子、酒井美子、張恒等歌手。
今天我們與這位中國最早的現代意義的文化藝術經紀人(文化藝術經紀人的服務對象是文化藝術界的人)對話，為您揭開演藝經紀人的神秘光環。
《前景》：中國什么時候有的文藝經紀人？
蘇越：經紀人這個行當，在國外早就有了。我在日本，看到早稻田大學演技博物館一個材料，200年前日本不管是演員還是政治家，都有自己的經紀人了。
不算解放前那一段，過去中國演藝界沒有真正的經紀人。我出國前，那時候做蔡國慶呀、孫國慶呀、屠洪綱呀，都不算真正的經紀人，都是他們個人拿個小樣來問———你聽怎么樣？幫我出個唱片？大家一湊，給誰出個專輯什么的。那時候是間接捧人，不是直接捧人。從我1990年回國，才算是有了真正的(文體)經紀人。其實當時也是跟海外的合作，小虎隊的經理人陳淑芬曾跟我合作，在大陸尋找培養演員的路子。我們那時沒有經紀人的材料，很多現在的大牌經紀人都是偶然入行的。像王金花，是搞攝像的。我愛人說，你到我們公司來做吧，給你找個新職業———帶倆歌手。現在也成大腕兒經紀人了。
《前景》：當時你當經紀人的業績如何？
蘇越：很成功。我們給楚奇、楚童做，那是中國大陸第一個包裝出來的組合。他們原名陳春聲、陳春旺，是父母劃著船送過來的。他們的名字都是我們起的，湖北來的嘛！所以叫楚奇楚童，楚之奇童嘛。那時是1990年底，音樂市場很淡，可這個組合還是迅速走紅了。我是幾起幾落都趕上了。最早大家偷偷唱鄧麗君的時候，我們給第一個歌手蘇小明做唱片，然后是趕上西北風。那時北京就刮黃土，人們都說是西北風的歌兒給唱得。90年代初，我們剛回來，好像除了《轆轤·女人和井》就沒什么歌。市場上沒有什么內地歌手，全是港臺的，小虎隊是不可一世��！
我們就想，干脆做個青春組合，對抗小虎隊。就這樣選的兄弟倆。當時真是一夜之間走紅，光是北京的歌迷會就有上千人。而且那時的媒體，還沒有給歌星寫什么文章的呢。
《前景》：你能給下一個比較簡單明了的定義嗎？
蘇越：這個行當，其實首先經紀的是個產品，經紀人第一必須保護你的產品，第二必須讓產品升值。這是經紀人的責任。所以好的經紀人就是演員的老板，不好的經紀人就是演員的跟包。
《前景》：當年開拓經紀人這個全新的市場容易嗎？
蘇越：總的來講，早期我們做演員經紀人市場遇到過很多困難。經紀人一出去，外地演出主辦單位變著法兒地繞過經紀人和演員直接談。我們遇過這么件事，幫一個演員在一地兒簽了8場演出。到的第一天演員就住院了，我們還派人去看看。住院也是沒辦法的事，就讓先住著吧！經紀人就先回來了。過了幾天主辦單位老板見了我，張嘴就是謝謝蘇老師。我心說怎么了，演出不沒成嗎？再一聽：演出的8場挺不錯。鬧了半天演員直接和演出單位談條件了：你們不出8千嗎？我收5千就行。演員就是這么病了，打發了經紀人，自己演出點錢去了。
值得自豪的是，這個圈子的一些規范和制度，比如經紀人和企劃和宣傳，是我們帶出來的。其實最重要的是，我們帶進來一套三位一體的制度，一個藝員至少要有企劃人、制作人和經紀人三個人來捧他(她)。經紀人首先是要讓人們知道你的簽約藝員，其次一定要讓人們喜歡你的藝員。光知道不行，還不能讓人罵他(她)。
《前景》：當時你的北京影音出版社在經紀人市場上的地位如何？
蘇越：非常高��！黃格選、謝東、酒井法子、酒井美子、張恒……我們推出了一大批人。光是張恒的那首《天堂里有沒有車來車往》，就收到7000多封來信。
當時我們簽謝東，原本是要買他的《笑臉》，一問那首歌也是別人的。聽說我要買這歌，謝東真是熱淚盈眶———千萬別，我身家性命賭在這上頭了，我把家里房子抵押出去借了6萬塊錢做這個專輯。這首歌買走，我就完了。
我挺感動，就問他有什么想法。謝東說干脆您連我一塊簽了完了。當時還有和另一家公司較勁兒的因素。謝東的女朋友簽了另一家公司。那時好像有很多人都為謝東的女友打抱不平，認為謝東外形太有特點。我們就想，我們簽了謝東，讓他紅起來，他的女友外形條件好得多，沒紅，不是能顯示我們的水平嗎？就簽了謝東，而且成功了。所以那陣兒社會上都傳，我們是一統北方，歌手、藝員只要找到我們，基本上就能紅。
在此之前，黃格選為了和我們簽約，退出了成績很好的英皇杯大賽。我們三下五除二，三個月就把黃格選做成了傷心王子。兩首歌一上榜就是12周。
當時我們好幾個經紀人都被別的公司高薪挖走了，連我的司機都被挖走了。后來我遇上他們的頭就說你干嗎啊？他就我們一個司機干不了什么。結果人家說你那里是人才工廠，司機我也要。
《前景》：做經紀人需要什么特別的條件嗎？
蘇越：關鍵是要熱愛演藝事業。我們的很多企劃、文案和經紀人都是半路出家。像現在挺有名的張軼倩，原來是亞洲大酒店的出納。有的經紀人原來是國際飯店的前臺服務員，到我們這兒成了打字員，后來人不夠，就教他這些圈里的事，現在到別的公司都是副經理了。因為經紀人是個全新的行業。北京影音的確為經紀人市場的發展培養了一批人才。
文藝經紀人不好當，因為任何一種商品沒有比人更復雜的了，你必須通人情。香港一個大牌明星，跟經紀人鬧意見，新加坡6萬張票賣完了，明星一“病”，經紀人賠大發了。所以一個優秀的經紀人，必須具備老板的素質。
《前景》：從1996年開始，你好像退出江湖了？
蘇越：市場太沒有規則了。1996年，北京音樂圈發起，所有音樂制作人和唱片公司達成協議，誰都不要互挖墻腳。結果第二天兩家公司為爭歌手，就打起來了。根本管不了。
當時我發現有三個膨脹。
一是歌手自我膨脹。我們有個演員，在大連演出，和國家足球隊的朋友玩，在卡拉OK唱歌。別人都唱，就我們的演員不唱。大家覺得這人怎么這么不合群。我去勸，演員跟我說：3個月以前，我到處給人磕頭，我是孫子。現在所有人拎著包拎著錢求著我。我能不膨脹嗎？說得冠冕堂皇。那時歌手一紅立刻甩公司，不管你花多少錢培養我，只要我一有名，見著錢了，憑什么讓你掙我錢的心理就出來了。
二是制作公司膨脹。1994年前后，出了一批制作公司，跟藝員發生矛盾，不是坐下來商量解決問題的方法，動不動就聲稱封殺某某。最后誰封殺得了誰呀？無非是個兩敗俱傷，打官司解約了事。
三是媒體自我膨脹。我們在南京和媒體曾經合作得挺好。后來這批歌手紅了，媒體也牛了。再出去作宣傳，媒體打架殃及經紀人。上來就說：告你��！我這邊辦你的新聞發布，不準誰誰誰來，來，我們就毀你。居然讓我們3天之內帶演員做72檔節目。
所以我們決定，演藝經紀人這條路，我們得看一看再走了。
我們給蘇小明做唱片，一張賣5.5元，1996年是10塊錢，盜版批發價兩三塊。我們在贊嘆科技進步的同時，成本核算卻不合算了。我們給蘇小明做唱片什么成本———一張專輯18000塊，1996年呢？錄一張唱片要50多萬。作曲成本也高，過去我們作曲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元，現在有給1萬不寫的。盜版也沒人打擊，唱片根本不賺錢。最后一筆，我們花100多萬演員居然沒做起來。這種情況使我就覺得這事不能干了。
《前景》：可最近聽說你又開始大規模簽演員了？
蘇越：對，最近我們又開始簽演員了，而且一簽可能又是四五十個，一定要有規模。做事要么做小，5萬塊的規模，一月掙5000都有賺；要么就幾千萬，轉得起來。最怕三四百萬規模，一兩百萬扔進去，連聲音都沒有。
我們現在把公司組成文化系統鏈條。就不止是經紀人了。一是中國這么大，教應用藝術的太少。電臺電視臺有兩萬家，每個臺至少得有10個欄目吧？每個欄目總得有一個主持人吧？可廣院一年只有幾十個畢業生。我們第一個鏈條是教育，正在辦北京國際時裝藝術學院。
第二個是開放媒體演藝中心。前期要簽40至50位演員，收購一些媒體和公司。接著準備做一個后期制作基地。
第三個是銷售鏈條。我們要進入WTO了，據說天上有25顆衛星，就等著入關后資訊開放節目落地了。我們要先跑馬占地，在國內建立一個連鎖銷售網。這500家連鎖店是既能喝咖啡又能上網還能買書報唱片的休閑綜合店。最后把這套網絡賣給想進入中國市場的外國公司。現在一家美國大公司已經有意以1.8億美金購買連鎖店48%的股份。
經紀人、經紀人，在演藝圈經紀的是人。今后我們要經紀的是產業。現在經紀人市場只能說是有了，不能說是好了。記得當年我反復強調音樂界要團結，結果香港的黃說了一句：香港音樂圈從來沒有團結過，可是很有秩序。所以，內地的經紀人市場要想進入良性循環，必須要有制度和游戲規則。國內的音樂市場將面臨入世后在音樂市場與國際接軌的過程中，孕育著巨大的商機�，F在唱片賣10塊，利潤大約一塊多。如果唱片價格與國際市場接軌過程中，價格漲一倍，利潤就漲了11倍。如此巨大的利潤必將引來實力雄厚的外資大公司的劇烈沖擊。所以急需中國的文化形成產業，急需中國的經紀人有產業意識和運作模式的規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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