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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玉生
新世紀之初，當北國大地還是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時候，常年無冬的四川省攀枝花市依然是姹紫嫣紅，春潮滾滾，市民們和整個國家、民族一樣，喜笑顏開，意氣風發。而偏踞攀枝花市一隅的渡口鋼鐵廠卻一片死氣。全廠職工懷著沉重的心情，等著與單位訣別。渡鋼早就在排隊破產，2001年終究要排到了。我63年大學畢業，一直在單位工作。長期以來，
單位是我生存的家園，是我奮斗的寄托，是我可以信賴的母親，是我精心呵護的孩子。一旦生離死別，尤其是在我年近花甲的時候，頗類似于人生三大不幸的老年喪子，其憤懣迷茫、悲凄愴悢可想而知。但是，數月之后，當離訣別的日子越來越近的時候，我心中竟漾起了微笑，而且，不是我一個人，是渡鋼的很多職工。這來之不易的笑意，在與單位的關系上，經歷了多么漫長、痛苦的轉化！
獰笑--出鞘的劍指向誰
2001年初，我懷著沉重的心情，從我居住的十九冶出發，奔波到幾十公里外的渡鋼與它訣別。從金江車站下市郊公共汽車后，是一段四十分鐘的上坡路，其中有一半是渡鋼修的。當年光禿禿的路，現在已經綠樹成蔭。我正回憶90年代初栽樹的男女二功臣--銀純喜和李哲英，剛好就遇見了純喜和他兒子。渡鋼技術和領導骨干來自攀鋼、十九冶等中央冶金企業和地方其他企業，我是在建廠之初由冶金部十九冶金建設公司先借用、隨后調入的。純喜是從攀鋼調入的。他當過渡鋼副廠長，為了單位投產、保產，和我一樣，可以幾天幾夜奮戰在工地上。如今也和我一樣快速蒼老。
我天生笑神經發達，文革初期，老伴是十九冶電裝團委負責人，批判她的大字報順便把我捎上，稱我為"笑面虎"。熟人朋友說到我，總少不了"笑容可掬"、"慈顏常笑"之類的贊美。面對昔日為之流血流汗的廠房和高爐，今天瘡痍遍體、狼籍不堪、蒿草三尺、行將入木，我想到了它短暫的一生：1985年，攀枝花市籌備成立渡口鋼鐵廠。渡鋼接受上海某公司投資，建了一座小高爐，1987年投產，不久即虧損。1990年，攀鋼承包渡鋼，由于種種原因，沒能盡如人意。1993年，成都無縫鋼管公司兼并渡鋼。1999年，攀鋼兼并無縫，渡鋼停產交成都市經貿委排隊破產至今。
純喜眼含熱淚，噓吁不已。我則痛不欲生。單位之不存，我將焉附？我心中充滿了揚眉劍出鞘的殺氣。可是，殺誰呢？和誰算這筆帳呢？和國家算，和地區算，找領導算，職工互相算……似乎都有道理，又似乎全無依據。我的臉扭曲了，習慣性地笑，卻是獰笑。別的單位的職工遇見不順心的事，敢到市中心堵住交通要道，非要市政府送盒飯、礦泉水，好言相勸才罷休。渡鋼職工心有余而力不足。套用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的話：渡鋼職工中一等的跑到市政機關，二等的調到事業單位，三等的溜到有工資開的企業，四等的退休(包括我老伴)預退，五等的護廠拿錢(純喜屬此類)，剩下我們每月拿195元基本生活費的算是六等了。前五等特別是前三等對渡鋼的行將破產說不定心里在得意，我們六等人即便怨氣沖天，畢竟本事有限，如何興得起風浪？純喜的兒子嚇得慢慢后退著遠離我，可見我表情的可怖。
純喜怕我對他兒子的舉動有意見，悄悄告訴我："他神經有點問題。渡鋼瘋子多呀！"當初渡鋼可行性研究時，就有人說金江這地方風水不好，第一個廠化工廠辦垮了，第二個廠針織廠要垮了，第三個廠經編廠走下坡路了……那就是說，這筆帳只有向天算了？我聽說，廠工會主席瘋了，某司機癲了……比我年輕的職工已經死了幾個，但這似乎不怪天，而該怪水，針織廠染布的廢水就排在渡鋼泵站取水口上方。
當年選廠址時登高遠望，詩人費德富說："昆明西山叫睡美人峰，渡鋼這個山包是醒美人！"我接了一句："這個美女額頭太高。麻衣相說，'女子額高，三嫁不牢'啊。"不幸被我言中，它居然經歷了上海、攀鋼、無縫三嫁，終究還只有破產一條路。
我是六六年三線建設時進攀枝花的，參加了在只有7戶人家的山溝溝創建攀鋼的全部過程。我當時的領導管竹卿后來當市文聯主席，寫了幾本回憶錄性質的書，對我們"三塊石頭架口鍋，帳篷搭在山窩窩"的艱苦創業有極生動的記述："……'干打壘'生活過了四年之久。后來，齊(前文有述，齊文英，2001年以十九冶副經理身份退休)、柳、張(前文有述，張玉生，即本人)相繼結婚，搬去住雙身宿舍，雙身宿舍亦是'干打壘'或席棚……"與管、齊相比，我例外的是，在奮戰建攀鋼20年之后，我又經歷了一次幾乎同樣艱苦的渡鋼創業。攀鋼不會記得為了送電、有個可以在工地7天7夜不下火線的年輕人。我為渡鋼所做的一切人們尚不會全忘，但是，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記憶猶新，更增加恥辱和傷痛。
我的悲劇在于追求完美，崇尚能上能下、能文能武。年輕時讀"虬蛇無腳而飛，鼯鼠五伎而窮"，一直不以為然。我大約也有"五伎"吧：搞電氣技術；80年代出過書；從牛棚出來干過體力；當過單位721大學的老師……現在真的"窮"途末路了，我服氣了。我將自己的一生總結為"一兩兩一"：一生奮斗，兩個單位，兩次創業，一敗涂地!我遇見75歲高齡的市人大退休副主任時，他批評市領導在建渡鋼問題上決策錯誤。我不知別人對錯，只知道我錯了。義憤填膺、怒發沖冠、火冒三丈……終究只是一時的沖動。面部肌肉不能永遠扭曲，它僵硬了，于是，獰笑變為干笑--山高水深白發人幾十年和單位唇齒相依，對十九冶，我愛廠如母；渡鋼是個新單位，我愛它如子。在我心中，單位是黨、國家、社會的縮影和代名詞，我把自己完全融入了單位，個人寫的文章有時用單位名義發，稿費都不要。攀枝花建設之初學大慶政企合一，攀鋼所在地銀江公社由以我們19冶為主的二號信箱負責，我和齊文英偕同對象登記結婚時，公社的辦事員說："你們是我們的上級……"結婚靠單位，生老病死全然。老職工辭世，單位會按照他們生前的級別，安排幾輛直至上百輛車為他們送葬，我參加過單位為管竹卿夫人、鄰居安多方、好友郭相周等組織的葬禮，送花圈，寫挽聯。與他們相比，我又例外了：不可能是單位為我送葬，而是我這個白發蒼蒼的人為呱呱墜地僅僅14年的渡鋼送葬了。所謂白發人送黑發人。含淚為它撰寫挽聯，實際是自詠自憐：生不逢時舊千年三嫁隨風逝，死得其所新世紀一命付水流。
我的原單位有學校(包括電大、中專、技校)、公安(這兩年剛交出去)、商店、托兒所、幼兒園、浴池、食堂……一應俱全。單位沒有辦不到、也沒有不辦的事情。我的習慣，為朋友、為單位可以兩肋插刀，樓下一聲喊，放下飯碗就走。我自己則喜歡萬事不求人，盡量不麻煩單位。我的兩個孩子都是在攀枝花最困難的時候出生的，身體不好，夜里來病了，抱起來就上醫院，那時沒有出租車，要車就找單位，但我想又是調度又是司機的，何必鬧得大家都睡不好覺？有一次下小雨，我用毛巾被把女兒蒙起來，因缺少空氣，抱到醫院已經心衰了，緊急搶救……搶救的是單位的醫院，報一句"電裝公司的"，不存在什么押金，救人要緊，真正的救死扶傷人道主義。可以說我女兒的命都是單位救過來的。幾十年風風雨雨，哪一次成敗、苦樂不與單位相關？
在原單位，我有眾多的師傅和徒弟；在渡鋼，我有最后一批徒弟，其中女徒弟小孫刻苦鉆研，尊師敬業。可是，離開渡鋼的儀表系統，她所學完全無用了。她嘗試做很多事，包括傳銷。她勸我說："師傅你那么好的技術沒用了，關系是第一生產力，你那么多關系再不用，苦撐到哪一天？我真想為你哭。"我過去的下級、變電所長張中華還記得為了搶送電我在變電所外摔傷的事。也忘不了用她犀利的嘴埋怨："張工(指我)那時候把我們卡的緊，喘氣的功夫都不給，現在全完了。"面對真心的勸責，我只有冷笑、干笑，嘲笑自己。
我年輕時接受一種理論："把知識還給人民"。"獻給人民"不行。雖然都是無償的，但獻出起碼要對方感恩戴德，"還給人民"是說知識本來是人民給我的，是我欠人民的，欠債還錢天經地義，人情、感激全都不能要。我為此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不為名，二不為利，至今兩手空空仍不悔。我32歲在十九冶電裝當隊長時，單位蓋樓房我們電工當小工配合，安全交底后，擺磚的都知道為張隊長擺一抬80塊的，我的動員令就是自己首先抬磚上跳。
我和單位這種相依為命是計劃經濟的產物，有它特定的歷史條件。比如當年我們學雷鋒，見到拉車的就幫著推，沒錯。第一，當時勞動者創造的財富主要是國家積累，我們單位平均年工資500元不到，全員勞動生產率是5000元以上，90%為社會貢獻了；不論你幫誰推車，實際上都是給國家做；第二，沒有哪個人能竊取你創造的價值，比如拉車人，他不會因為你的幫助多拿一分錢，因為那時沒有變動的獎金；第三，沒有其他不安全因素，不會惹麻煩說車上丟了東西，更不存在因為車上有毒品而涉嫌販毒。即便送拉車人去醫院也不會被粘上--他一定有單位，單位就是身份證。
如果現在像我們那時那樣上車就當義務列車員，真正的列車員可能偷懶去了，而且還要拿額外的獎金，你把車廂打掃得特干凈說不定面臨加價，最后是扶老攜幼上下車后回到自己座位上，不是座位沒了，就可能自己的包被偷了。渡鋼誕生在商品經濟大潮中。我錯就錯在仍然照老樣子干，忠于單位或許沒錯，但無意中豢養了懶漢以至蠹蟲，加速了單位的滅亡。
我舍不得單位死，但無奈："世上只有單位好，沒單位的職工像根草。離開單位的懷抱，幸福哪里找？"歌這樣唱，人還得活。唱著唱著，面神經松弛了，逐漸有了笑容，但滿是苦味。
苦笑--故伎三十五年前過去有兩句話：大河無水小河干，大河有水小河滿。我一直覺得不對，因果關系反了--大河的水是從無數小河來的，而不是相反。然而，當渡鋼這個大河沒水之后，我從自己干癟的錢包才體會到這相反的道理卻是千真萬確的。
國家統計局調查：今年上半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24元。我的收入是全國平均的1/3，老伴大約和全國平均水平相當，一個月500多元，比在原單位少了將近一半。怎么過？兩句話：遠離時尚，回歸故伎。
遠離時尚說的是凡屬新世紀時尚的東西諸如家庭購車呀、旅游呀、180元一張的劇票呀、住房裝修呀、補養健身呀，都離它遠遠的，"既不能至，心莫往之"，免得走火入魔；回歸故伎，是說把35年前攀枝花創業時的傳家寶、那些艱苦奮斗的傳統都撿回來。
要說苦，沒有35年前苦。現在便宜的水果很多，不像那時候，省吃儉用偶爾買點蘋果、梨給孩子補維生素，我只能吃果皮和核。現在老了，牙不好，蘋果核可以吃，梨核太酸，心疼也只有扔了。那時汽車拉金沙江水上來，一人發半盆，早晨洗臉后留到晚上洗腳，洗完腳后留到第二天早晨澆到正施工的干打壘泥土上，再領新的半盆。那時的口號是：熱了，想想烈火中的邱少云，渴了，想想上甘嶺。現在水有的是，十元一瓶的純凈水喝不起，一元多一噸的自來水管夠。一塊來錢的煤氣常用不行，再揀起一毛來錢的蜂窩煤。簡易樓房裝修不起，進屋免去了脫鞋換鞋這些麻煩，和結婚時的干打壘新房相比，又寬敞，又安全。唯一可惜的是，那是原單位的房子，不賣給我，要付高價房水電費，對我無異于雪上加霜。
66年攀枝花不通火車，幾十萬建設大軍的食物全靠汽車運進山，只能挑好運的運：粉條、臘肉、花生米、海帶、皮蛋，號稱老五樣。但那時無論誰都一樣苦。冶金部副部長徐馳是攀枝花市委書記。他來十九冶檢查工作那天，食堂一定殺豬，有鮮肉吃。那時吃肉，肥肉第一，瘦肉第二。這不僅因為粉蒸肉一毛五一盤，瘦肉片要兩毛；更重要的是當時肚子里油水少，難免挑肥揀瘦。聽先于我進攀枝花的瞿迎祥(十九冶電視臺長，已退休)講，徐馳第一次到十九冶的時候，食堂到鄰近的五公司四隊借了點新鮮肉，炒了幾個菜。徐馳聽匯報、吃飯都在干打壘會議室，菜端上來，他先到職工食堂轉一圈，發現大家吃的仍是老五樣，沒有他桌子上擺的鮮肉，他不吃了，餓著肚子繼續聽匯報，弄的十九冶領導很難看。以后，徐馳和市里其他領導李非平等來，干脆殺豬大家一樣吃。徐馳眼睛瞎了一只，檢查結果竟是營養不良。當時我的月總收入是六十元七毛，徐馳是三百元，但平等。
那年是我們學大慶的第三年，第一年學的評功擺好，第二年學的推倒重來，第三年學的就是開荒種菜。菜多了，豬也多了。對此，管竹卿在《拾荒集》中專用一個小標題《學南泥灣》加以描述。當時我年輕力壯，以一當二，挑糞、挖地這些重體力幾乎是我包了的。
當時我的月收入可以買大米四五百斤，孩子住院能住幾十次，交學費可以從小學讀完高中，交房水電費夠幾年的；現在的195元僅能買一百多斤大米，住院一次也不夠，上學頂多夠一年，房水電費不夠兩個月的。我當時在單位是中間偏上。目前是下但非最下，我不失溫飽，還有貧困的呢。
21世紀了，人民生活提高了，但苦樂不均。十九冶和攀鋼住宅區交叉，攀鋼效益好，職工闊，可用的東西也扔，我扎的皮帶就是老伴從垃圾桶撿來的，老伴安慰我說："扔東西的人挺胖，不會有病。"我嘴里答應著，偷偷把皮帶在烈日下曬了一天消毒，爾后才啟用。
1987年，我的第二本科普讀物《"大電子"和"小專家"》出版后，攀枝花《群眾文化》1991年6月總30期發表祝伴的《執著的耕耘者》說，"張玉生是一名工程技術人員，他對技術如同對文學愛好一樣勤奮、執著，有'電王'(電氣大王)之稱。……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總是步履匆匆，守時如鐘，幾乎沒有時間考慮自己，一身黃工作服，一雙電工膠鞋，一個舊工具包……"文章說，"不追求時髦，不迎合潮流，不放棄耕耘"是我"為人為文的長處"。這長處現在又用上了。66年我穿過7分錢的草鞋上主席臺；現在，除了背心內褲襪子鞋需要補充外，其他我都撿兒子女婿淘汰的，樣式、顏色有的不適合老年人，說不定有人以為老張頭新潮呢。
現在我收入少，更大的擔心在沒有保障。對于我這種渡鋼沒分房、沒房改、沒有自己的住房，一怕漲價二怕病。毛澤東牙疼不吃藥，讓身體增加抵抗力，我學，感冒發燒就喝開水、睡覺、發汗……這些也是小時候爸爸、媽媽常用的土辦法，可惜我沒學會手揪、刮痧、拔火罐。
當年我的團委書記秦萬祥現在是市委書記，電視上常見到，一旦孩子或朋友有求，我心里就難受了：襤衣、敝履何以進政府之殿堂？這時需要阿Q精神。戰友們為攀枝花"獻了青春獻終身"，得到回報；我例外，我是"還"，"還了青春還終身"，沒有回報。"還"不是比"獻"的境界高么？這樣一想就坦然了。由于我和老伴是雙職工，在與單位共榮辱的幾十年間，我們的生活起碼是溫飽，改革開放到達過小康甚至富裕。看幾則事例：自費坐火車買臥鋪，以前為了額外享受幾十元的補貼，公費出差都不坐臥鋪；冰箱從單門到雙門；除掉公共汽車、中巴外，偶爾可以坐小巴甚至打的；請客可以到餐館；買了空調……現在單位快完了，我又退回到溫飽：臥鋪改回硬座，不過我的水平不行，只坐過成都到北京最長不過四十小時，我老伴成都到廣州加上晚點坐了六十四個小時，盛暑三伏天，下車時仍是神采奕奕；雙門冰箱送給女兒，我們用84年花770元買的小單門，省電；空調已經閑置幾年……
苦日子要自尋樂趣。我悟出，這年頭凡是大眾消費的地方都收費，如公園呀，廁所呀……上等人享樂的地方不收小錢，星級酒店放心大膽進，有人為你開門，廁所備好了香皂、毛巾、烘干機……服務生把手紙遞到你手上，聞著香噴噴而不是臭烘烘的味道，我飄飄然，盡情的享受著這在單位一輩子也沒享受過的享受，瞬間甚至對單位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產生了懷疑。成都的證券營業部多如牛毛，可以隨便進出，補開水，吃冷氣，解手……可惜大量空閑的電腦只有股票行情，不能干別的。攀枝花不如成都，米貴，處理品都是過期、變質的，市中心一家證券營業部，我犯經驗主義去解手，出來時鉆出個收費的，兩毛。雖然我的工資夠每天上三十次的，但那是用來填肚子的錢呀。苦笑之中，杜撰一聯：苦辣酸甜皆滋味，喜怒哀樂盡人生。自鳴得意，于是，又恢復了--
微笑，病樹前頭萬木春
據說，英雄末路，美人遲暮，是人生的悲劇。我非英雄，現亦非末路，悲自不必。現在是黎明前的黑暗。單位不行了，社會福利在發展，攀枝花市60歲坐公交車不要錢(雖然有個別司機拒絕執行)，我由此夢想建市40周年會不會對老攀枝花來個經濟實用房什么的。或者，老人治病有優待……想到未來充滿希望，沒有單位也會活得好，我情不自禁地真心地微笑了。
苦日子過慣了，如果一個月有1950元，我還是這樣生活，不過，外孫女的冰淇淋會升級，不會像現在這樣專挑五毛錢的買(即便這樣也要挖庫存呢)。
我和銀純喜是酒友，他戒酒已久，我雖未戒，但也難得有暢飲的機會。老伴和我是大學時的同班同學，老鄉，習慣一樣，信奉窮家富路，因此，2001年8月坐硬座去成都時她便為我買兩瓶啤酒裝在飲料瓶里帶上(車上買太貴，帶原裝玻璃瓶又太重)。一口氣喝了一瓶，頭腦發木，用四川話說叫二麻二麻的，我這才明白"陶醉"這個詞是何等的貼切！據說吸毒后有飄飄然如上天堂的感覺，我想其滋味也不過如此吧？我和純喜在重慶會審圖紙時曾喝得酩酊大醉，但那時年輕，心理正常，無任何異樣感覺。此次卻"一杯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似乎超凡脫俗、大徹大悟了。俗話說，酒醉心明白，我鬧不清到底是醒明白呢，還是醉明白？我暗暗下決心，以后正式退休工資長到四五百的那一天，每周一定要喝一瓶1.6元的冰鎮啤酒，過過神仙的日子，雷打不動！
看著車窗外飛馳而過的景物，我想了很多。和前代人比，我們是幸運的，他們犧牲的是生命，我們僅是利益。利益犧牲也不大，仍有溫飽，只是與奔小康、富裕、富豪的大隊人馬相比落伍而已。據說為了種群的利益，動物有時都會選擇犧牲：面臨獅子的威脅，本來可以獨善其身的壯年斑馬會長嘶倒下，用自己的生命換得老幼的平安。"為有犧牲多壯志"，"要奮斗就會有犧牲……"當年倒背如流，如今輪到自己卻全忘了。念頭及此，不僅汗顏。
白居易詩云："有木名凌霄，澤秀非孤標。偶依一株樹，遂抽百尺條。……寄言立身者，莫學柔弱苗。"我喜歡這首詩，看不起寄生者，但卻幾十年和單位建立了這種依存關系。從畢業只知道聽黨的話，服從分配，想都沒想過什么叫擇業、失業。單位大，自己主宰不了，等于把命運交給別人。有單位好，有人管，焉知不是束縛？58歲，單位管了38年，訣別有一種失落感。和瀟灑的后一代人比，我們未必不幸運，他們時時面臨競爭，我們一生只要苦干不需其他，有的只是競賽，而且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單位垮了，好比一個家庭散伙了，家庭中的成員仍是血肉相親的。我長期擔任渡鋼的技術負責人，自覺對同事、下級、徒弟沒盡到責任，趁單位終結之前，我要最后一次發揮作用，那就是，說服大家：怨恨于事無補，順應或有新天。為了節省車費和電話費，我沒辦法主動和他們聯系，但只要見面，就會陳芝麻爛谷子的說個沒完，一直說到火消了、氣平了、心順了、臉笑了。原來總覺得渡鋼的年輕人競爭力差，離開單位一逼，不乏佼佼者，有的在保險公司當部門經理，有的在星級飯店當高管，甚至有發財的。應了古話：時事造英雄，困境煉人才；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我們過去對單位的期望是恢復生產。現在不盼了，深情關注將在這塊廢墟上誕生的。我們明白，真正的新生--火鳥再生是在涅盤之后,雖然我只有退休了。渡鋼瀕臨火車站、飛機場，土地有價值。據說一家港商慧眼識寶地，正在談收購。
我對渡鋼的骨干、同僚們說，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長征路上扔掉的東西有的是好東西，但不扔就沒有以后的勝利，渡鋼就是改革開放途中該扔的。它是一條行將沉沒的破船，但沉船上的人并非無人管，六等人仍然有稀飯喝。把單位和國家分開，單位要死就死吧，國家會活得更好更輕松。有的人想不通："政策應該有連續性。如果當年是現在的政策，像你那種不要命的干法，恐怕存款也上百萬了，今天哪會為住房、生病發愁？面子上也過不去呀！"我覺得好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犧牲的烈士一條命值一百多萬美元，長征路上犧牲的有的連名字都沒留下，不同歷史時期是不好比的。犧牲者總是可歌可泣的，歷史將有我們一席之地，而非無顏見江東父老。《紅燈記》中的規矩是送親人上路不許哭，我們要微笑著與單位訣別。
我對渡鋼的下屬說：小車司機石師傅告訴過我，大躍進時有一種車，沒倒檔，叫"向前進"。這樣的車總有一天要走進死胡同。人生不能無倒檔。我對渡鋼的徒弟們說："改革開放好比一場馬拉松賽，跑第一固然光榮，跑在最后的作用更大--他支撐著整個比賽。試想，每一個人發現自己落在最后便離場不跑了，新的最后一個也照此辦理，于是，就和推倒多米諾骨牌一樣，最后只剩下第一名一個人。改革開放需要開路先鋒，大概是那些先富起來的人吧？但也需基石，再窮別去販毒、搶劫、詐騙、偷盜……給改革開放一個安定的大環境，這是我們能做的犧牲，也是貢獻。向上比無止境，量力而行，隨遇而安，知足常樂。"同僚、下屬、徒弟們都笑了，會心的笑。他們說："張總想的通，我們還有什么？"
我真的想通了。中國三峽出版社出版的《歲月心語》中有我寫的《從"駱駝旅行"開始》。文章結尾說："古人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今天的展翅藍天，遨游全球，是以當年的駱駝旅行為起點的。是攀枝花建設者們，幾十萬忍辱負重的'駱駝'踩出了絲綢之路的現代輝煌，馱出了攀枝花安居樂業、豐衣足食的今天。"既然做了忍辱負重的駱駝，怎能出爾反爾、患得患失？
不過，我還沒有真正同單位訣別，因為我還要去交黨費--帶著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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