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武衛強 本報實習生翁丁奎 高愛玲
在北京一棟棟漂亮的寫字樓里,盡管有首席代表、高層主管、年薪百萬的職業經理人,但是因為他們沒有北京的身份證,他們沒有辦法在北京辦公司,在北京買車,甚至沒有辦法在北京辦信用卡和手機入網。尤其苦惱的是,他們需要經常出國,而他們必須回到原籍去辦理護照!盡管他們事業成功,卻無法擺脫“外地身份”的困境。
據悉,8月1日北京市將統一使用新的《暫住證》,使用了很多年的舊《暫住證》將全部作廢。北京市公安局[微博]的劉蔚主任說:“目前,北京對外來人口的管理辦法還依據原有的政策條文。但申奧成功后,北京在‘人才奧運’、‘科技奧運’的目標要求下,一定會出臺一系列新的外來人口管理政策,以吸引人才。”這個消息多少會給漂在北京的外來人帶來希望。
一個在北京漂了很多年的海南人,決定在北京開家公司,但北京市明文規定,在北京注冊公司必須持有北京市身份證。他只好找了一位北京人合伙做起來。沒到半年,那個北京人便將10多萬元的資金全部卷走了。因為不是公司法人,這位海南老兄只好在萬般沮喪中離開北京。
他的朋友,在英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代表處做副首代的簡湘向記者講述了這個海南人的遭遇。他說:“我認識很多在北京開公司的‘北漂’,他們都提心吊膽的,害怕有一天碰到同樣的境遇。”
在亮馬河大廈某外企做行政經理的郭女士來自廣東,在北京已經漂了5年了。郭女士的孩子在一所公立學校借讀,差一年就小學畢業了。孩子11歲那年,學校要組織運動隊參加區里的運動會比賽,但僅僅因為是借讀生,便被剝奪了參加資格。孩子傷心壞了。后來郭女士想讓兒子練游泳,不想孩子對她說:“沒用的,我是借讀生。”
郭女士對記者說:“我是外地戶口,現在最擔心的就是孩子的教育問題,孩子的成長千萬不要因為這些受到影響。”
在北京一棟棟漂亮的寫字樓里,北漂人是一個很大的群體。在他們一身職業裝的背后,誰又會想到他們每天還為諸如上面提到事情所煩惱著。準確的說,“北漂”是隨著PC時代的到來而興起的,“在北京飄泊”雖然帶了一點悲涼的意味,但也曾是能力和前衛的象征。時訊記者在近日采訪了一大批當年的北漂人,發現如今他們中已經有相當部分的人做到了高層管理的位置。但小到手機入網,出國護照,大到孩子教育、買房、買車、辦公司,無一處不因為自己是外來人而困難重重。
外地人更沒退路
中關村大華科技商廈的王女士是某網絡公司的銷售總監,1995年來北京后,她在一家電腦公司做市場,拼了命的做,一年內銷售成績排到了第三。她告訴記者,自己在北京已經漂了6年了,“我就像一直休憩的小鳥,害怕總會有一天沒有了自己站立的枝頭。”她說,每到過年的前幾天,心里便特別激動,老是害怕誤了火車,總是要很早便趕到火車站,因為只有到了火車站,心才踏實下來。
瑞典某外企首席代表方先生是1996年來到北京的。之前,他在黑龍江一家國企做技改工作。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說:“在北京生活5年了,還是難以將自己放在北京人的圈里。即使做首代后,工作上也不敢有絲毫的懈怠,不是怕被炒魷魚,只是不愿被別人說自己是外地人而做不好。”他說自己最尷尬的事莫過于聽被人說,外地人怎么怎么著,然后自己再隱諱的告訴對方,自己也是一個外地人。
亮馬河大廈的郭女士告訴記者,一些外企其實更愿意招聘外地人。因為外地人在北京找工作相對有北京戶口的比較難,沒有太多的退路可以選擇,所以工作上更努力、扎實。而且像她們這種外地人大多是懷著夢想到北京來做事業的,所以到北京后都有一種“一定做成功”的念頭。郭女士說:“到北京很多年了,但從來沒有把自己當北京人來看,我們是在用勤奮挑戰著某些都市人的懶惰。”
購房的重重限制
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當時毅然決定漂在北京的,并沒有想到以后在買房、購車上的層層障礙。沒有北京戶口,貸款買房都難上加難。而且即使有實力購房,所交的稅也重于有北京戶口的。在外企做首代的方先生告訴記者,自己的房是用親戚的身份證買的,然后再過戶到自己頭下。他不明白,自己現在所做的工作,是在引進別國的先進技術,是在為北京做貢獻,自己每月交的個人所得稅也遠遠超過了普通的北京市民,現在又有了房產,為什么還是不能得到平等的對待。
關于使用別人身份證買房所帶來的風險,做銷售總監的王女士給記者講了一件事。她的一個朋友用別人的身份證買了一套房子,開始相安無事,后來被借身份證的那個人同妻子離了婚。按照法律規定,房產應該屬于家庭共有,離婚時,妻子有權分享一半,也就是說那位朋友的房子有一半屬于了那位妻子,麻煩事便由此而來。碰到講道理的也還能協商公正解決,碰到不講道理的,或者借身份證的雙方反目成仇,沒有北京戶口的只能自認倒霉。
英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代表處的簡湘對記者說:“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房子。女朋友已經談了好幾年了,可沒有房子怎么成家?我沒有北京戶口,連實用商品房也買不到。現在我是一想起房子就心煩意亂。”
我總不能天天往黑龍江跑吧
作為首席代表的方先生,因為工作的需要經常出國。出國就相應的出現了辦護照、簽證的問題。按照規定,出國需先填寫出國申請表,而申請表必須由本人遞交至戶口所在地公安機關,然后經批準后才能辦理。方先生的戶口落在了黑龍江,也就是說,方先生要辦護照必須先到黑龍江跑一趟。遇到急事來不及,便只能想盡辦法托人找關系。“沒有北京戶口,工作都沒法正常進行”,方先生很無奈:“我總不能天天往黑龍江跑吧。”
在采訪中記者發現,這些在寫字樓里工作的外地人幾乎人人都有這樣的不便。簡湘來自貴州,他說:“出國辦護照簡直是麻煩的要命。”1998年,簡湘在朗訊公司做市場助理的時候,有兩次到馬來西亞出差。時間特別急,好不容易找人把護照辦好后,因為沒有北京身份證,又無法換匯。萬般無奈之下,簡湘只好鋌而走險,到黑市去換匯。在接受采訪的時候,他說:“我也知道到黑市換匯屬于違法,但有什么辦法呢,我沒有正當的渠道去換匯呀!”
“除了換匯,沒有北京身份證,連信用卡也辦不了。”簡湘告訴記者,自己經常出差,不可能帶太多的現金,便去辦信用卡,但銀行要簡湘出示北京市身份證。此后簡湘便再也沒有去辦過什么信用卡,他對記者說:“咱丟不起那人。”
A類暫住證只是個象征
目前,北京對外來人口和出租房屋實行的是分類管理。根據外地人員來京時間、從業狀況、現實表現等標準,對暫住證劃分為A、B、C三種。三種暫住證的區別是:對來京三年以上、暫住就業正當合法、無違法犯罪問題的將發放A證;對符合上述后兩個條件,但來京時間一年以上不足三年的,發放B證;對來京時間不足一年符合辦證條件的,發放C證。同時,還特別強調指出,為促進首都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對聘用的外地科技人員直接辦理A證。
據了解,政府針對持有A證者,著重做好對他們的服務保護工作;對持有B證者,提高其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約束的自覺性;持有C證者將作為重點管理對象,加強對他們的審查、防范和控制。那么持有A類暫住證的能獲得那些權利呢?
做首席代表的方先生在沒來北京之前就已經獲得了高級職稱,目前在北京已經漂了5年了。他告訴記者,開始自己感覺,這A類證應該有很多的優惠條件吧。于是便到派出所去換A類暫住證。換證的手續很麻煩,工作人員便對方先生說:“你換這有什么用呀?”方先生看了半天介紹才明白過來,是呀,A類證也不能解決孩子上學和出國護照,這方面和B類、C類證也沒什么區別。方先生說:“我最后明白,這A類暫住證只是個身份的象征,查戶口的時候,警察少問你幾句罷了。”
是借讀生還是二等公民
在采訪中,記者發現最讓這批寫字樓里的北漂人頭痛的,還是下一代的教育問題。孩子一生下來,就注定要隨父母漂在北京。他們即使在父母交了巨額贊助費的前提下,進了公立學校,也很難像其他的孩子一樣正常的度過自己的學生時代。因為這些孩子從一踏進校門就與別的孩子不一樣,他們是“借讀生”。
據了解,北京多數公立學校對外來人口子女的安置政策是“積極安排,妥善解決”,如宣武區51所小學中,借讀生今年就達到了2819人。學校雖然已經盡可能的將孩子們一視同仁,但還是在太多的地方讓孩子們意識到自己借讀的身份。亮馬河大廈的郭女士告訴記者,碰上不負責任的老師,孩子的學習便也懶得管,反正借讀生的學習再不好,也跟班級和學校的榮譽無關。她說:“大人漂在北京無所謂,但孩子們從小就要背負著一個“二等公民”的包袱,就太不公平了”她說,每次家長會,老師們都要提醒他們,要盡快給孩子聯系好初中的學校。郭女士對記者說,借讀,到什么時候才是個頭呀,到時候考大學怎么辦?孩子的戶籍所在地廣東是獨立命題的,教學質量在整體上也同北京有差異,真不知道該怎么辦。郭女士說:“我現在只有盡可能地準備錢,以便應付意想不到的困難。”
孩子到國外讀書劃算
據資料顯示,北京市的小學生近一年的贊助費總額接近10億元,大約相當于全市小學教育經費(20.16億元)的50%%,而且贊助費的金額和交納比例還有逐漸爬升的趨勢。小學都已經如此,初中、高中就更不用說了。做首席代表的方先生告訴記者,各個學校的贊助費相差是很大的。一所教學質量中等的學校一年的贊助費也得幾萬元,像清華、北大的附屬中學贊助費更是天文數。
目前,北京有上百家私立的小學、中學,收費也不低。記者隨即給北京博文學校招生辦打了一個電話。博文學校的王小姐告訴記者,這里小學、中學都有,入學每年先要交2萬元的贊助費,此外每年的學費是7500元。方先生告訴記者,家長都“望子成龍”,一般不愿把孩子放到私立學校去,因為教學質量不能保證,而且也比較貴。方先生的孩子今年高二,準備送到國外去讀書。方先生說:“其實算起來,像我們這樣的外地人,把孩子送到國外要比在國內劃算。”
方先生告訴記者,孩子考大學,高三考試前一段時間必須回原籍黑龍江復習一段時間,適應一下環境,還得辦學籍,太麻煩了。而且北京的教學遠遠比不了地方,也不一定能考上什么好大學,到時候又是大問題。把孩子現在送出國去,先參加一個預科班。國內的學生基礎知識比國外的孩子扎實的多,考個大學比較容易,這樣一步到位,不是很好嗎?
采訪中,年輕一點的北漂人對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很簡單:不要孩子。也許這是今天“丁克家庭”越來越多的客觀原因吧。
戶口,誰說我不在乎?
做銷售總監的王女士告訴記者,在他們這個圈子里,沒有北京戶口的太多了。她的一個有北京身份證的朋友,一年內竟被借去買了9部手機。那個朋友很擔憂,那一部手機出了問題,都是他的事。而去買手機的外地人心里也不大好受,沒有戶口,連一部完全屬于自己的手機都得不到,心里多少感到不是滋味。
美國互聯網絡商務信息公司北京代表處的張翎在北京漂了很多年后,終于獲得了北京市戶口。在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她說:“戶口也許不是太大的問題,但我依舊會要北京戶口,因為那是一種認同,有了它我會多一分安全感。”
今年5月13日,在“新世紀人才資源開發與管理論壇”上,北京市人才服務中心主任韓光耀作了“取消戶籍對人才流動的限制”的演講,頗得與會者共鳴。他說:“現行戶籍制度已成為人才資源配置市場化的重要障礙,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那么北京的戶籍制度最終應該是個什么樣子呢?韓光耀主任說:“招聘單位惟才是用,不必問戶籍在哪里。把戶口僅僅限制在統計人口的作用上。最終實現不遷戶口,來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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