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文

　　不久前，聽某市一位稅務系統的局長同志說，他們那里原來指令性的稅收稽察任務指標(即要求必須查出的偷漏稅金額)已經取消，因為到底能夠查出多少違法偷漏稅額，顯然是無法按行政指令安排的。與此事同理，我想談一下現行指令性稅收收入任務指標問題。

　　我國各級稅務機關，每年都有具體的征稅數量任務目標，并一向是把這種任務作為指令性指標布置的。然而，一旦我們對這種“指令性”的性質“較一較真”地考察一下，就可以發現，它是缺乏法理依據的。

　　眾所周知，稅收作為政府籌集財政收入和調節經濟與社會生活的手段，必須嚴格地依托于法律。于是，“依法納稅”、“依法征稅”、“應收盡收”，這些都名正言順地成為稅收征管工作的要求。那么，在依法治稅框架下，收多少稅可不可以由行政指令事先確定好呢？

　　從邏輯上說，這需要看行政管理部門的預測能力和水平如何，即能不能測算得非常準確。影響某一財政年度稅收收入數量的主要因素，大致說來，一是經濟發展情況，即GDP增長率、企業效益水平等的變動；二是稅制自身設計的情況，即稅種、稅基、稅率、稅目等相關規定的調整變動；三是征管效率的情況，即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防范、抑制偷漏稅等造成的稅源流失。三者之中，首要的是經濟發展——正如人們常說的：沒有經濟發展，稅收便成為無源之水。

　　世界各國的基本事實，包括我國的具體實踐都反復證明，不論政府管理部門、研究機構和決策者如何高明，信息處理和預測手段如何先進，都遠沒有把握保證自己關于當年GDP增長率和企業盈利水平的測算十分準確。能做到比較接近，就非常不錯了。至于每一個地區的具體預測數值的準確性，則更是無法保證的。因此，我們姑且不論在政府下達稅收任務時，另外兩個因素即稅制調整和征管水平因素的效應能否測算得準，僅僅從經濟發展變化這個因素看，把應當基于當期GDP增長和企業效益等方面變化的預測而形成的稅收收入測算數，規定為指令性任務指標，就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測不準，以現實出發，合乎稅收本性的要求應當是：強調依法征管，在“依法”的前提下收到多少就是多少，而不應強制規定一定要征收多少。

　　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第四季度，我國全國人大宣布今后年度GDP增長率指標不再作為指令性指標，而是作為預測性、規劃性、指導性的指標，這無疑體現了對經濟規律的尊重，代表著在我國傳統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轉軌中，宏觀管理上的一個歷史性進步。既然我們對GDP指標已如實承認它不應具備指令性，那么由GDP等因素測算而來的稅收收入數量，還能具備指令性的邏輯前提嗎？喪失了這個邏輯前提，我們便只能得出這樣的分析結論：在“依法治國”、“依法治稅”框架下，不存在把稅收任務作為指令性指標看待的法理依據和管理基礎。

　　現實生活中，由于把稅收收入數額作為指令性任務指標而帶來的負作用，確實需要正視。從各地調查中了解的情況看，比較明顯和突出的問題，一是為完成征收任務不講道理征“過頭稅”(包括把屠宰稅這種“豬頭稅”征成了“人頭稅”)；二是以“列收列支”、“貸款空轉”等手法“摻水使假”應付任務考核(據反映，有的縣稅收摻水的比例竟可高達40%以上)；三是一旦完成當年任務，該征的稅款也不再征收入庫(尤其在一些較發達地區)，這種種扭曲現象，不一而足，都脫離了依法治稅軌道，都與完成指令性任務的壓力或完成后的“放松”密切相關。若要有效解決這些問題，除需努力提高稅收征管人員執法水平、加強稅務稽核監督等外，看來，十分關鍵的治本之策，就是取消稅收收入目標的指令性，使之與GDP一樣，作為預測性、規劃性、指導性的指標。不如此，不足以有效減少為完成稅收任務而發生的種種“權比法大”的現象。

　　當然，在具體工作中實現這個轉變，還需要一系列條件的配套。宏觀層次上一個重要的技術性配套條件是，當稅收實征數與預測數發生負的差額，使運行中的財政收支預算出現入不敷出的缺口時，政府怎么辦？一個較合理的選擇是：借鑒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以發行短期公債的手段來籌集資金予以彌補——而不是脫開法理依據去下達“多收”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