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歲人生路 一世金融情

　　祖國正向全面小康社會前進，我們金融工作者責任重大，必須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緊密團結，努力奮斗，作出卓越的貢獻。

　　　　　　　　　　　　　　　　　　　——沈日新，2004年10月2日

　　——記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主任沈日新

　　本刊記者 張聰林 張 林

　　百歲人生，是每個人的美好奢望；如果一個百歲老人再伴著許多傳奇式的榮譽與經歷，就會讓許多人的心靈為之震撼。

　　沈日新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今年的11月22日是他的百歲壽辰；他是一個百歲高齡仍未退休的公務員、研究員；當了40年的副局級干部；95歲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主任，正局級；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至第七屆委員，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財經組副組長；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中央咨議委員，北京市民主建國會常委及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支部主任委員。

　　少年礪志

　　沈日新，原名沈鴻逵，字日新。1905年出生在浙江寧波的鎮海縣。家里兄妹十個，他排行老三，一大家子的生活全靠在綢緞莊當會計的父親的微薄收入來供養，家境清貧。沈日新10歲那年，鄰居的一場大火燒掉了沈家的房子，全家的生活更為艱難。

　　少年的沈日新非常懂事，又聰明機靈，深受鄰居和父親同事的喜愛。沈日新的學業也很突出，高小畢業時考了全校第一，但因父親年事已高，無力繼續供他念書，他只得告別學校。15歲那年，沈日新由親戚介紹，來到張家口邊業銀行當練習生，開始挑起了供養家庭的重任。沈日新從此與銀行結下一世的情緣。

　　沈日新天資聰穎，領悟力強，勤奮認真，對每一項工作都能很快掌握要領。天道酬勤。勤奮與聰明不僅使沈日新積累了豐富的業務技能和經驗，也贏得了上級以及同事的認可。后來邊業銀行的老經理把沈日新推薦到了勸業銀行。當勸業銀行的一位同事調進西北銀行任發行科科長時，又將他推薦到了西北銀行。

　　在勸業銀行時，沈日新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當時勸業銀行天津分行將設濟南辦事處，有人保薦沈日新去做會計。經理不放心地說：“他才18歲，主任若不在家，會計就得當家，能行嗎？”有了這一次的挫折，聰明的沈日新只好悄悄將自己的年齡多報了3歲，一直到1935年他進了河北省銀行后才改用真實年齡。

　　沈日新在西北銀行總行當辦事員時，他一人記日記賬、總賬、總分行賬、儲蓄賬、發行賬、附屬糧棧賬等多種賬目，盡管工作量很大，但是他的賬目非常清晰。當他被提升為西北銀行甘肅分行的會計主任后，他原來的工作竟需要5個人來接替。

　　說是任甘肅分行會計課主任，其實是去籌備甘肅分行。19歲的沈日新帶著兩個下屬背著干糧，乘坐騾車經過艱辛的跋涉來到蘭州。籌備工作千頭萬緒，甚至連桌椅的樣式都要親自畫出來給木匠看。但年輕的沈日新無所畏懼，他們沒日沒夜地工作，使分行順利開張。開業后一個月，分行行長才帶著行里的各級職員到位。有了這次的籌備工作經驗，沈日新此后又多次被委用去籌備新的銀行機構，如西北銀行平涼辦事處、天水辦事處等。

　　回憶往昔艱難歲月，沈老無比感慨地說道：“你不會也得會，逼著你去想辦法、出主意。我這一生經歷了無數的難處，很苦啊！”

　　盡顯鋒芒

　　由于工作突出，人品賢良，沈日新在西北銀行的高層管理人員中盡人皆知。1927年冬，年僅22歲的沈日新由西北銀行甘肅分行會計主任升任西北銀行總管理處總稽核。

　　在前往鄭州總處報到的途中，沈日新順路去看望當時兼任西北銀行陜西分行監理的陜西財政廳廳長過之翰(沈在西北銀行總行當辦事員時，過曾任西北銀行總經理)。過之翰一見沈日新，便起了留用之念。原來，過之翰正為陜鈔開兌之事心急如焚、一籌莫展。在西北軍的領地，甘肅鈔、河南鈔都已能夠兌換銀元，只有陜鈔奉令停兌。西北軍總司令馮玉祥嚴令陜鈔開兌。為此，過之翰申請總管理處調沈日新到西北銀行陜西分行任職。

　　這樣，任總稽核才十幾天的沈日新又挑起了陜西分行的重任。他以西北銀行總稽核暫兼陜西分行行長的身份來到西安籌備陜鈔開兌之事。當時，市面上有陜鈔 18萬多元，要想開兌，必須掌握足夠的銀元。怎么辦？經過詳細調查和周密思考，結合自己多年的銀行實際經驗，沈日新終于構思出了一個大膽的開兌方案。但該方案的前提是借用財政廳每月用于發放行政費的稅收款11萬銀元，使行政費推遲發放。“挪用”行政經費事關重大，一旦有所閃失，后果不堪設想。過之翰實在是迫于馮玉祥的嚴令以及對沈日新的信任，才勉強同意借出這筆錢，但只給半個月的期限。他一再告誡沈日新，千萬要慎重，否則是要掉腦袋的。

　　這是背水一戰，沈日新深知其中的風險。不過就當時的開兌條件來講，也只有孤注一擲了。開兌的關鍵在于市場信心，如果缺乏市場的信任，僅憑這11萬銀元是支撐不住的，因為還有7萬多元的缺口。為了穩住市場，必須想辦法填補這一缺口。沈日新只留了1萬多元放在銀行的庫里，其余 10萬元按信譽高低分別存進各家銀號，以使每個銀號都知道陜西分行掌握著數量充足的銀元。沈日新知道，由于各家銀號顧及到自己的信譽，往往會報高存進的數目，存5千的會說成8千，存3千會說是5千。按各家銀號所說的數字加起來，陜西分行的銀元就遠不止11萬了，何況外界還不知分行庫里留存了多少。

　　開兌時陜西分行庫存銀元僅1萬多，而市面上的陜鈔卻多達18萬元，只要開兌數超過庫存數，就將前功盡棄。西北軍軍政要員都替沈日新捏著一把汗。年輕的沈日新卻鎮定自若，他十分有把握地說：“開兌后，1元陜鈔就相當于1塊銀元，銀號收進的陜鈔，可以在付款時付出去。再說，銀元比紙鈔重得多，攜帶很不方便，人家何必要來兌換找麻煩呢？”沈日新料事如神，當天結賬，兌換額僅僅400余元。闖過了第一天的難關，探到了市場信心的底，陜鈔就此順利開兌。軍政上級喜出望外，對沈日新大為贊許，認為此次陜鈔開兌是一個奇跡。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可是，沈日新硬是在“無米”的情況下做出了一頓盛宴。他不負眾望，同時也得到了應有的回報——被正式任命為西北銀行陜西分行行長，是年沈日新只有23歲。陜鈔開兌奇聞使沈日新在銀行業聲名鵲起，為他以后的事業打下了基礎。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沈日新輾轉各地，應邀在多家銀行工作。1935年，原西北銀行總行協理楊天受接任河北省銀行總經理，邀請沈日新主持行內日常工作。沈日新的加盟使得河北省銀行的業務有很大發展。1937年，河北淪陷后，河北省銀行被敵偽接收，沈日新憤然辭職。適逢張自忠接任天津市市長，他力邀沈日新擔任天津市民銀行經理。考慮到市民銀行的規模較小，沈日新便答應兼任該職務，每日中午去辦公。同時沈日新又應大中銀行(董事長為孫仲山)聘請，任大中銀行天津分行副經理，次年任經理。在天津期間，沈日新繼續保持其一貫的工作作風，勤奮重信，勇于創新，業績非常突出。同時，沈日新對待同業，不管規模如何，都能一視同仁，顯示出了較強的社交能力和協調能力，在業界享有較高的威望。

　　上海灘的一匹金融黑馬

　　沈日新真正的銀行家生涯是從他移師上海開始的。

　　1940年，上海淪陷，上海租界成為孤島。沈日新了解到，由于上海與外界隔絕，上海銀錢業的存款不僅不用支付利息，反而要收取手續費。他認為這里有很大的商機，建議天津的同行去上海發展。同行一致認為，無論從才干上，還是人品上，沈日新是最為合適的人選。于是同行湊資100萬銀元，推選天津錢業公會會長王世銘任董事長、沈日新為總經理到上海謀求發展。

　　肩負著天津銀錢業及商界的委托與信任，沈日新于1941年來到上海。其時的上海已是全國的金融中心，匯集著以官僚資本金融機構、外國在華金融機構以及大批的私營銀行、錢莊和信托公司，競爭十分激烈。對沈日新來講，在上海尋求發展，這是莫大的考驗與自我挑戰。當時銀行準入的門檻很高，100萬銀元只能創辦錢莊。沈日新認為錢莊除了整體信譽較低外，其他與銀行并無二致。于是，他創辦了存誠錢莊股份有限公司。

　　孤立無援，要想在魚龍混雜、幫派林立的上海灘立足，何其難也。存誠錢莊除了在開業時受到沈日新高小時的校長烏崖琴(在杜月笙任總經理的上海通商銀行擔任總務科長)以及堂兄沈友庚(招商局輪船上的業務主任)在安全方面的庇護外，再找不到一點外援。沈日新很明白自己的處境，但是他無所畏懼。他認為，無論在哪里做銀錢業，靠的都是信譽立身，他對自己充滿信心。但上海的同業們卻沒把這個來自北方的銀行家放在眼里，他們認為北方的錢莊根本無法與海派銀錢業抗衡。

　　對處于亂世的銀行來講，保證信譽的關鍵是要保持充足的流動性和變現能力，為此，沈日新將主要精力放在了銀行的備付金準備上。不管局勢多亂，存誠錢莊始終堅持存大于貸，保持充足的流動性。這樣雖然資金沒有得到充分利用，賺錢不多，但沒有風險，深得顧客信任，錢莊業務穩步發展。對當時的銀錢業來講，真正的考驗是應付各種莫名的擠兌風潮。經營必須密切關注并準確判斷出市面銀根的松緊程度與走勢。如果預料不當，不管平時如何穩健，都難逃滅頂之災。

　　解放前的舊上海，市場和局勢變化跌宕起伏，因素復雜。沈日新每天早晨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聽取各位營業員頭一天獲取的情況和信息。這些營業員按行業分工，有跑五金業的，有跑百貨業的，還有跑紗布業的。沈日新叮囑他們要掌握和了解企業的資金和商品周轉情況、業務和行業動態、相關政策變化等，尤其要關注一些比較重要的行業和資金規模較大的行業。此外，各種社會新聞也受到沈日新的密切關注。

　　沈日新在河北省銀行就職時，曾負責進行外國證券的交易。為了加強與外方的溝通，沈日新曾向一位外國老師學過英語，可以直接閱讀外文資料。到上海后，他堅持閱讀路透社電訊，注意中外各種重要新聞及報道。這在當時的錢莊業經營者中也是少見的。路透社的消息要比報紙早一天，而這一天就可以使沈日新贏得主動。

　　一旦發現風潮苗頭，沈日新便派人到一些工商業貸款大戶，請他們幫忙，反欠為存，或提前還款。因此，市面一有風吹草動，別的行莊余額都在大幅下降，而存誠錢莊的資金余額反而增加。

　　存誠的出色經營，逐漸引起了上海銀錢業的關注。他們主動到存誠錢莊與沈日新交流對市面的看法，聽取他的意見。一些工商業客戶也漸漸感覺到，一旦存誠錢莊來請求提前還款，準是要有什么風潮了，因此，他們也開始經常出入存誠錢莊，傾聽沈日新對時局的獨到見解。盡管上海的許多錢莊和銀行在風潮中相繼倒閉，但存誠錢莊卻不斷崛起，由最初的每天500多筆發展到后來的每天兩千多筆。

　　沈日新只用了一年的時間，就征服了上海的傲慢與排外。1942年，上海錢業公會吸收存誠錢莊入會；1943年，沈日新被選為錢業公會的理事； 1946年他被推舉為錢業公會理事長，1948年又繼續連任。由如此年輕的錢莊老板來擔當理事長，在論資排輩觀念根深蒂固的上海銀錢業是從來沒有過的。

　　但是，作為那個時代上海錢業公會的理事長，沈日新的日子卻不那么好過。

　　抗戰勝利后，由于國民黨政府內外基本政策的倒行逆施，中國的整個時局和社會經濟迅速惡化，私營金融業與其他民營工商業一樣，前景一片黯淡。四大家族的官僚金融勢力以及外國金融勢力控制著中國的金融市場，通貨膨脹嚴重，金融投機盛行，金融風潮不斷，私營銀錢業處于風雨飄搖的垂危境況中。

　　在如此惡劣的環境里，擔任錢業公會理事長并不是好差事。一方面，由于錢業地位不及銀行業，有些主張不能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行業利益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護；另一方面，有的錢莊因信譽低，開出的本票無人愿意接受，便指責公會沒有盡力。由于內外受氣，上任不到一年，心力交困的沈日新便患腹膜炎病倒了。他在床上躺了6個月，提出辭職申請，可是未獲批準。在兩年后的改選中，沈日新繼續被推舉為錢業公會理事長，足見他在上海業界的聲望。

　　公私合營的積極貢獻

　　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以后，人民政府確立了“改造舊金融機構，建立人民金融體系”的方針，上海的金融同業組織則成為人民政府與金融業的聯系中介。為了迅速恢復和發展經濟，人民政府表現出整飭經濟與金融秩序的堅定決心，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效果非常明顯，深得人心。穩定的人民幣取代了信譽掃地的金圓券，新的國家銀行體系初見端倪，被公認為金融業的領導核心及市場上的主導力量。與此相應，以銀行公會為代表的私營金融業的力量卻大大削弱。1949年底，全國私營銀行和錢莊有833家，1951年減至344家。沈日新也知道，對這些資力小、信用差、投機性強的私營行莊進行限制，有助于金融市場的穩定。而且，私營行莊的頹廢之勢實在無可扭轉。經過對形勢的判斷與分析，結合對新金融政策的學習和體會，沈日新認識到，對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私營銀錢業進行改造，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作為錢業公會的理事長，沈日新一方面積極地支持和配合人民政府的戰略步驟，帶頭起表率作用，并做了大量的同業動員工作；另一方面他也牢記自己的職責和使命，力求在各種復雜的形勢下維護同業的利益。

　　1949年8月初，上海的銀行、錢莊、信托三業公會合并組成上海金融業同業公會，沈日新任第三副主任委員。

　　1949年9月，在中國人民銀行的指示下，沈日新參加了上海私營銀錢信托業聯合放款，對棉紡織業發放貸款。

　　1951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決定“建立公私合營銀行聯合管理機構，實現進一步的集中領導”。年底，全國性的大銀行都成立了聯合管理機構，實行合并經營。而早在1950年，沈日新就在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區行的號召下，率先組建了第一聯營集團。

　　為了盡快實現金融業由國家統一經營，1952年5月，國家對金融業全行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在這一過程中，沈日新利用自身的優勢，積極帶頭參與金融業的合營籌備工作，并以自己的行動影響其他同行，使大多數私營錢莊的負責人比較樂意地接受了合營方案。1952年12月18日，公私合營銀行成立，沈日新出任總管理處副總經理。

　　不僅如此，沈日新還表現出了強烈的愛國熱情。解放初期，政府發行勝利折實公債，沈日新積極響應號召，存誠錢莊帶頭購買1萬份勝利折實公債。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沈日新又主動捐款，對上海錢業影響很大。

　　由于沈日新在上海金融界和經濟界享有盛譽，他被選為上海人民會議代表、政協委員、財政委員會委員、經濟委員會委員。1959年，沈日新被調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任儲蓄局副局長、工商信貸管理局副局長。一個民族資本家，能進入人民銀行擔任要職，足見黨和政府對沈日新的信任和對其業務能力的肯定。

　　韜光養晦

　　“文化大革命”期間，時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信貸局副局長的沈日新被下放到河南淮濱人民銀行“五七”干校學習，接受改造。在干校，年過六旬的沈日新經歷了伙房、基建、飼養、菜園班的勞動鍛煉，什么活都干過。一輩子做事認真的沈日新，在勞動改造上也不含糊、不偷懶。從干校臨走時，他被群眾評議為“三好分子”：學習好、工作好、勞動好。回憶起這段往事，老人覺得苦中有樂：“增長了不少常識，還鍛煉了筋骨，成為我長壽的秘訣。”

　　1972年，沈日新回到北京。當時各大機關工作都處于停頓狀態，除了每星期兩次的統一學習以外，沈日新基本賦閑在家。這也是沈日新一輩子惟一的空閑時光。每天早晨，他4點多就起床到月壇公園去鍛煉。在那里，他學習棍、拳、刀、槍、劍等各門武術。沈老不僅學得快、學得好，還加進了自己的理解。他待人熱忱，樂于施教，不久便在公園里帶了許多學徒。二十幾年風雨無阻，沈老帶領的太極劍隊成了公園里的一道風景。這段時期的體育鍛煉，為沈日新老有所為打下了基礎。

　　沈日新一向淡泊名利，嚴于律己。解放前在上海時，他就擁有一幢三層樓的別墅，有洋車，過著典型的民族資本家的生活。但“文革”中，沈日新在北京的房產被沒收(落實政策后，國家按原買價收購，并安排沈在西便門東里居住)。一直到2000年，95歲高齡的沈日新一家就住在西便門一套朝北的居室里，光線暗淡。因歲月久遠、家里人口眾多，家具雜貨堆滿了屋子，沈老就在一半堆放雜物的飯桌上學習工作。當單位征求他對房子的意見時，他從無怨言，并婉轉謝絕調房。后來，在組織上的安排下，他才搬進了向陽的新居。

　　沈老的求知欲和學習精神也給子女及身邊的工作人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告訴記者，沈老在80多歲時，仍在認真攻讀“系統工程”、“運籌學”等方面的著作。現在，沈老每天仍要看大量的文件與材料，他有四份必看的報紙——《人民日報》、《經濟日報》、《科技日報》、《北京晚報》。沈老堅持學習，力爭思想與觀念能與時代同步。他生活的規律性和工作的計劃性都很強，長到一年的計劃，短到一周一天的安排，都考慮得十分周密，并且每年他還要對自己進行深入的年度總結。

　　再度任職領導參事工作

　　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是在周恩來總理的親切關懷下于1959年成立的。解放初的金融界，聚集著一批民主黨派或黨外身份的銀行家和金融家，他們既富有經驗，又愛黨愛國。為了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團結更廣泛的力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中國人民銀行經批準設立參事室，這也是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重要舉措。

　　1978年，73歲的沈日新被組織重新啟用，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副主任(主任由78歲的另一位民主建國會會員資耀華擔任)。

　　對沈日新作出這樣的任命與安排，不僅因為他是民主建國會會員，也不僅因為他在公私合營中的積極貢獻，更主要的是因為沈日新是一位從解放前復雜而又競爭殘酷的銀行業闖出來的銀行家，并且經歷了解放后新中國銀行體系的建立與成長過程。他那些寶貴的經驗必然會在新時期中國金融的改革大業中發揮積極作用。

　　而對沈日新來講，青、中年時期經歷了社會動蕩與戰亂，飽嘗過外國列強欺辱下的苦澀與無奈，雖說是作為民族資本家也有了一定的成就與建樹，但畢竟是在官僚資本和外國資本家的壓迫下如履薄冰般地經營著。目睹舊中國政治經濟制度的黑暗，沈日新多么希望能迎來一個光明、自由、獨立的新世界！是中國共產黨讓他的愿望成真。新中國的成長變化，使沈日新深刻地體會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他對共產黨的信任與忠誠發自肺腑，即使在“文革”的動蕩時期也從未動搖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在經濟、政治等領域的改革與變化令沈日新歡欣鼓舞，激動不已，而組織上對他的任用更讓他堅定了以身許國、永遠跟黨走的決心。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本應在家頤養天年的沈日新，決心利用有生之年的寶貴時光，再為金融事業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

　　參事室既是統戰性機構，又是咨詢性機構。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參政議政的功能，沈日新從1984年開始認真進行參事調研工作，這在國務院所有的參事部門中是起步較早的。他不顧高齡，牽頭組成金融調研組，每年都要深入基層，進行金融調研活動，最長的一次是1995年赴陜西調研45天。就在2004年5月，近百歲高齡的沈老仍然到天津做外調，調查的主題是金融與群眾生產生活的關系。每次調研，沈老都堅持親自擬定調研提綱，親自主持座談、提問、做筆記，他還走訪企業、金融機構和相關部門，回來后認真整理材料，寫出報告。沈老的調研報告，大多緊緊圍繞每個時期的經濟金融重點問題和中心任務，盡量體現敏銳性、預見性，注意發現問題，及時提出對策和建議。他所提出的意見中肯務實，敢于反映基層的實際情況，把他聽到的、想到的都毫無保留地反映給總行領導，為決策提供參考。人民銀行歷任領導對沈日新的調研報告均十分重視，除認真閱讀外，還批示各司局及時研究，對一些重要報告還批示印發簡報、資料，供金融系統學習研究。1984年，沈老在對中國農業銀行肥東、肥西兩縣支行的調查中，發現呆滯貸款情況比較突出，便提出了弄清家底、提存呆賬準備金等6項建議。1984年，沈老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提出在我國迅速推廣價值工程科學管理方法的提案，對促成我國價值工程管理方法的運用起了積極而又重要的作用。1986年沈老在調研中提出，通過資金市場對金融進行控制和調節，并逐步向用經濟手段的間接調控轉化；建議銀行管理學院的教材要更新，增加“銀行實務”課程。1987年，提出建立和健全中國人民銀行信息體系的建議。1990年，提出加強宏觀調控的一系列問題，如搞好全社會信用規劃、加強分支行調控手段、加強對集資的管理、調整信貸結構等問題。近兩年，沈老關注的問題集中在金融監管、金融市場發展及經濟金融的相互作用等方面。

　　在多年的調研中，沈老不斷學習，更新知識，注意變換工作方法，使調查分析有新意，看法有創意。他的調研報告，不僅得到人民銀行領導的贊譽，也受到了國務院、全國政協和民建中央等有關方面的重視。中國人民銀行黨組曾在給參事室的一封表揚信中寫道：“我們為有這樣年事已高，仍有旺盛的改革熱情，不辭勞苦，深入實際探索問題，并隨時提出建設性意見的老同志而感到高興。”

　　沈老在各類報告中堅持坦誠直言，并真誠地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充分體現了一位民主人士對共產黨榮辱與共、肝膽相照的坦蕩襟懷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晚年的沈日新把所有的精力和興趣都投入到了工作中。至今，沈老仍然堅持每天上半天班，下午回家也是讀報、學習和撰寫調研報告。近幾年，由于年事已高，沈老寫材料有些吃力，但他仍然盡量身體力行，真正做到“活到老，學到老”。2000年4月，沈日新被任命為人民銀行參事室主任。

　　百歲老人沈日新的一生，正如他本人所言：“我這一世的心血全部獻給了我所熱愛的金融事業。”

　　沈日新簡歷

　　1925～1927年，任西北銀行甘肅分行(蘭州)會計主任

　　1926年，任西北銀行甘肅分行平涼、天水辦事處籌備室主任

　　1926～1927，兼任中國銀行蘭州分行稽核

　　1927年，任西北銀行總管理處(鄭州)總稽核

　　1928～1930年，任西北銀行陜西分行(西安)行長兼富秦總錢局局長

　　1931年～1933年，任運城、陽泉陸軍廿九軍軍需處副處長、咨議

　　1933～1942年，任天津啟文絲織品家庭商店經理

　　1934～1935年，任天津市立小本借貸處總務主任、代經理

　　1935～1937年，任河北省銀行總行(天津)襄理、副理

　　1937～1939年，兼任天津市民銀行經理

　　1939～1940年，任大中銀行天津分行副理、經理

　　1941～1952年，任上海存誠錢莊經理

　　1943年，任上海錢業同業公會理事

　　1946～1949年，任上海錢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1949～1952年，任上海金融業同業公會副主委兼勞資協商委員會主任、利率委員會主任

　　1950～1952年，任上海金融業第一聯營、聯管主任

　　1952～1959年，任公私合營銀行(上海、北京)總管理處副總經理(1953年遷京)

　　1959～1966年，先后任中國人民銀行儲蓄局、工商信貸局、商業信貸局副局長

　　1960～1961年，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第三期學習

　　1966～1969年，在北京學習、南口果園勞動

　　1969～1972年，在河南淮濱人民銀行五七干校學習、勞動

　　1972～1978年，回京學習并整理歷史資料

　　1978～2000年3月，任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副主任

　　1987年，被評為研究員

　　2000年4月至今，任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