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中國換將幕后 任克英火線離職真正原因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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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諱莫如深的中國投行業內，存在著一套隱蔽的叢林秩序，無論任克英、孫瑋，還是梁伯韜，既是這套秩序的參與制訂者，也是身受其累的局中人

　　這絕不是一個美好的開始，更不可能成為一場鬧劇的結束。當美國時間9月13日，全球最大金融機構花旗集團(Citigroup Inc.)選定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Corp.)前任中國投資銀行業務主管孫瑋擔任其中國投資銀行業務主管，并向媒體發布 公告時，花旗中國區多數員工仍對此茫然不知，直到第二天《亞洲華爾街日報》出刊，此消息才得以傳播。

　　之后幾天內，包括全球商業及投資銀行亞太區首席執行官麥睿彬(Robert Morse)、亞洲區主席梁伯韜在內的花旗中國區資深高管連續召開緊急會議。議題只有一個：花旗在中國的下一步將怎么走？

　　最終的答案是沒有明確答案。

　　孫瑋的到來顯然未能停止人們私下里對于6月23日被突然免職的任克英的懷念——據悉，在她離開后，在公司內部談論任都已成為禁忌——但即使之前與任關系不佳的同事，也承認在這么一個時刻，花旗最需要任這樣“persistent and aggressive”(堅定且富進攻性)的角色。

　　很大程度上，這種懷念源于任克英去職后，過去的三個月對于花旗的中國投行團隊恍如噩夢：包括上海汽車在內的幾個本已幾近確定得手的IPO項目已經丟掉，而花旗承銷的華潤上華在6月放棄上市后，雖于8月4日上市，但僅融資4000萬，其中2000萬為原股東自己補充股本的慘痛現實，被競爭對手譏為“笑話”。而原本駐扎在香港的梁伯韜數度奔走內地，也未獲得任何新項目，任的離開以及隨之而來的歷時一個半月亦不順利的中國區負責人選角之事，更在花旗集團內部被比喻為“一樁鬧劇”。

　　而就在孫瑋著手工作之前，關于她的不利傳聞已經開始在公司內部流傳：在本次“選秀”中，孫瑋并非首選；孫的最終勝出，得益于擺不上臺面的高層關系。

　　在這些看似必將導致公司政治的不諧之音背后，更多的是對于孫瑋能力的擔憂。雖然她曾先后擔任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執行董事、北京辦事處首席代表，以及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中國投資銀行業務主管，其履歷可謂光鮮，而在2002年2月進入CSFB之后，她在短短兩年間令在華業績長期暗淡的CSFB先后獲得中外運、中國人壽、中芯國際和靈通網等公司IPO項目，業績亦算驕人，但眼下居然無人看好她能復制之前的成功。

　　已經獲得了一個好萊塢電影式的混亂開局的孫瑋將于10月1日正式開始工作，她能獲得一個好萊塢式的美滿結局嗎？

　　孫瑋

　　為任克英選擇接班人，或許是比聘用任克英更為困難的事情。

　　在任離職后，梁伯韜主導的選秀小組曾考慮過兩種選擇：一是人脈資源豐富的名門之后，另一種則是專業能力較強的業內要角。由于前一類別中暫無合適人選，選擇的天平自然向后者傾斜。

　　這個人，不僅需要足夠強的業務能力，更需要在過去兩年間擁有令人信服的業績。事實上，符合標準又有可能加盟花旗者，只有兩個：孫瑋，與法國巴黎百富勤董事總經理蔡洪平。

　　孫瑋的入圍多少帶有巧合色彩。就在任克英去職的次日，時任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CEO的約翰.馬克請辭(詳情參見本刊2004年8月號《波及中國的瑞士地震》)，在其去職 之后10天，由其從摩根士丹利引入CSFB的孫瑋亦主動離開。當時業內普遍認為，這一“表忠心”之舉應讓孫瑋獲得更多與老上司馬克合作的機會，但據傳年近六十的馬克已經無心在華爾街工作，這讓孫瑋必須為前途做出選擇。

　　與國內多數在投行業成就不俗者不同，孫的家庭背景并不出眾，其成功主要源于勤奮。孫為人積極進取，善于維護客戶關系，行事風格頗富有進攻性。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法學博士后，她曾輾轉多個工作，并參與過聯通、中石化等一系列國企的海外上市。但她也被人指摘不善與身邊同事合作，甚至因“排擠上司”而出名。

　　而在業內并不算高調的蔡洪平，近年來最著名的成就是于2002年將本名不見經傳的比亞迪送到香港股市，并一舉將其打造為民營企業中的明星。2003年，蔡的成績亦算漂亮，先后將聯華超市、魏橋紡織與長城汽車三家企業送到香港，總融資額達8億美元。考慮到2004年中聯華的股價一路由招股時的3.875元攀升到10元以上，市值彪升至7.5億美元，并獲得由《亞洲貨幣》頒發的2003年度中國“最佳小型上市公司”獎和中國“最佳新上市公司”獎等榮譽。長城汽車上市當日，擁有長城汽車43%股份的魏建軍身價轉瞬間從10億人民幣變為35.4億元。此兩個項目的成功，足可證明蔡把握市場的能力。

　　而蔡洪平的另一優勢，則是他與梁伯韜系百富勤舊識。

　　不過蔡的缺點同樣太過明顯：蔡在業界聲望不高，且缺乏主持超大型項目的經歷。分析人士認為，在此緊要關頭出任任克英的接班人，蔡顯然難以服眾——這也正是孫瑋似乎更合適此一職務的關鍵。據說早在9月4日，接班人選已基本敲定，為做最后轉圜，梁伯韜特意飛往美國述職，但孫仍最終勝出。

　　據一位與孫瑋接近的人士稱：孫的丈夫與花旗集團CEO查爾斯.“查克”.普林斯(Charles Chuck Prince)的妻子均供職于國際著名的世達律師事務所(Skadden Arps)，這才是孫瑋最終勝出的關鍵。而在孫獲任之前，她已與普林斯通過數次電話，據接近普林斯的人稱，孫在電話中一個關鍵要求是不直接向梁伯韜匯報，她最終得到了肯定的回復。她將直接向全球商業及投資銀行亞太區首席執行官麥睿彬匯報。

　　據稱，孫瑋得到的最低收入保障(guarantee)為每年600萬美元，合約兩年，這意味著即使沒有任何作為，孫瑋在花旗也至少能獲得1200萬的收入。這一數字與2001年名噪一時的梁伯韜加盟花旗時被許諾的800萬美元的年薪，差距并非很大，由此也足見孫瑋所受器重。

　　但業內已然形成共識的是，孫瑋的全部成就，很大程度歸功于指揮其多年的老上司約翰.馬克(John Mack)。素有“刀鋒”(Mack the Knife)之名的馬克，不僅是當代華爾街最具分量的角色，更在中國享有其他美國人難以企及的權威與豐富人脈：他是中國首家投資銀行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的創辦者之一，并在隨后十年中每年前往中國4、5次。事實上，幾乎所有中國業務的獲得，都是馬克沖鋒陷陣的結果，這讓孫瑋僅被視為“與馬克打配合者”。

　　過往的經歷讓觀察人士認為，今次孫瑋成功的關鍵，取決于她能否再找到一個像馬克一樣對中國市場充滿興趣且足夠有分量的“指揮家”。花旗集團執行委員會主席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或許是個合適的人選，但魯賓正把主要精力投入于政治，他被視為2006年格林斯潘卸任后接任美聯儲主席的最佳人選之一。

　　而孫瑋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是盡快組建一只強有力的執行隊伍。與花旗集團在金融界巨無霸身份不相符的是，除去梁伯韜與任克英，它在中國投資銀行業務方面一直缺乏優秀的工兵人物。此事在花旗近年來承銷的第二起IPO華潤上華中即可看出。

　　早在今年6月初，花旗就已定好6月15日開始招股，6月25日在香港交易所主板市場掛牌上市的日程。全球共發售6.21億股新股，招股價介于每股0,73至1.1港元之間，以中間價0.915港元計，集資額約為5.68億港元。但這一完滿計劃突然終止：考慮到中芯國際股票大跌導致人們對“芯片概念股”并不看好等因素，花旗環球曾建議把股票價格下調，但華潤上華并不同意。

　　經過一次受挫，8月4日上市時華潤上華在發行價格和融資規模上都縮減了近一半，且融資中的一半來自原有股東的增持。即此，其上市當天還是跌破了發行價，最低跌至0.41港元，較招股價下挫18%。這一慘痛經歷已然成為行業內嘲笑花旗的笑柄，而改變這一狀況，或許是孫瑋在短期內體現作為的最佳方式。

　　任克英

　　無論孫瑋今后取得何種成績，她都勢必被拿來與另一個女人也是其前任，中國投資銀行界風頭無兩的任克英進行比較。

　　時至今日，任克英緣何突然離職，在業內仍然是一個迷。雖然早在出事當日，花旗的內部備忘錄中已對原因做出了解釋：任克英及其助手顏慶華“向監管層和公司提供了虛假的信息”，且這一人事變更與客戶無關。

　　經多方調查，《環球企業家》得到了一個相對清晰的答案：導致任停職的主要原因，是她在中國人壽上市分派股份時，優先分派了一些股份給個別指定客戶。但任的一個主要競爭對手將任的此一行為上報美國證監會，最終引爆了任克英出走事件。

　　究竟任分派股份時優先分派給何人，又是哪個“對頭”將其置于不復之地，接受本刊采訪的眾多業內人士都不愿詳談，原因無他：“水太深”，且，“這個事還沒完，會有后續的。”

　　一位業內人士認為，所謂任克英優先分派股份給個別指定客戶的行為，在行業內絕不鮮見，“為什么直到sec開始調查，這個行為才被視為是不合理的呢？”而且，即使這一行為的正確與否有待sec調查結果的評判，股份分派這種事情，也絕非任克英一個人能夠決定的。該人士認為：“這首先是個機構問題，其次是個系統問題。”

　　無論如何，在上一輪美國企業信用危機中飽受責難的花旗集團，任何有損聲譽的事情都不可接受。而與任克英操作手法類似的美國投資銀行明星原CSFB的弗蘭克.夸沖(Frank Quattrone，詳見本刊2003年12月號《夸沖 VS 投資者》)，也在此前后被宣判入獄18個月，更讓知悉情況的花旗高層風聲鶴唳。

　　最終的處理手段相當極端：6月22日，任克英被通知免職，次日，她被免職的消息就被公布。對此做法，即使花旗內部也有不同意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花旗人士將此比喻為：“手上長了一個包，抹點藥過幾天也能好，卻非要當即開刀切掉。”

　　對于罷免任克英的不認同，很大程度上仍是因為任的不可替代。

　　“投資銀行在世界上是什么檔次，在中國會有一個相應的體現。”一位在投行界從業經歷豐富的專業人士表示，公認最好一級的投行的是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然后是美林，然后是花旗、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德意志銀行等。按此排名，花旗在中國本無太多承銷大單的機會，任克英僅憑一己之力就改變舊有的格局。

　　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的任克英，曾在美資投行貝爾斯登(Bear Stearn)工作逾七年，且先后為貝爾斯登取得廣深鐵路、北京燕化及兗州煤業在港上市的保薦人資格，并于中移動配股時出任聯席承銷商。對于貝爾斯登這樣的小型投資銀行，能有如此成就已然說明任改變局勢的能力——而當2001年8月10日任離開那里之后，國內幾乎已經很難見到貝爾斯登之名。

　　任克英隨后加盟的是日后改名為花旗環球金融的所羅門美邦(Soloman Smith Barney)。整個1990年代，所羅門美邦在中國只做過兩個項目：一是1999年幫國家開發銀行發行海外債券，另外就是同年幫長城科技在香港上市，因長城科技嫌所羅門美邦將招股價定得過低，一度揚言起訴。

　　真正讓所羅門美邦顏面全無的是，1999年10月，所羅門保薦的中海油因IPO認購不理想，在紐約股市掛牌前最后一刻取消交易，其200億美元上市融資計劃中途擱淺，中海油認為所羅門美邦應承擔主要責任，2001年2月該公司再度沖刺海外，成功融資13億美元時，但所羅門美邦已不在承銷團之內。此后四年，所羅門美邦在中國毫無斬獲。

　　但在任克英到來之后，她連續搶下中國人壽、中國網通、中國建設銀行以及民生銀行四筆業內矚目的大單，讓花旗一度傲視所有在華對手，任本人亦躋身亞洲區最成功投資銀行家之列。

　　這種木秀于林的表現，也讓業內人士提及任克英，并不如外界常說的那樣對其推崇有佳，很多甚至不愿太多談及其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行界人士對其評價是“任克英有自己的風格”：“拿項目的一種手段是利用知識和執行能力，給客戶提供最佳建議。另一種是四處找關系。”雖然他也承認，中國尚未完全到不用關系，只靠能力的階段。

　　欣賞任的人士形容她為“在政治智慧方面極富天才”。據知者稱，她慣常的工作方法是，看到一個項目，首先考慮其資本市場的可操作性，然后調查此公司政府層面的相關負責人，若熟識則直接去談，若不熟則順藤摸瓜，一個個關系打通。她被認為有一種罕見才能，能夠讓每個與她交往的人成為她的利益共同體。

　　談到任克英，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她是“名門之后”。似乎這一身份是她戰無不勝的尚方寶劍。但事實上，這個背景不僅對她幫助不大，甚至在一些項目上成為副作用。即使不欣賞她的業內人士也承認：“這身份只不過能幫助她認識些人，打電話過去能說上話，但拿下業務并不這么簡單。”

　　無論愛之恨之，無人可以否認任克英工作勤勉。在香港時，任克英的辦公室離自己家僅20分鐘路程，每天下班后她仍只是回到花旗辦公室附近的酒店。這甚至一度讓不少人以為她已與丈夫離婚。

　　無論業務大小，任克英都會費盡心力。據說，一次為談《北京青年報》的IPO項目，她曾在《北京青年報》大廈的大堂坐了4個小時，僅為與該報的社長見上一面。在她離開后，這一項目亦與花旗再無關系。而在任離職后，仍有以前的客戶為她抱不平。

　　據說任克英曾與知近之人表示，自己之所以如此拼盡全力，已不是利益驅動，僅是為向愛之恨之的人證明自己的價值。

　　離職之后，任克英蹤影難覓。不過據接近任克英的人士表示，她正全力應付美國證監會的調查，以期證明自己的清白。現在亦不乏邀請任加盟的國際級投行，當調查結束，任可能迅速做出決定。不過，在一些觀察人士看來，如果最終調查結果中任克英是清白的，那真正麻煩的就可能是花旗了：任勢必以法律手段挽救自己的清譽——據說在其離職之后，28萬人的花旗集團竟無人與之聯系，其中甚至包括與她一起離開的顏慶華。

　　梁伯韜

　　不論后續故事如何展開，現在看來，真正的寂寞者，反而是當年臨危受命、素有“紅籌股之父”之名的花旗集團環球金融亞洲區主席梁伯韜。

　　僅從現在花旗集團的組織結構，已可看出梁位置的尷尬。不久之前，原花旗香港區總裁韋嘉(Catherine Weir)調任為中國區CCO(首席國家官)，其頭銜為大中華區企業金融暨投資銀行部總裁。這一身份顯然超出了她原本應負責的企業及消費信貸業務，更意味著按照規則，她應兼管負責中國區投資銀行業務的梁伯韜。而在孫瑋被授權不向梁伯韜匯報后，梁的位置變得微妙，或者“架在半空”。

　　如果回顧梁進入花旗后的經歷，不難發現他一直在流失權力。2001年高調加入花旗之初，雖然剛剛經歷了百富勤清盤，梁仍得到了所羅門美邦亞洲區主席這一高位。但由于所羅門美邦在亞洲各國均有相應的負責人，梁的職權很快收縮回中國內地、香港、臺灣三地。而在任克英到來之后，梁在內地的權威亦幾乎成為空名。據說在當時，身為亞洲區副主席的任克英已經開始越過梁伯韜向相關負責人匯報。

　　對于曾在整個亞洲金融界叱咤一時，并創立可與外資投行分庭抗禮的華人國際級投資銀行百富勤的梁伯韜，眼前的一切顯然都難言幸事。曾被花旗集團重金聘請的他何以至此？

　　問題的核心在于他始終沒有過硬業績。與1990年代厚積薄發頗為不同，在梁到任花旗的三年中，真正屬于他的業務只有2002年7月長江生命科技價值3.35億美元的IPO以及赫斯基石油4億美元的債券發行中擔任牽頭工作——這兩個項目，都來自于其舊友李嘉誠，并不算驚喜之作。

　　雖然上任之初，他也曾試圖爭取中國電信和中國銀行，但這一努力很快就因難見成效而放棄。梁的普通話不佳，甚至紅籌股的輝煌也給他帶來了負面影響，至今不乏政府高官認為梁當初的作為導致了國有資產流失，這讓本不善交際的梁在中國更難以積累人脈。

　　更重要的是，梁的操作風格模式已然不合時宜。據說在與中移動打交道時，他曾花很大力氣向對方講述怎么做才能圈到更多資金。一位國內投行業人士認為，梁很難理解，現在大型國企上市，新派老總們最愿意看到的是順利上市后得到資本市場的好評，從而在體系內有升職機會。“而李嘉誠的企業往往融資不少，但上市后口碑不佳。”

　　1990年代梁伯韜做北京控股、上海實業等公司，并獲得紅籌股之父之名。但在當時，不僅海外投資銀行在中國幾無成績，國內企業亦對海外資本市場缺乏興趣。隨著紅籌股熱潮退去，梁當年一手“包裝”的企業也多被打回原形。“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中金公司一位同行稱。

　　真正讓業內人士服膺的，是梁自我保護的能力：他能在亞洲金融風暴導致的百富勤破產案中毫發無損，也能在進入花旗后沒有做太多實質業務而未遭清洗。

　　這讓花旗內部員工也頗為好奇。梁伯韜不好社交，與公司同事關系相處并不融洽。甚至有合作過的同事認為他做事較為功利，很多進展中的項目參與一下就不再跟進。有人玩笑說梁伯韜與任克英類似，兩人都行事神秘，獨來獨往，但任克英總能拿到大單，而沒人知道梁在做什么——據說因任疏于與梁溝通，二人最終關系不佳。

　　不過，梁伯韜很善與公司內的“白人”相處，據說這是他明哲保身的關鍵。“在花旗這種大型公司，業績固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內部政治中怎么處理，梁經歷過那么多大事，這方面還是比較有經驗”，一位旁觀者如是說。

　　即使如此，批評人士看來，梁的好日子已經到頭了——離開任克英在中國沖鋒陷陣，梁的能力不足一下子暴露無遺。任離開后一度公司內士氣低迷，梁在內地奔走多日卻經常連與相關項目負責人見面也聯系不到，選擇任克英接班人的過程亦不算順利。這讓梁伯韜在花旗高層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好處是，對比任克英，孫瑋相對弱勢一些，給梁伯韜的壓力相對較小。但花旗內部對其能力已經產生懷疑，在他明年3月合同到期時，能否續簽都成問題”，一位接近花旗內部的人士對《環球企業家》直言，梁的前程頗不樂觀。不過，對于多年來如不倒翁般屹立于金融業的梁而言，再度以事實打破外界的猜測與評判，并非不可能。

　　(文/《環球企業家》□ 本刊記者 張亮|文 出自：2004年10月 總第1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