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和他的老板兄弟(2)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9月29日 17:47 《商界》雜志

　　女人和友誼

　　1977年，19歲的張偉平從沈陽來到北京，頂替去世的母親進入北京第四人民醫院，做了一名藥劑師。

　　藥劑師一做就是10年。此后外資企業蜂擁進入中國，張偉平跳槽至西門子公司北京代表處，任商務部經理。隨后他娶妻生子，呼朋喚友。與生俱來的豪放性格，令其在諸多領域人脈廣泛，信息通達。

　　信息通達的人常常感到很痛苦，因為眼看著“海”里漂著浮財，而自己卻天天在岸邊喝酒。1990年張偉平終于頂不住了，他拿出因外企高薪所得的積蓄十幾萬，與兩位朋友合資40萬，撲通“下海”成立公司，做房地產。

　　這是一段虧錢比賺錢還難的歲月。張偉平告訴記者：“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全中國的房地產都是草寇式操作，同時絕對暴利：首先拿土地不要現金，你有一個計劃書，完成一個審批手續，你的地就可以批下來；拿到土地使用證后，就可以請設計師，設計師的錢也是秋后結賬；圖紙一畫出來，你再蓋一個樣板間，就可以賣樓花收錢了。”

　　資金像滾雪球一樣滾了起來，此后張偉平還投資了諸如航空食品、醫藥代理一類的企業，也是不聲不響穩穩當當。1993年，有錢人張偉平開始想為自己置辦一點固定資產，于是拉著一個貼心貼肺的“哥們兒”陪同，來到正在賣樓花的北京陽光廣場樣板間看房。“哥們兒”溜達來溜達去地搖頭：真正的房子肯定修不到樣板間這樣好，細節做不到。張偉平沒顧上他的提醒，而是忙前忙后地排隊交定金——瞧這盛況，說不定一個星期后就得漲價。房子買了下來，3年后，它成了兩人共同的公司所在地。

　　這“哥們兒”就是張藝謀——當時已經因《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等電影紅透全世界的大陸導演。此時距他們的相識，已經4年時間。

　　10年后張偉平就在他買下的房子里，給記者回憶他和張藝謀是如何因女人而相識的：

　　那是1989年吧，那時候我是個地地道道的電影盲，在外企工作的太太卻是電影迷，《紅高粱》全國播映后她就成了鞏俐的影迷。有娛樂圈的朋友舉行家庭PARTY邀請我們參加，同時還說邀請了國內一大幫明星、導演什么的，其中包括張藝謀和鞏俐。

　　我對電影沒興趣，不想去；據說藝謀不愛湊熱鬧，當時也不想去。后來我是陪太太去了，他是陪鞏俐去了。兩個大男人在場合上都沉默寡言，顯得很不入流。吃完飯后，藝謀要提前告辭，我正好無聊就開車送他，奇怪的是我們在車上卻聊得十分投機。10天之后，鞏俐打來電話，請我和太太到他們家打麻將。

　　交往就此開始。女人拉家常，男人侃社會，“性格脾氣秉性，做人做事，一聊起來就發現在一個平臺上”。張藝謀話少，張偉平話多；張藝謀常有藝術家的偏執和激情，張偉平常拿些世俗生活的常態來調劑；張、鞏二人在生活上都呈“白癡”狀，而且行蹤不定，于是在北京一有什么問題就趕緊找“偉哥”(鞏俐對張偉平的稱呼)。而“偉哥”總是熱心熱腸神通廣大，讓人信任和放心。

　　這為他們此后關于電影的合作打下了基礎。

　　但僅有這樣的基礎顯然并不夠。多年來中國電影圈呈現的生態是，制片人和導演沒有合作之前是朋友；但合作之后出現矛盾甚至成為“仇敵”的，達90%以上。導演是花錢的，制片人是給錢的；花錢的總是希望花得越多越好，給錢的希望給得越少越好——天生的角色矛盾，一個心態和細節處理不好，擦槍走火就在所難免，整部電影甚至整個公司就會砸鍋。

　　所以更重要的是，從1989年到1995年，張偉平和張藝謀長達6年的純粹友誼，令彼此將對方看得非常清楚——從人格上，利益上和做人做事的方式上。于是1995年至今近10年的時間，張偉平和張藝謀才有可能成為中國電影界合作時間最長，最令人眼紅的“黃金拍檔”。

　　而合作的緣起卻是張藝謀的“情變”。1995年，張藝謀和鞏俐拍完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之后，鞏俐突然提出分手，并很快下嫁香港商人黃和祥。張、鞏之變引起業界大嘩，因為多年來張藝謀所致力打造的就是鞏俐的品牌，品牌就是票房焦點。票房焦點消失了，張藝謀的電影還有市場嗎？

　　果然，海外投資商迅速對新籌拍的《有話好好說》2600萬元的投資提出異議，準備只給1000萬了。張藝謀經過痛苦思考，斷然和投資商解除合作協議。

　　此時張偉平已經是北京小有實力的房地產商，看見“老哥們兒”受委屈，拍案而起：“我投這部電影！”

　　張藝謀聽見這個從不看電影的人說這話，吃了一驚，說：“這事你行嗎？再考慮考慮吧！”

　　“不用考慮，我幫你。”

　　“那，我給你劇本看看？”

　　“不用，你是專家，你認為行就投。”

　　半個月后，張偉平說服合作伙伴，停掉一個房地產項目，將2600萬元現金劃到了《有話好好說》的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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