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美倫去職證監會副主席制度先遣者的代價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9月29日 15:57 《環球》雜志

　　史美倫，曾經的“鐵娘子”、“超級打工女皇”和“國內證監第一外援”，近日從中國證監會副主席的高位上去職。對于史美倫的去職，與媒體隱約的惋惜截然相反的是，廣大股民幾乎是一片歡呼。史美倫到底是“天使”還是“魔鬼”？為什么股民會對史美倫的去職額手稱慶？

　　聶輝華

　　史美倫：水土不服？

　　在史美倫任職的2001年2月到2004年9月期間，中國證監會推出了公司治理準則、獨立董事制度、收購管理辦法、保薦制度等規章制度，曝光了億安科技案、中科創業案、博時基金案、三九集團案、銀廣廈案等一批惡劣的違規案件。巧合的是，在她任職的這3年半時間，上交所股市從2245點的高位，一路狂瀉，直達1300點的底線。

　　對于史美倫力推的各種監管舉措所導致的結果，眾口一詞的評價是：水土不服。然而這樣的理由能夠令人信服嗎？需要搞清楚的是，中國的股市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東西？我們必須從一個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大框架下來解析中國股市。

　　1992年以前的中國股市，主要是以民營企業為主的股份公司和以城市草根階層(此處指個體戶，下海知識分子、技術工人和公務員等)為主的股民進行博弈的場所，這被稱為中國股市的“初創時代”�！俺鮿摃r代”的國有企業，雖然已經病態初露，但是“放權讓利”、“利改稅”、“撥改貸”、“承包制”和“股份制”等政府的一針針強心劑打下去，中央大型國有企業尚能維持體面，而地方國企已有1/3虧損，它們在資金匱乏的病態下嗷嗷待哺。

　　1992年5月21日這個歷史性的時刻，上交所放開股價，開啟了中國財富制造的最大機器。在銀行借貸無門的悲慘處境下，好比落水的人發現了救命稻草，一些地方政府突然發現股市正是它們向國企輸血的巨大血庫。有的地方官員在把大量地方國企推入股市的同時，自己也趁機中飽私囊。而盤踞在中央和地方權力周邊的壟斷資本也乘隙而入。地方權力和壟斷資本主導了這場博弈，草根階層成了無依無靠的“小卒”。強弱雙方利益的沖突一度惹惱了中央權力，于是便有了1996年12月《人民日報》的特約評論員文章，明確指出要進一步抑制證券市場的過度投機。這一時期的中國股市可以說是“無序時代”。

　　1997年之后，形勢發生了變化。“債轉股”并沒有挽救中央大型國企的命運，而且大規模的失業給支付龐大的社會保障資金造成了累卵之危。此時，地方權力和壟斷資本的強勢施壓，一些經濟學家的游說，以及香港政府成功狙擊國際資本大鱷的干預經驗，終于導致了中央權力對中國股市的介入。原來的草根階層已經被普通居民取代，他們不甘于強勢資本的擠壓，在另一些經濟學家和監管當局要求“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的教育下，通過小規模的抗議和大規模的傳媒發出自己的聲音，甚至這種聲音一度成為一種政治表達。2002年末，政策為外資收購國有股打開了方便之門，于是大量顯性的和隱性的國際資本也開始滲入股市。

　　毫不夸張地說，中國股市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的“市場”，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利益“尋租場”。在真正的市場中，交易雙方有進有出，價格由雙方力量決定，政府只是提供合法公正的交易環境，交易給雙方帶來福利改進。中國股市這位沉疴難治的病人，其病原體不在于自身，而在于醫院。史美倫只不過是一個有豐富臨床經驗的醫生，醫生如何能拯救醫院？！但是無論如何，在醫院不能推倒重來的前提下，盡量對病危之人施以重藥也是一種次優選擇。良藥苦口利于病，但是為什么病人非但不領情，反而群起而攻之呢？

　　股民：集體非理性？

　　主流金融學最成功的一個理論——“有效市場假說”認為，投資者都是理性的，在均衡下市場價格總是能夠有效地反映股票價值。但是這一理論遭到了如日中天的行為金融學的挑戰。行為金融學認為，投資者中有一部分是非理性的“噪音交易者”，他們與其他交易者的作用最終導致了市場價格的扭曲。

　　用流行的行為金融學來解釋中國股市這個怪物，就是說由于廣大股民是集體非理性的，他們目光短視，缺乏耐心，同時又害怕承受風險，一旦股市走低，就試圖通過抗議活動和大眾傳媒來呼吁政府管制，或者寄希望于莊家托市。這種非理性行為，造就了中國股市獨特的“政府崇拜”和“莊家崇拜”。

　　行為金融學似乎能夠解釋史美倫加強監管的逆反效應。加強對上市公司的監管從長遠來看符合廣大股民的根本利益，但是由于廣大股民是非理性的，在權力資本和壟斷資本以及其他大股東的慫恿下，只關心短期利益，認為嚴厲監管會導致股價縮水從而損害他們的利益，于是他們就強烈反對嚴厲監管，當然對史美倫的離職拍手稱快。

　　然而筆者不同意這種看法。行為金融學的解釋有效力的前提是，廣大股民是真正的中小投資者。由于證券市場制度設計的先天缺陷和上市公司的質量低下，但是事實上，與其說他們是投資者，倒不如說他們是投機者。從踏入中國股市的那天起，他們中的大多數就沒打算要做長期投資，而是希冀在短期的價格漲落中博利。也就是說，他們從來都是集體理性的，而不是集體非理性的。

　　上個世紀末以來，他們將資金投入到各種新興的基金，更加凸顯了他們理性的行為特征。對這些清醒的股民來說，中國股市的種種怪癥，比如股權分裂，比如一股獨大，比如莊家操盤，比如政府救市，他們并不陌生。筆者在前面剖析的中國股市14年發展的幾個時代，相信多數股民都不會感到迷惑不解。

　　其實說白了，大家都知道中國股市好比一場“擊鼓傳花”的游戲，當鼓聲停止時游戲就要結束，那最后一個接到花朵的人就是輸家。只不過在這場近似零和的博弈中，每個人都不知道鼓聲什么時候停止，但是絕對不希望在自己接到花朵的時候鼓聲突然停止，并且希望自己拿到花朵時鼓聲更大些，以便讓手中的花朵更虛榮地開放，然后以一個更好的價格傳給下家。這本來是一個小孩子玩的游戲，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成了無數大人們參與其中的股市博弈。參與擊鼓傳花游戲的股民是如此之多，而同時拿到花朵的股民也是如此之多，加強監管就好比是一把懸在股民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可能讓鼓聲停止，讓股民成為輸家。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下，毫不奇怪，加強監管的史美倫遭到了股民們的強烈指斥。

　　上述觀點，再次印證了中國股市至今仍是一個多方主體博取自身利益的“尋租場”。要讓中國股市真正成為籌集資金、配置資金和轉移風險的工具，就必須把股市還原為一個真正的“市場”，在監管中發展，逐步擠掉股市中的垃圾和泡沫，創造一個能夠讓利益各方公平博弈的環境。

　　在產權不清晰，法律不完善，股民心態不成熟的國情下，發展股票市場這種高級市場經濟機制本身就值得懷疑。而史美倫，可以說她并沒有做錯什么，她提倡的公開、公正、公平和透明的監管理念從來都是適用于各國股市的。中國的股市總是要完成從“尋租場”到“市場”這一制度變遷的，而史美倫作為制度先遣者，則不幸要付出代價。(感謝袁劍先生和周業安博士的啟發)

　　相關鏈接

　　史美倫生于上海，長于香港。

　　1972年獲美國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文學學士學位。

　　1982年獲美國加州圣達嘉娜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1983年起在美國加里福尼亞州法院及美國聯邦法院工作。

　　1985~1990年，任美國高特兄弟律師事務所香港辦事處律師。

　　1991~1994年，加入香港證監會，歷任公司融資部助理總監、高級總監。

　　1994~1998年，出任香港證監會執行董事。

　　1998~2001年2月，出任香港證監會副主席兼營運總裁。

　　2001年3月，出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

　　2004年9月13日，國務院免去史美倫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職務。

　　2004年9月15日，經國務院批準，史美倫繼續擔任中國證監會國際顧問委員會副主席一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