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貴州茅臺董事長季克良 與酒相伴的無悔人生

　　《財智人物》編導：張爽

　　1937年， 我國考古學家曾提出一個很有趣的觀點: "我們祖先最早種稻種黍的目的，是為釀酒而非做飯 ……。吃飯其實是從飲酒中帶出來的。"人們先是發現采集而來的谷物可以釀造成酒，而后開始有意識地種植谷物，以便保證釀酒原料的供應。這個觀點的依據是這樣的: 遠古時代，人類的主食是肉類不是谷物， 既然人類賴以生存的主食不是谷物，那么對 人類種植谷物的解釋可能也可另辟溪徑。 到底是先有飯還是先有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酒的歷史源遠流長，釀酒人的故事更是耐人尋味。

　　一個家喻戶曉的百年品牌；

　　一位六十六歲的釀酒大師；

　　一段四十年的牽手故事。

　　共同體味茅臺鎮上美酒 + 愛情的幸福人生。

　　茅臺酒，為何被奉為國酒，至高無上的地位經久不衰？茅臺鎮，地勢偏遠，交通閉塞，生產出的茅臺酒為何能舉世聞名？茅臺人，赤水河畔，美酒飄香，他們過著怎樣的生活？帶著無數的疑問，我們決定探尋國酒之源——茅臺鎮。建國以來，三代領導人都愛茅臺酒，卻都沒到過茅臺鎮。真正走在這條崎嶇的山路上，才知道什么叫“耳聽是虛，眼見為實”。迂回的山路掩飾了所有的風景，我們及盡可能地發揮著自己全部的想象力，卻怎么也不能把享譽世界的茅臺酒和眼前的景象聯系起來。

　　這里已經是茅臺鎮了，卻沒有一點國酒之源的感覺。直到見到這座拔地而起的高樓，我才確定自己來到了目的地。

　　六十六歲的季老先生正在等著我們。在不久前的中國首屆職業經理人大會上，他和張瑞敏等人被評為“中國十大功勛企業家”。和那些明星企業家相比，季克良這個名字顯得有些陌生，但在中國酒界這卻是個響當當的名字，他執掌著國酒茅臺。見到他，我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茅臺酒能不能搬到一個交通便利的地方去生產。聽了我們的話，季總沒有馬上回答，而是把我們帶到了價值上千萬元的酒庫里。

　　季克良：這里又是酒庫，作為一個容器儲存的地方，又是精加工的地方，又是銀行。這么一壇酒要二十多萬呢

　　對于季克良的話，與他并肩工作了近30年的茅臺集團黨委書記袁仁國也深有同感。他給我們講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袁仁國： 70年代，方毅副總理也在遵義，叫茅臺到遵義搞異地實驗，異地實驗是把我們茅臺的一個老廠長，和好多的曲師酒師調去，而且把茅臺的酒杯，曲子、酒杯和泥土都搬去，搞了15年，結果生產的酒，質量確實非常好，但是它始終不是茅臺酒的味道。

　　有人說造茅臺酒比造原子彈還困難，因為原子彈可以在世界各國造，而茅臺酒只能在茅臺鎮造。如此閉塞的環境生產出的酒為何被譽為國酒，國酒是誰定義出來的？寂靜無聲的酒庫里，季老的聲音卻飽含激情。

　　季克良：我一聽到國酒兩個字，我都感到肅然起敬。1935年，1936年紅軍經過這里的時候，喝了茅臺酒，又用茅臺酒來擦傷，治好了紅軍戰士，很多紅軍戰士的病。所以在國慶，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就用茅臺酒作為國宴酒，所以后來叫國酒了。

　　袁仁國：茅臺應該說，在中國的政治、外交、經濟生活中都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你比如說總理說他在日內瓦會議幫他成功的有“兩臺”：一個是用茅臺跟大家喝，一個是放《梁山伯與祝英臺》跟大家看。還有志愿軍，我們的志愿軍將士抗美援朝勝利歸來，周總理一口氣喝了60多杯茅臺酒，而且喝了以后在那個晚會的臺子上，把我們的軍旗這樣這樣揮舞，當時你看他多么很高興。這個茅臺酒應該說中美建交、中日建交。茅臺酒功不可磨。而且有人曾經形象地比喻說，這個茅臺酒打破了歷史的堅冰。還有你看我們鄧小平，鄧小平在粉碎“四人幫”一口就喝了30多杯茅臺酒。

　　在幾代領導人心中，國酒的地位像國歌一樣，是一種民族情緒的添加劑。她代表著中華民族的歷史和文化，更是拳拳赤子一片愛國之心的激情表達。對于這一切，季克良在心里比誰都清楚。他當年就是帶著周總理的使命來到茅臺鎮的。

　　在1963年的第二屆全國評酒會上，曾是首屆評酒會冠軍的國酒茅臺因質量問題痛失冠軍寶座，這件事引起了周總理的重視，要求選拔、培養受過良好大學本科教育的同志，長期跟蹤研究茅臺酒的生產工藝特點和規律，保證茅臺酒的質量穩定。季克良是茅臺鎮上的第一個本科生�；叵肫鹚氖�年前和妻子徐英剛剛來到茅臺鎮的情景，兩個人都感慨萬千。那時的酒廠正處于低谷時期，廠房破舊不堪，產量只有200多噸，虧損80多萬元。

　　季克良：我是作為農村的小孩子，能夠考起大學有工作，在這我們村里是第一個，所以很激動，不存在說要選一個好的單位和不好的單位，服從組織分配是第一。所以就來了，不需要下決心。00：30：25：00那個時候一方面我很幸福，有工作。一方面走，又越來越偏僻，越來越荒涼，這個手心里頭都是汗水，我有恐高癥。

　　妻子徐英：有點害怕，還是有點害怕。后來到這里生活不習慣，交通不習慣。吃辣椒，一吃辣椒鼻子就流水。確實很艱苦，怎么辦呢？因為你學了這個專業，你要堅持下去。

　　從進廠的第一天，他和妻子就決心在科研上下功夫。正當季克良和妻子在茅臺酒廠科研工作中大顯身手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同所有浩劫中的故事一樣，厄運突然降臨到了這對青年人身上。他們被打成“臭老九”，被當成壯勞力下放到車間，一干就是三年。

　　季克良：那個時候應該說勞動強度很大，現在看來我有150斤，那個時候我只有108斤，一個知識分子從來沒做過事情的，要去干這么重的活，確實承受不了。但是我一點沒有怨言。

　　徐英：這是有時候也困難，這個小孩生產怎么辦？所以自己生小孩的時候，一個星期不來接我，后來我自己抱著小孩回家。就是從老醫院到辦公室大概有多少里路，大概有20分鐘的樣子。走過來看到，他是在烤酒時累得在那里暈到了， 顧不了我了，當時好凄慘。后來他說燉個雞給我們吃，那么雞都在那里，等他拿出來都好困難。

　　季：我感到文革時期的鍛煉，增長了很多知識，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所以我后來當領導，我感到這一段經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現在那些工人都講，那老頭什么都會，你瞞不倒他的。

　　季克良在困境中從未間斷過對茅臺酒的觀察與學習，在對歷年積累的大量數據進行分析研究的基礎上，他發表了很多學術文章，對穩定茅臺酒的質量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季克良這個名字，在全廠逐漸響亮起來。八十年代初，隨著機構改革的不斷深化，像全國其它地方一樣，知識分子的地位重新被重視起來

　　季克良：所以1981年當了副廠長了。那很快的，1983年又叫我當廠長。我這一輩子想到過當工程師。要想當什么副廠長，廠長，什么董事長、總經理、書記，這是從來沒想過。那個時候就是想鉆研技術。

　　徐英：如果他不當廠長，一直不當下去，在困難時期我們可以搞點新產品出來。我覺得他搞行政職務，對他個人對國家都是損失，確實是這樣，直到現在我都有這種認為。

　　技術出身的季克良做起行政職務來顯得有些力不從心，性格耿直的他主動提出辭掉廠長的工作，只做工程師。此時的沿海開放城市正是求賢若渴的時候，聽到這樣的消息，很多公司開出了優厚的條件。

　　季克良：曾經有人給我一個小別墅，那時候我的工資才幾十塊錢。那個時候告訴我年薪有5萬塊錢。我說不去不去。

　　徐英：后來到北海給我們房子給我們錢什么東西都講，后來這個省里一個省長，叫王省長，他拍拍他的肩膀說：小季委屈你了。他就感動得不得了，就再也不提調動了。

　　季克良：茅臺酒很有研究，很值得去為它奮斗這是一個。第二個就是說，我去那些地方我感到我對不起茅臺。

　　妻子徐英：我勸也勸不動，我看看怎么辦，就在這里看，看看一天一天，有時候我也覺得也適應了，無所謂了。

　　季克良：我感到為了錢，為了這些待遇而跳槽，我感到人格受不了。我認為這個人格最主要。后來輕工業部調我去，隨便我選一個什么中級管理人員，什么處長當當，但我也不去。我喜歡茅臺。

　　季克良喜歡的，難道僅僅是茅臺酒嗎？是什么力量讓這個六十年代的高級知識分子遠離富貴榮華，心甘情愿一輩子守在一個小山溝里？他真正守護的是什么？其實答案很簡單，他在與國酒為伴；他在守護著民族的火種，更是在守護著自己的精神家園。在如今這個充滿喧囂和浮躁的社會，這樣的執著叫人肅然起敬！

　　季克良本以為這一次的主動辭職會從此結束他的仕途之路，以后專心從事科研工作。他卻沒有想到，一場生死存亡的危機正在向茅臺酒襲來。1998年，來勢兇猛的金融危機在東南亞全面爆發，當時還處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茅臺酒廠立刻面臨滅頂之災。

　　季克良：過去我們只要有開票的，有收錢的，有發貨的就行，不需要跑市場的。在這個金融風暴來以前，那茅臺酒廠是車水馬龍，就是一天批的條子，轉一個條子就不得了。 買一箱酒最多就能賺一千塊錢。所以批到三箱就是三千塊錢，批到十箱就是萬元戶。那排隊多的人不得了的。但1998年的時候，確實是門可羅雀，沒有人來了。

　　袁仁國：因為那個時候銷售已經很困難了。所以我就說，面對這個情況，我說我們要唱好三首歌，我說第一首要唱國歌，就是說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我說我們廠到了銷售危機的時候，員工都要發出最后的吼聲。第二我就要唱好這個國際歌就是從來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第三個要唱好敢問路在何方，路在腳下。就是說我們現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自己要去走出一條路來，要殺出一條血路來。

　　1998年5月份，在茅臺酒廠的生死關頭，季克良被任命為公司黨委書記，此時他集黨委書記、董事長、總工程師于一身，各種壓力也集于一身。到七月份，銷售只完成了全年任務的三分之一。

　　袁仁國：既然提到以市場為中心，我們就在全廠招聘是營銷員，然后中層干部，大概20、30個中層干部，奔赴了全國二十多個城市。

　　季克良：那我們出去了以后，重要的問題，過去有一部分的經銷商還是好的，還是幫我們做的，但有一部分經銷商他不做了，不做了我們也要考核，要調查研究，找新的經銷商來把這個攤子鋪開。我跟員工講，我們要真正地認識到消費者是上帝，經銷商是上帝。而且這個還不夠，不僅是上帝，上帝有的時候也是壞的，對不對。我說是恩人，恩人。他拿錢來養活我們，促進我們發展，給我們發工資發獎金，所以一定要對他們好，一定要為他們服務好。

　　機制的徹底轉變，使全年的銷售任務在5個月內完成了。這件事大大觸動了季克良，同時，他又有了更大的目標：通過股份制改造，使茅臺上市。

　　季克良：如果要圈錢的話，我不需要通過這樣的辦法，我可以向銀行貸款，我可以發行債券。我也曉得監管力度很大，婆婆很多。個個都是我的婆婆。做大是我的目的，做好是我的目的，不是為了個人的。所以你來監管對我肯定有好處的，我愿意的。通過這個來加強我們的管理的。是這個目的。

　　1993年-2003年是國內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10年，卻是白酒行業大幅縮水的十年。如今白酒的市場份額已經從當年的百分之六十三下降到百分之十八。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茅臺卻逆勢而上，從1998-2003年，銷售收入從8億元增加到24億元。如今，季克良掌握著一個擁有高達五十億元資產的龐大國酒“帝國”， 他卻仍像茅臺最忠實的守護神，任何跟茅臺酒有關的事，他都做得一絲不茍。(紀實：在勾兌車間)。

　　品酒員一見季老來了，立刻說：我把酒倒點過來。

　　季克良說：不用，不用。我來就是看看這個勾兌的數字的問題。我七月份來過一次，我就說你們這個數字怎么沒有完成任務。我很著急， 后來告訴我，保留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是為了調動職工的積極性，那我說可以呀。但是這次匯報又少三十噸，這我就要來查了，到底怎么回事。

　　品酒員：你看嘛這十九萬在這里嘛，他都已經記起了。這個記在這兒嘛。

　　季：這個我不管，你要告訴我數字。我不看這些，你有沒有他(負責人)的手機？(拿出電話來打電話)：我是季克良。我到酒庫里來呀，你那天不是匯報的時候說比去年少了三十噸嗎？怎么不好說？我還問了你一句，我說你到底少報了一點沒有，結果你說沒有。沒有我就著急了！不要解釋了，我就說你要至少跟我講，讓我心中有數��！我從年初跑到現在，

　　每一個月差不多都在看你們的這個數字，一有問題我就跑過來。結果你還不說，不要笑啊。

　　季克良：我的性格是比較軟的，但是工作起來不怎么軟�？礈实氖虑椴粫�動搖，就是一刀宰下去了，就宰下去，不能說這樣做，再這樣，不。

　　茅臺酒有一句響亮的廣告詞：國酒茅臺，喝出健康來！酒精傷肝，這是人所共知的淺顯道理，茅臺以國酒之尊，說出這樣的話來，自有她的道理。

　　季克良：我不否認酒精傷身體，但是適量喝酒絕對有利健康。鄧穎超同志，在總理生前，留了一張條子給身邊工作人員，就說今天晚上總理回來后，今天總理回來后，吃晚飯的時候，建議他吃一點茅臺。從這個東西看出來，鄧穎超同志不會害總理。我們這么多的女士們，我估計很少有人寫條子叫他的愛人今天喝一點茅臺酒。不會，一般都說少喝點，不是有句話，出門老婆有交代，少喝酒多吃菜。但是鄧穎超同志為什么要寫這句話，我認為一定是有益周總理的身體健康。

　　說這番話時，季克良自己是有親身感受的，作為品酒師，本身又好酒，四十多年來，他喝掉的茅臺酒已經有二噸多了，他的肝功能非常好。在業界季克良被稱為釀酒大師，在茅臺酒廠的內部他還有一個別稱：“勸酒大師”。對于到茅臺酒廠來的每一個人，他都極力勸酒，為的是讓大家親身體驗一下茅臺酒即使喝醉了，也不會頭疼、胃疼的特點。這一次我們一行就差點被勸醉。

　　在常人看來，國酒就意味著酒中之冠，但在多數人印象里，“后起之秀”五糧液的市場化道路似乎比茅臺走得好。這種感覺大概直接來自于電視廣告，畢竟，五糧液的“出鏡率”要遠遠超過茅臺。在銷售市場上，五糧液好像也比茅臺賣得火些。國酒，能搞“終身制”嗎？

　　季克良：茅臺酒1962年的時候，到1978年這個16年是虧損的，那個時候沒有虧損的企業也沒有說我是國酒。所以國酒是以質量，是以文化底蘊來決定的，而不是說按照產量來決定的，也不是按照經濟總量來確定的，但是我們現在經過我們的努力，我們的銷售收入，我們的利稅在全國排名第二。

　　袁仁國：我們這個地方只有一條公路，交通應該說，對我們還是瓶頸之一。第二就是說，我們貴州酒的稅負是最高的。稅負達到%40幾，現在四川的酒大概不到30%。

　　喬洪(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我們真正的在適應市場，怎么樣構建好我們的網絡，特別是我們在做終端市場上，茅臺還需要進一步做市場比較好的企業，包括我們的競爭對手向他們學習，那么真正地按照市場規律，市場的手段來做好我們的產品，充分使這個品牌優勢能夠進一步地發揮出來。

　　“皇帝女兒不愁嫁”的心理使茅臺酒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漠視市場營銷的。顯然，今天的管理者們，已經是知己知彼了，這樣的戰役，還怕打不贏嗎？

　　季克良已經六十六歲了，這個年齡對普通人來說，正是含飴弄孫的時候，季克良也很想和他那遠在上海的小孫子好好聚聚，可他不能。上級領導讓他再干兩年。我們掐指一算：那時候他就已經六十八歲了。

　　采訪接近尾聲時，我們提出去看看季克良的家。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你想象不到一個擁有近30億元資產、年銷售額20億元、創利稅10億元的國家特大型企業的老總，仍住在八十年代初建的殘舊的單元樓里，而且住房面積只有80多個平方米。臥室、書房不大，客廳也略顯擁擠，最顯眼的就是季克良和夫人的合影。這兩個六十年代的大學生，相嚅以沫，不離不棄，用四十二個春秋完成了他們青春的夢想。這四十二年難不難？有多難？只有他們自己最清楚：

　　季克良：有難有不難。難的確實很多。一個難，我是個外地人，沒有親戚、沒有朋友、沒有家人。還有一個難，國有企業這么多人，很多方方面面社會關系，所以確確實實也有很難的地方。但是，只要一心一意把這個企業搞好，會得到方方面面的理解和承認。在這個40年當中，酸甜苦辣都有，但是我想只要把這個企業搞好，總是甜的比苦的多，比酸的多，比辣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