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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然／文
如果一個作家受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攻擊，那么此人一定是在做一件正確的事。至少，克里格.塞利格曼在他的新作《SONTAG ＆ KAEL OPPOSITES ATTRACT ME》一書中就是這么認為的。這是一本向美國最具智慧的兩個女人——蘇珊.桑塔格和波琳.凱爾——表達一個評論界晚輩無限敬意的書，盡管這兩個女人進入公眾視野40年來，在公眾心目中一直被視
為兩個對立面，所以把這兩個人放在一起比較，的確讓人覺得有趣。
蘇珊.桑塔格作為美國公眾知識分子的重要代表，已為許多中國人所熟知；而波琳.凱爾的背景，除非你是超級影迷，估計知道她的人不能算多。后者是美國最負盛名的女影評人，有“美國影評人教母”之稱。1965年出版第一本影評集，銷路打破了當時所有非小說類書籍的銷量紀錄。她在高級消費刊物《McCall》擔任專欄作家，但因為猛烈抨擊賣座電影《音樂之聲》而被開除。后被《紐約客》聘為專欄影評人，直到1991年退休。她的文字辛辣尖銳，影響了不少電影人和年輕作者。2001年因病死于馬薩諸塞州的家中，終年82歲。
蘇珊.桑塔格和波琳.凱爾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把道德嚴肅性引入美國文化，并且從根本上改變了愉悅的定義。塞利格曼把她們的姓作為書名——這種榮耀一般只用于男性——表達了自己對她們的敬重，因為這兩位評論家享有希臘神話中亞馬遜族女戰(zhàn)士的聲譽，與她們的同行相比，她們站得更高，也受到了更多冷槍暗箭的襲擊。
蘇珊.桑塔格和波琳.凱爾兩人的經(jīng)歷驚人的相似。兩人都是生長在西方社會的猶太人(凱爾出生于舊金山以北的一個養(yǎng)雞場，生長在舊金山的灣區(qū)；桑塔格出生于紐約，生長在亞利桑那州的圖桑和洛杉磯)。在大學時代，兩人都選擇了哲學作為自己的專業(yè)。之后，兩人又都離婚，勇敢地承擔了單身母親的職責。或許是因為在女權運動風起云涌之前，兩人就擔任了女權運動的發(fā)言人，而這一角色使她們所面臨的挑戰(zhàn)，形成了她們處事堅決果斷、藐視一切軟弱無力的性格。
當然，兩人之間的差別，也非常明顯。塞利格曼提醒我們，當凱爾建立自己的聲譽時，年紀已經(jīng)不輕了：她發(fā)表第一篇電影評論的時候已經(jīng)33歲，到《紐約客》任職時已經(jīng)年近五旬。她那俏皮的文風讀來令人感覺到逼人的青春活力，但是你又感到她的筆端浸透著成熟和好懷疑的秉性。她那令人發(fā)笑的胡侃和讓人云里霧里的談話口吻，在三十多年里一直都沒有變過。而桑塔格正好相反，她從小就被視為天才，一直致力于提高、拋棄、嘗試不同的文風和理論，而且她的政治立場變幻不定。她1968年同情北越，卻在1982年反對波蘭的團結(jié)工會；在六十年代，她的小說是反敘事體，而她最近幾部小說中又出現(xiàn)了浪漫文風；她在《反對闡釋》一書中鼓吹人文主義，但現(xiàn)在，她又對人文主義是否高于其他提出了質(zhì)疑。蘇珊.桑塔格和波琳.凱爾最大的差別，還是在美學上。凱爾是活潑有趣的，而桑塔格則是沉靜的。桑塔格認為藝術應該是脫離大眾的審美情趣的，她認為作為一名藝術家，有時候激起大眾的不悅才是正確的選擇。但凱爾認為藝術品首先要有對大眾的吸引力。塞利格曼引用了她在一次接受采訪時的話：“如果藝術不是娛樂，那它是什么？難道是一種懲罰嗎？”
“對于桑塔格，我是尊敬；對于凱爾，我是愛”，塞利格曼如此宣稱。在書中，他似乎很樂于提到他跟凱爾的私交。他充滿感情地寫到了在凱爾的最后幾年的生命中，他和凱爾度過的快樂時光，并且承認自己原諒了凱爾的一些小小的不足，諸如對人對事偶爾缺乏公平的態(tài)度。但對于桑塔格，他的態(tài)度則非常理性。對于“桑塔格的文章枯燥乏味”的指責，他進行了小心翼翼地辯護：“盡管無色、無味，卻和伏特加酒一樣讓人興奮。”但是，他對桑塔格的古板守舊以及在品味問題上對他人的不包容也頗有微辭。他委婉地寫道，桑塔格“就像那些資深的旅行家，在大眾蜂擁而至一個充滿原始風味的海灘之前，就焦躁不安地想捷足先登。”盡管如此，他還是認為，桑塔格以她的勇敢及其對坦誠的不懈追求贏得了我們的尊敬。
塞利格曼還為桑塔格和凱爾來自同行的指責進行了辯護。從凱爾對另一位影評家安德魯.薩里斯Andrew Sarris?shù)目谡D筆伐，到批評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公民凱恩》的編劇、導演、主演)因為《公民凱恩》受到了過分的贊譽；再到貶低克羅德.萊茲曼的紀錄片《證詞：猶太人大屠殺》(Shoah，1985)，她被稱為一個欺軟怕硬、輕率浮躁的討厭鬼，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抨擊來自雷娜塔.艾德勒RENATA ADLER于1985年發(fā)表在《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的一篇檄文。桑塔格早期發(fā)表的關于同性戀的文章以及對“文化新感性”的鼓吹引起了當時一些人的不滿，認為她輕浮妄動、不負責任；后來，因為她追求正義的行為，又被人指責為自負、有道德野心；當然，還有在“9.１1”之后她對美國右派勢力的抨擊，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快。但塞利格曼為她們的辯護顯然缺乏一個公正的立場。他把那些對桑塔格和凱爾的攻擊者稱為“捍衛(wèi)自己勢力的權威”，指責這些人“胡言亂語”、“廢話連篇”。在有些時候，塞利格曼似乎放棄了批判的原則，使自己的意識和他的“女英雄們”融為了一體。比如在描述自己拜讀桑塔格和凱爾的文章時，他借用了桑塔格和凱爾的話說：“讀她們的文章，你的思維變得如此強勢、如此專注，就像經(jīng)歷一次性愛。”
毫無疑問，這是一本帶有濃厚個人色彩的書，所以它所激起的反響也必定是極其個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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