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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八大家”并不只是豪門巨賈，也不只以財力論英雄，華世奎便是因為名望位列“八大家”
文.朱雪塵 王曉巖/圖.王曉巖
華家祖籍江蘇無錫，系當地名門望族，明末由江蘇北遷，清康熙三年(1663年)定居
天津舊城鼓樓東。因門前的青石臺階九級直伸大街，故稱“高臺階華家”，也由此可見其不僅有財，而且勢力非同一般。
清咸豐年間，華家接辦了河北定興、新城兩縣的鹽務引岸，很快致富。后陸續開設了油坊、茶葉店等商號。與其他“八大家”不同的是，華家身兼官僚和鹽商。
華世奎曾任八旗官學教習、內閣中書行走、萬壽慶典撰文、文源閣軍機章京領班、三品章京會議政務處幫提調、政編查館行走、政治官報局局長等要職。但華世奎在天津出名，更在于他寫得一手好字。
華世奎自幼習書法，其父華承彥科場不利，而對其子便寄予厚望。華世奎從四歲起便每日讀書習字，練字時其父要求非常嚴格，偶見華世奎稍有懈怠，就拿煙袋鍋往腦袋上敲。為了給華世奎校正執筆，其父還獨出心裁地在他筆桿上放一個銅錢，寫字時只要筆桿稍微傾斜，銅錢就會從筆桿頂頭掉落下來。據說，華世奎后來可在筆桿上放10個銅錢，仍能運筆自如。
功夫不負有心人，終華世奎因“字”絕而仕途通達，而清朝滅亡之后，華世奎也因字而日進斗金。
一匾兩題
華世奎題寫“天津勸業場”時，已是民國17年(1928年)，那時華家早已不住東門里，自打宣統遜位，華世奎就在租借買下一幢構筑別致的小洋樓。
據華家后人華澤咸回憶：求字當日，華世奎正在給弟子董鳳桐和自己講授孫過庭的《書譜》，這時仆人徐升走上樓說：德商買辦高星橋派人求寫“勸業場”牌匾，并求見老爺一面，不知老爺見與不見。華世奎聽了，略作沉吟，淡淡地說：“請！”時至今日，這聲淡淡的請，依然特別刺耳，因為按照當時慣例，凡有登門求字者，皆與賬房負責人談妥價錢即可，華世奎從不接見求寫匾額的客人。但因高星橋在天津勢力非同一般，華世奎卻也不得不破了這條規矩。
功夫不大，高星橋派來的“使者”走進書房，來者簡明扼要說明“勸業場”牌匾的尺寸大小后，遂叫人端來300塊現洋，非常客氣地說：“區區潤筆，不成敬意，饋贈先生一茶耳。”華世奎淡然一笑，頷首將此事應允下來。
不料事隔幾日，華世奎剛把“勸業場”牌匾寫好，那位“使者”便不期而至，他又送來200塊現洋，面帶難色地說：“因為一時疏忽，幾乎貽誤大事，煩勞華先生為‘勸業場’再題‘天津’二字。”華世奎聽罷，心里很不痛快，于是吩咐仆人徐升，當即鋪紙研墨，揮筆題寫“天津”。
如今，“天津勸業場”牌匾原件存放在該商場頂樓，已作為國家文物供人們欣賞。
比當民國總統強
華世奎任內閣中書行走時，與翰林徐世昌同拜戶部尚書祁世長之門。祁世長晚年得一幼子，生前十分喜愛，曾拜托華世奎、徐世昌日后照料。
1930年，祁世長“幼子”貧困潦倒，特由家鄉來津門求助。華世奎感念師恩，贈其200塊現洋，又親自去徐世昌家代其求助。可徐世昌對于華世奎說：“你今年賣字日進斗金，我也賣字，但賺錢不多。這樣吧，我照你給他的錢數，減贈一半吧。”事后，華世奎又贈其100塊現洋，并以此對后人諭諷徐世昌：“你們可要好好地練字呀，字練好了，比當一任民國總統還強呀！”
另外，華世奎還有一事值得一說。“偽滿洲國”初立之時，溥儀想通過羅振玉跟華世奎的關系，拉華世奎下水。羅振玉曾為溥儀四處延攬人才，他曾因與華世奎私交甚厚，三番五次到華家，勸說華世奎輔佐溥儀，最后華世奎礙著老友情面，才對羅振玉說：“鄙臣患有足疾，行走不便，就不去了罷。”可私下里告訴家人：“現在的皇上是滿洲國的皇上，已不是大清國的皇上了，他穿西服，勾結日本，背叛祖宗，我作為大清舊臣，絕不能背叛先朝，與其同流合污！”
華世奎始終對清廷有深厚的感情，他一生不肯剪發易服，無論家里外頭，總是穿長袍馬褂，布襪子，兩道臉的緞子鞋，腦后拖一條小辮。雖然華世奎一生終于清室，抱殘守缺，但是從人品、氣節方面，絕不像袁世凱、徐世昌那樣胸懷野心，見風使舵，既做清朝舊臣，又當民國總統。更不像鄭孝胥、羅振玉之流，為復辟大清基業唆使溥儀認賊作父，投靠日本。因此縱觀其宦海沉浮的一生，其人品和鮮明的民族意識還是值得稱頌的。
耳聾歸鄉
華世奎年老患重聽(即耳聾)。有一次皇帝召見。華世奎跪拜之處距皇帝甚遠，皇帝的問話如何應對發了愁。因此華世奎在聽到轉天皇上的召見后，便賄賂買通了太監。太監站在華世奎附近，皇上問話，都是由太監小聲轉告，他再回奏。召見退下來，內衣都濕透了。在封建王朝，回奏出了差錯，不知會惹下什么大禍。如果太監轉告錯了，或自己聽錯了，那可不得了。伴君如伴虎！華世奎越想越后怕，不如及早辭官回鄉吧。于是華世奎就歸故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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