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有地方政府支持，企業家也要看準：在這個轉軌的關鍵時期究竟走什么路子才有前景。但有些人看不到……

　　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 保育鈞

　　贏周刊記者 尹東偉 實習生 駱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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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調控宏觀調控？

　　贏周刊：問題企業和問題富豪的出現是民營企業家與現有社會體制產生沖突的象征。您認為這背后的制度性因素有哪些？

　　保育鈞：:解釋這種現象必須放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我們當前的轉軌進入了膠著狀態，同時處于改革、發展和社會轉型三個關鍵時期。這三個關鍵時期碰在一起，發生什么事情都不奇怪。總體來看，我們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還不徹底，計劃還在起強大的作用，慣性思維還在走。1994年14屆3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里面說到，建設市場經濟要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的自然配合與基礎性作用。這句話的表述有個前提，就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這樣還是脫不開計劃。宏觀調控用什么調控也沒有說。所不同的是地方政府過去是利用國家投資，現在是利用民間投資。這樣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宏觀調控方面就存在著矛盾。地方政府說我也是政府，也代表著國家 。到了十六屆三中全會，加了一句話，“充分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管理機制”，強調了市場的基礎性作用。7月25號公布的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國務院還是強調一句話，“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充分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的積極作用”。這句話有個前提——“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后面又加了個后綴，叫做“發揮企業作為投資主體的作用”。但是這里面仍離不開政府的宏觀調控，這是主導的。也就是說計劃經濟的這種思維方式給我們的烙印仍然很深很深。中央政府這么說，到了中央各部門，他們就有理由了，說我們要宏觀調控，但說這個調控是用經濟手段調控還是用行政手段調控，調控的根據是什么都沒有講。這就給他們留下了大量的用權空間，

　　“政府支持”的民營企業最需要清醒

　　贏州刊：在這樣的關鍵時期，民營企業最需要注意的敏感區域在哪里？

　　保育鈞：企業作為市場的主體不時受到干擾。過去是調控國有企業，現在也調控民營企業了，這既是一個進步，也帶來了一個問題，過去政府是不管民營企業的，管的是國有企業，現在政府有心管民營企業。過去民營企業想要讓政府管，政府不管，現在政府管了，既高興，但是又怕這個有形的手傷害了他——就是這種雙刃劍的心態。在計劃向市場轉變的關鍵時期，不進就退，這是個博弈啊，拉鋸式的進進退退。在這當中，民營企業就自然要學會怎樣應對了，這里面的高手就能夠應對的自如些，避免犯罪，有的利令智昏，他招架不住就要落馬。

　　贏周刊：那么，這些微妙的博弈對民營企業和政府之間的關系造成什么影響？

　　保育鈞：發展意味著工業化、城市化。這個時期社會發生大變革，億萬農工進城，城市要擴張。地方政府就把土地作為生財的一個主要來源，“經營城市”這些口號都是這么提出來的。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就帶來了對農民耕地占用過多的問題。這些年來，全國已占有2，3000萬畝的土地，已經接近紅線了，但是我們沒把這個道理講清楚，所以大家都想弄塊地，這樣錢一下就出來了，隨著而來就是滋生了大量的腐敗。所以調控是對的，不這么調控，政府就是失職的。先停下來，然后我們用規矩來規范。

　　在這個關鍵時期，民營企業往往容易依附掌握大量資源配置權的權利。權利往哪里，他就往哪里傾斜，真是周瑜打黃蓋，一個愿打一個愿挨。鐵本就是這樣，戴國芳本沒想做這么大，但地方政府支持他。他想好啊，有這么好的機會，不干白不干。所以，在這種時候，企業家也要看準，不管是誰都得看準這個形勢，在這個轉軌的關鍵時期，具體走什么路子才有前景，但有些人看不到。

　　贏州刊：從社會轉型的角度看，財富的“罪與罰”是一種必然的現象嗎？

　　保育鈞：中國社會階層目前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過去是一元化的公有制的單位人，現在是社會人，社會分為不同的層次，不同的利益群體，因而利益群體發生矛盾、沖突也是經常性的了。在這個過程中，民營企業從不同的標準來看處于不同的地位。由財富這一層來看，他是處于上層的，頂尖的；在權利方面民營企業是弱勢群體；在文化，科學教育，素養上也可能是低水平。在這么一種社會環境下，民營企業老板很難找到自己準確的位置，很難為自己定好位，所以有時候頭腦發脹，感覺沒什么事情辦不成的。比如說南海的馮明昌，地方政府需要他這么一個人，通過他獲得國家銀行的貸款，他就成了地方政府手里的一個工具而已，他也找不到感覺了。其實在社會轉軌時期轉型時期，我們的企業家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找準自己的定位，沒那個金鋼鉆不要攬那個瓷器活。

　　贏周刊：在強大的權利面前，很多民營企業家都會一方面依附，另一方面又利用這種權利。

　　保育鈞：所以在轉軌的關鍵時期，企業家要保持清醒的頭腦確實不容易，把握不好自己就會不自覺地被卷進去，當然還有一些是品質不好的人，他就利用這個鉆空子。比如國洪起，他本身就有惡的目的。我們要打擊這種人，而去幫助、寬待那些身不由己頭腦不清醒的人。對這兩類人我們界限要清楚，不能一刀切地全部打擊，要考慮到復雜的社會背景。一個企業家在這個復雜的背景中能夠把握好自己是很不容易的，我們的黨政干部也不盡然能夠把握好自己，其實在這個三個大背景下面犯這類錯誤的干部更多，銀行有多少犯罪的，部級干部也有一批犯罪的，比起這些人來，企業家出事都不奇怪，放在這個大背景下看都能理解。

　　壟斷行業是“高危區”

　　贏周刊：在體制變遷和政府治理的發展預期下，還會頻繁出現“問題富豪”的現象嗎？什么樣的民營企業更容易出問題，如何避免？

　　保育鈞：中國改革，困難不少，但總要往前走，所以客觀上講，就是要加快改革的步伐，關鍵時期要處理關鍵問題，要有關鍵動作。政府不能空喊關鍵時期到了，見到問題還是繞開走。否則，過了幾年，關鍵問題會越來越嚴重。關鍵問題的解決要從改革政府開始。其實，中央已經開始有這個舉動，比如行政許可法已經開始實施了。權利的來源是老百姓，是人民群眾。政府如何行使公權，這一塊到現在為止，我們的干部很多還不明白。各級政府要依法辦事，現在是以權辦事，以來頭辦事，這個要在干部當中進行教育，教育還不夠，要用制度來保證。

　　從主觀上講，民營企業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保持清醒的頭腦，找準自己的位置，如果忘乎所以，把自己估計過高，甚至把握不好，自己就會跟著權利瞎走。民營企業要融入市場經濟的社會，而不要融入官場。很多民營企業總是一種特有的政治情結，怕被人瞧不起，官員稍微對他關愛一點，就覺得很受鼓舞，然后就和權利靠的很近，這是很危險的。好多企業家就垮在這里。

　　你看搞制造業的企業出事的很少，就是因為其產供銷和市場緊密聯系在一起。而資本運作、房地產和壟斷資源行業比較容易出問題，這就說明我們要加快壟斷行業的改革。壟斷行業再不改革，低效率就會滋生出腐敗，包括一些投融資體制、土地使用體制。這些行業出事的概率就要高些，屬于高危領域的高危行業，這是因為壟斷性的權利在作祟。而競爭性較強的制造業，他總是在市場上打拼，出事就相對少些，這也是一個規律。

　　贏周刊：除了制度性的因素，這些出了問題的民營企業家，還有哪些自身的缺陷導致他們走到這一步呢？

　　保育鈞：企業家追逐利益要有一種平和的心態。心態不平和，想要一口吃個胖子。做制造業的，一般心態比較平和，利潤率多少一般比較清楚。一口吃個胖子，想一夜暴富，搞房地產，暴利啊！包括鋼鐵，前幾年也是暴利啊！這是對市場經濟的規律不太了解，市場的利潤趨于平均化，這是一個規律。你搞超額利潤同時也要承擔超額風險，他們就沒有這種風險意識。總想揀個大便宜一夜暴富起來，這種心態最容易出事。

　　贏周刊：有沒有一些人文性的缺陷在里邊？

　　保育鈞：應該和文化教養、經歷有很大的關系。改革初期冒出的一批人，現在差不多都銷聲匿跡了，我們正在調查，數據還沒有出來。真正起來的是九二年南巡之后的一批人，這個比例比較高一些，機關干部下海、復員軍人、留學回來的、科研人員下海，這些人也會分化。而民營企業分化之快，分化之劇烈，這是出乎我們預料的。這是社會最不穩定的社會階層之一。除了極少數不到5%的企業家日子好過以外，95%的企業家日子都很難過。為什么？面臨激烈的競爭，在一般的競爭領域里相互殘殺，在高利潤行業，看著眼紅他又進不去，電信、銀行、鐵路、石化石油、化工等，這些他覺得是暴利，但是政府不讓他進去，他自己也沒這個能力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