贏周刊記者 甄靜慧

　　說國洪起是“金融大盜”，恐怕沒有人會否認。初中文化的他擁有一個龐大的資本王國，在香港和內地共有51家公司，足跡遍布山東、北京、香港、河北、福建、廣東、深圳、西安、上海等地，掌控資產達80億元以上。今年3月23日，江蘇省公安廳將其捉拿歸案，原因是詐騙江蘇南京祿口機場3億元資金，以及在廣東證券侵吞、盜用20億元之巨。若以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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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廣東證券的總資產89.4億元計算，國洪起掠走的相當于其總資產的四分之一！

　　詐騙手段乃“公開的秘密”

　　與周正毅等其它犯罪富豪不同的是，國洪起為人行事非常低調，雖然善于利用、動用官場的各種關系，但非到重要關頭自己并不直接出面，直到案發之時，人們才驚覺，假如不東窗事發的話，此人憑借瘋狂的金融犯罪和資本擴張，極有可能在幾年后位列中國十大富豪之首。

　　按常理來說，這樣的一個金融大盜，手段必然是極為高明和隱蔽的，事實上這次若不是華聞控股突然要和廣發證券合作，促使廣發內部進行了一次詳細的業務檢查，也不會揭出這樣的驚天大案。然而，當金融專家詳細分析和了解了國洪起的犯案手段后，卻提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說法：國洪起的金融詐騙手段是十分低劣的，根本沒有任何高明之處。

　　國洪起最根本的犯罪手段是虛假國債回購，而導致這種犯罪方法成為可能的是我國金融體制里的席位清算制度所存在的弊端。由于按照席位清算制度，證券公司跟登記公司結算的時候，并不是分別按所有的子項目結算，而是僅在某個時點上報出一個總數。每一個席位有不同的券商，不同的證券營業部和不同的賬戶，這些都不在監督之列，亦即不可能看到每一個營業部跟賬戶之間所反映的問題。

　　正是這種制度上的不足給營業人員以投機的機會，首先采取拆東墻補西墻的手段，挪用資金，甚至把根本不存在的數字上報。這些現象都成為了金融界公開的秘密，“挪用客戶保證金”和“假國債回購”甚至被堂而皇之地當成一種投融資手段。說到底國洪起的手法也是由此脫胎而來，要說他有什么特別之處，只是在于他更善于疏通有關利益部門，把個人犯罪演變成一條與有關部門密切聯系的完整利益鏈。

　　“法不責眾”成保護傘

　　“從技術層面上來說要把這些東西查出來是很容易的，這只是很簡單的一些手段，不可能瞞騙得過我國的商業稽查。”——然而，當這些東西已經演變成一種行業性災難，更可笑的是被當成一種金融創新手段的時候，“法不責眾”就成為了罪惡的最佳保護傘。

　　說白了，國洪起的犯罪之所以可以隱藏了那么久，并不是因為他的手段高明，而是我國金融體制缺陷掩護了他的罪行。

　　有關專家透露，在國洪起案發后，國家才真正對金融界的行業災難產生重視，全國各地證券公司一輪清查下來，居然沒有一家真正不曾涉及這種違規業務，而單單一項“虛假國債回購”，全國的挪用數額就達到200多億。

　　一個多么驚人的數字——假如不是國洪起案發，金融界的警鐘也許至今仍沒有鳴響，證券公司被掏空了仍一無所覺。

　　廣東社科院的任志宏博士沉重地指出一個令人難以面對的事實：“我國目前的金融制度別說比不上歐美國家，甚至連印度都遠遠比不上——這一點從印度的金融壞賬率遠較中國為低就可以證明。”

　　在歐美，國洪起不會成為“金融大盜”

　　“好的制度會使壞人變好，壞的制度會使好人變壞。”——從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那一天起，就決定了“道德人”向“經濟人”的兌變。“在中國，誠實經營遇到的阻力太大，而金融詐騙的難度又太低了。”國洪起其實不算什么，他頂多是一個引燃了體制改革導火線的誘因，在中國，不知還有著多少個大大小小的國洪起。但假如是在一個金融監管體制成熟的國家，他們一定不會成為金融大盜——這無關人性，而是制度的嚴密限制了這些想法和行為。除非他的手法再高明一百倍，否則在歐美國家，以國洪起這種程度的“騙子”，不可能從銀行和證券公司騙走一分錢。

　　另外，歐美國家對民營企業的公平待遇也是讓更多企業家摒棄金融犯罪，走向資本循環的正軌的重要原因。只有當這些充滿創業激情的人覺得自己與他人踏在同一起跑線上，他們才愿意安心創業，不必鋌而走險地循非法途徑趕上“偷步”的國企和外資。

　　任志宏博士分析，要減少乃至杜絕這些案子的重演，應該從政策和體制的改革入手。

　　一是要完善金融監管體制，現有的席位的清算制可以考慮代之以帳戶清算制，單一席位各個子帳戶分別進行交易和清算；加強證券公司的管理和風險控制，使金融犯罪所需的“成本”和“技術含量”提高。

　　二是要改變對民營企業的政策歧視：放開民營企業的市場準入和融資環境，給予其與其他經濟成分同等的國民待遇；把對私有財產的法律保護寫進憲法，減少民營企業對政策搖擺不定的不安全感，減少資本外逃，讓誠實致富比違法犯罪更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