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朝鮮經濟改革看到商機 獲準承包該國最大商場

　　因為承包了朝鮮國內目前最大的百貨商場———平壤第一百貨大樓，曾昌飚將溫州人善搶市場先機的理念再一次演繹得令人瞠目。而他，也因此成了中國當下搶眼的民間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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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沈陽中旭集團的董事長，還是沈陽市溫州商會的常務副會長，曾昌飚一直處于忙碌狀態，采訪更是常常被電話打斷。有時，他一臉歉意，甚至表示“不接了”，但實際上根本無法“兌現”。

　　8月29日剛剛結束的為期3天的首屆“溫州日”活動，幾乎占據了他最近全部的時間。曾昌飚告訴記者，這個活動是沈陽市市長陳政高提議的，由沈陽市政府與沈陽市溫州商會共同舉辦。

　　他說，現在沈陽的溫州商人多達6萬人，沈陽市政府十分重視溫州商人對沈陽經濟發展的作用。此次“溫州日”活動在全國乃至世界都是首次舉辦，向全國各地的93個溫州商會以及世界上141個國家的溫州商會發出了邀請。

　　這3天，2600多名溫州商人聚會沈陽，簽約33項，總額152億元。

　　將率300名溫州商人去平壤

　　采訪自然離不開承包平壤第一百貨大樓的話題。曾昌飚說，他從1997年就開始關注這個國家了。這7年，他每年都要去朝鮮很多次，“我要了解這個國家，到底今年和去年有什么區別，政策又有什么調整”。

　　他說，去年10月，朝鮮國家最高人民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決定，調整整個國家的經濟政策。這說明機會來了———朝鮮是一個未開發的處女地，就像我們中國20年以前。

　　溫州人特有的善于搶占市場先機的本能，再一次被曾昌飚發揮得淋漓盡致，他一下子就簽下了平壤第一百貨大樓10年的租賃權。平壤第一百貨大樓位于平壤市中心黃金地段，營業面積3.6萬平方米，中旭集團將投資5000萬元對整個大樓進行改建裝修，并計劃在今年底正式開始營業。

　　曾昌飚認為，自己進入朝鮮有三大優勢：首先是熟悉朝鮮的市場和政府部門，這基于他多年來對朝鮮的接觸與交往；其次是朝鮮目前急需輕工產品，而溫州是國內著名的輕工產品制造基地，溫州的皮鞋、服裝、打火機、小家用電器、皮具、建材等產品正好適應朝鮮目前的消費水平，市場潛力巨大；第三，中旭集團在遼寧朝陽市建有一個當地最大的華隆商業廣場，面積有3.7萬平方米，主要是招商來的溫州商人占主導地位，這個商業廣場就是面向朝鮮的重要出口基地。曾昌飚說：“朝陽市距丹東180公里，過了鴨綠江再到平壤是270公里，貨物朝發夕至。”

　　據了解，在平壤第一百貨大樓項目上，朝鮮政府給了中旭集團很大的稅收優惠政策，只征收兩種稅，即5％的進口關稅和5％的所得稅。同時，當地勞動力成本也相對較低，“營業員每月工資大概只需70元人民幣左右”。

　　曾昌飚稱，改建后的平壤第一百貨大樓平時面對平壤消費者，此外每月搞一次面向全朝鮮9個道3個市零售商的批發交易會，然后由零售商們將我們的產品銷往全朝鮮，帶火朝鮮的百貨業。

　　曾昌飚計劃將平壤第一百貨打造成朝鮮國內重要的中朝貿易基地。目前，300多名溫州商人將作為供應商隨他進軍平壤。

　　從朝鮮經濟改革看到商機

　　曾昌飚坦言，他的這個決策在他的同鄉中并非沒有不同的聲音。他們的擔心，主要有兩個：一是購買力；二是風險。

　　對此，曾昌飚說，朝鮮政府在對自身經濟政策進行的一系列調整中，大幅度上調了物價和勞動力工資，使每個朝鮮家庭或多或少有了些余錢，購買力有了一定提高。現在，只是消費品極度匱乏，特別是對一些輕工產品的需求量極大。

　　而對中國企業鼓舞更大的是，朝鮮政府廢止了以前使用的外幣兌換券，官方匯率從以前1美元兌換2.15朝元下調到1美元兌換150朝元。這個政策使得中國企業能夠以公平合理的匯率與朝方進行貨幣結算。

　　而且，朝鮮目前的對外開放，實際上是有選擇的開放。中朝兩國逐年增長的貿易額就很說明問題。2003年，中國與朝鮮的貿易總額超過10億美元，比2002年增加了38.7％。

　　關于風險，曾昌飚認為，朝鮮目前進行的實質上是一種全新的經濟改革。他看到，目前朝鮮的各個城市，都出現了綜合市場，而平壤更是多達十幾處，在這里朝鮮人可以自由買賣商品。一些百貨商店的柜臺已開始允許各商社租賃經營，街邊的小商亭被不少人包下了經營權。

　　他提到，去年年底，平壤街頭出現了朝鮮歷史上第一塊大型商業廣告牌———內容是朝鮮和韓國合資生產的一款小汽車，一名騎自行車的市民正在觀看廣告牌的場景，在他觀看的廣告牌上畫有“真令人心動”的廣告詞和汽車的商標。

　　曾昌飚說，這些細節，讓他對朝鮮經濟政策調整信心十足。“只征收我們兩種稅，以后可能就沒有這樣的機會了。”

　　他說，現在已經跟平壤方面開始洽談第二百貨、地下百貨等主要商場的合作計劃了。明年，他還要在平壤市區承包4家大型商場，面積達十多萬平方米。

　　而對朝鮮未來的局勢變化，曾昌飚則更有他的樂觀，“如果發生政治問題，那也是整個國際的問題。目前局勢還是朝好的方向發展，比如六方會談，包括朝鮮跟韓國通火車，都標志著慢慢走向和平、和諧的趨勢。”

　　他甚至認為，即使有問題，里邊存在的商機可能會更大。“你知道，伊拉克戰爭時，有多少溫州人在等著去賺錢嗎？”

　　朝鮮為何給你那么多優惠

　　剛剛35歲的曾昌飚，在溫州商圈里是出了名的。一些溫州商人對他的評價是：無論在生意場上，還是在生活當中，都勇于面對現實，包括自己身體的缺陷。

　　曾昌飚3歲時得了小兒麻痹癥，造成了身體缺陷。當時年紀小，還不知道這種缺陷意味著什么。長大后，發現處處不方便，看到別人在河里游泳、在街上跑步，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沒有消沉、頹廢，“事業中總有一股特別堅韌的勁頭，我想這來自于我的不幸。而我的堅強意志和誠懇合作的一貫作風，在生意場上得到了更多合作伙伴的尊敬”。

　　在經商意識極強的溫州，曾昌飚父親家里的8個兄弟姐妹，7個經商。“在家里，我是老大。七八歲時，我們那個橋頭鎮就成了聞名全國的紐扣市場。后來，我邊讀書邊做紐扣生意。1990年，我高中畢業后，轉道上海來到北京，到我叔叔那里做了一年的商場管理員。”

　　在那里，他每天白天上班，晚上到北京圖書館自學，熟悉了商場的管理。后來他聽叔叔說，另一個叔叔在沈陽管理一個吳江工業制造廠的經營部，經銷做服裝的里襯布，做了兩年，年年虧損。當時他就覺得很奇怪，東北這么大的市場，怎么可能做不好呢？后來他到了沈陽，經過考察后花了30萬元把那個經營部買了下來。

　　1992年，剛剛完婚的曾昌飚告別新婚的妻子一頭闖進了沈陽，開始了在東北的打拼生涯。剛到沈陽時沒有固定目標客戶，而且對輔料的品種、顏色也不大熟悉，但他加強與客戶的聯系，他們需要什么都記下來，銷售網絡逐漸建立起來，客戶量也不斷增加。

　　他回憶，當時有兩家企業從臺灣公司進貨，把一種很緊俏的臺灣面料壟斷了。他就以零售價把他們的貨全部買下來，再以同樣的價格批給零售商。他雖然沒賺一分錢，卻建立了信譽，也爭取了客戶，后來這種臺灣面料就由他一人包下了。第一年做下來，營業額1000萬元。第二年，他牽頭搞了溫州商品一條街，就是東北服裝材料城，把在沈陽的溫州商人集中起來，抱成團兒，搭建一個信息和服務平臺，集約優勢、規模效應也體現出來了。第三年，這條溫州街就成了面向東三省的服裝面料、輔料集散地。

　　12年過去了。曾昌飚在沈陽一步步實現著他的人生夢想。溫州人的信息特別靈通，哪里有市場，哪里就有溫州商人。“我們的理念是不戀家，只要有商機，就有勇氣走出去。”

　　如今，曾昌飚一家四口都生活在沈陽，兩個在沈陽讀書的孩子已經成為地道的沈陽人，他的妻子也在獨立掌管著一家公司。提到妻子，曾昌飚說，接受過這么多采訪，還從來沒有人問起過他的妻子。其實他的妻子是很優秀的，沒有她的支持，他可能不會做到今天這樣。

　　今年8月10日，中央電視臺再次把曾昌飚請進了演播室。當新聞會客廳的主持人問他，朝鮮方面為什么會在政策和稅收上給他那么大的優惠時，他們有這樣一番對話：

　　曾昌飚：我說改革開放剛剛打開門的時候，就像中國過去一個寓言，一個老人家牽著一頭牛拴在一個樁上喊，大家不用付錢就可以直接牽走，大家都不相信。

　　主持人：怎么會有這好事呢？

　　曾昌飚：后來一個小孩過來把牛牽走了，大家都瞪著眼睛，真的有這么回事？朝鮮對待我們公司也是這么一個做法。

　　主持人：你就是這個孩子。

　　曾昌飚：對，我就是這個“幸運”的孩子，他真的把這些優惠條件都先給我了。

　　現在，在曾昌飚的辦公室里，他又一次和記者講起了這個故事。 (華勇 記者 遲洪江)

　　經濟時評：為什么又是浙商

　　魯寧

　　8月23日和24日，《東方早報》相繼刊發《兩萬浙商滇桂搶食東盟商機》、《浙江資本瞄準中亞、南亞市場》的消息。再前推數日，該報還先后刊發浙商挺進平壤，搶食朝鮮“市場開放頭口水”，以及浙商大舉搶占非洲市場的新聞。

　　從中亞、南亞、東北亞、東南亞乃至非洲大陸，浙商總能從中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組織的經濟合作及政治變局的諸多信息中，敏銳地捕捉到其中隱含的諸多商機。浙商的這類新聞，一部分讀者也許不太經意，但從商的讀者特別是做外經、外貿的讀到這些新聞，除了心里癢癢，保不定還會略生“醋意”：為什么又是浙商？

　　探究浙商總能快人一步搶商機，如果只從浙商起步早、膽兒大、眼光準、資本足等表象作解釋難免見識淺薄，且不能讓人信服。至少在長三角、珠三角兩地，滬商、蘇商、閩商、粵商等商幫，涉足市場的時間、經驗、資本充裕程度等“指標”與浙商作對比，并不存在“代際落差”。那么，浙商憑什么總讓國內其他商幫刮目相看？依筆者長期觀察，主要原因在于浙商中各類民間商會的發育程度、服務意識和服務程度遠高于其他地區。

　　前兩天，新疆方面與當地浙江商會攜手，召開“新疆喀什—中亞南亞經濟圈發展戰略杭州論壇”，其所創造的交流機會和整合梳理出來的商業信息，直接為浙商投資中亞南亞提供“前導服務”。還有，百名浙商即將啟程前往“上海合作組織”五國考察，開展“中亞民間經濟外交”，挑頭籌劃的還是浙江商幫設在新疆的商會。再有，今年6月間，上海浙江商會抓住“25國大歐盟”時代來臨，迅即組織在滬浙商赴歐商務之旅，所到各國均以部長級政府代表團規格予以接待，直至歐盟總部打破慣例，首次接待這個無任何政府級別的民間商會造訪。

　　浙江各類民間商會信奉“有作為才有地位”的服務理念并非始于今日。我曾在阿聯酋、沙特等國采訪過當地浙商的各類商會組織，商會不光處處為浙商提供服務，挑頭維權，還出錢聘請當地專業人士專使所在國家和周邊地區政經信息的收集與整理，甚至還有專門從事所在國風土人情研究的工作人員。而當地有駐外機構商務官員則對我感慨：“你們浙江商人與此地各界人士、機構關系之融洽，連我們都自嘆弗如。”

　　古今中外，商人只有成幫才有力量。商會是商人成幫的“粘合劑”，是商幫得已成型的組織載體，亦是商人展示力量的平臺。較之于浙商，當今在市場經濟舞臺上“各領風騷”的滬商、蘇商、閩商、粵商，其“抱成團兒”的意識和作為，仍相形見絀。

　　歷朝歷代，商人的力量是造福社會的基本力量而非顛覆社會的“破壞性力量”。或許浙江各級政府率先體味到了這個道理，才放手、放心地鼓勵商會這樣一種“非政府組織”發展壯大，并允許其“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