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殘酷、利益至上的商業競爭中，他們都保持著對藝術的高度熱情，有的人甚至認為那是自己的最后歸宿

　　文/本刊記者 劉建強

　　現在可以跟中國的企業家們談點兒商業之外的事情，比如藝術。20多年過去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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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業家度過了艱難的生存期，第一代多已退位，第二代的姿態嶄新，與后起者一道，開始有余暇把目光轉離他們的前輩絲毫不敢懈怠的地方。

　　比如收藏。大連萬達集團迄今在中國近現代書畫作品收藏上已投入逾億元，藏品以齊白石、張大千、傅抱石、李可染、徐悲鴻、吳冠中等大師的作品為主。2004年6月至7月，萬達集團攜所藏吳冠中畫作分別在巴黎和北京巡展，引起轟動。據悉，萬達集團將在北京或上海為其藏品建造一座美術館。

　　河南建業集團董事長胡葆森也收藏了大量繪畫書法作品。他的辦公室里，掛著一幅巨大的陳逸飛的人物油畫。

　　在北京，今典集團已經建成了自己的美術館，而且是國內最大的私立美術館。今典集團董事長張寶全從小畫畫，并曾涉足寫作、導演等藝術領域。“藝術才是我的主業。”張寶全說。

　　這樣的說法還可以在依蓮軒地產公司總經理劉博、中坤集團董事長黃怒波那里聽到。這兩位是詩人。

　　正如你所發現的，這些企業家都是地產開發商。必須說明，這是一個巧合。當我們追問為什么房地產行業會出現這么多從事過藝術創作的人時，來自采訪對象的回答都是：其實并不多。

　　或者，建筑本身的藝術特性更容易吸引有藝術氣質的人。劉博、黃怒波、張寶全，這三位蓋的房子各具特色，按劉博的話說：詩人(藝術家)做出來的東西必然是另類的。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一個流浪詩人。”黃怒波說。

　　“寫詩使我變得嬌柔，嬌柔得更像一個女人。”在一本詩歌小冊子里，劉博這樣寫道。

　　在殘酷、利益至上的商業競爭中，他們都保持著對藝術的高度熱情，有的甚至認為那是自己的最后歸宿。“逃離”商業，與商業保持一定的距離，使這些商人與他們的同行區別開來。

　　“我們不是主流。”這個否定句讓他們自豪。

　　不能要求每個企業家都對藝術感興趣。但是，在普通人眼里，有了這些“藝術商人”，商業就變得好看起來。

　　黃怒波：詩歌讓我內心的善良沒有丟掉

　　在第二屆“中國企業家領袖年會”上，黃怒波自我介紹說“我是一個詩人”，引來大家一陣哄笑。

　　“明年會出兩本詩集，一本寫帕米爾高原，一本寫黃山宏村，后年創作長詩《綠度母》。”

　　一個地產商人的腦袋里同時裝著商業計劃和寫作計劃，黃怒波自己也“感到奇怪”：“有時候我早上6點鐘起來寫詩，然后司機來接我上班，我會在車里接著寫。但是一進辦公室，詩就忘了，開始想工作。”

　　黃怒波與人們印象中的詩人形象相差很大—身高一米九，更像一個籃球運動員。13歲，黃怒波在《寧夏日報》發表了自己的第一首詩歌，這或許是他沒有投奔籃球的動力所在。

　　插隊的時候，黃閱讀了“除《金瓶梅》、《紅與黑》外能借到的所有文學名著”，這使得后來他在北大中文系讀書時候“毫不費力”。那時候，他的夢想是出自己的詩集。現在，一本精裝的《落英集》就擺在他的桌子上。黃不避諱詩集出版是自己花的錢：“我做企業就是為了詩。詩歌才是我的職業。”

　　一個詩人怎么做企業？而且是一個大企業？“企業首先要合法，但不一定講良心。詩歌講的是良心。詩人做企業，要考慮法律之外的東西，不能只顧自己的利益，把對方置于死地。我做企業沒坑過誰。一個心靈骯臟的人寫不了很美很傷感的詩，他會寫得很假。真正敢于解剖自己心靈的人，一定是單純的，盡管他有這樣那樣的弱點。”黃說，當拆遷居民提出更高的補償要求時，他總是盡可能地答應，比如大鐘寺商業廣場項目，“與當地農民談到了四六分成，其實完全可以談到二點幾。”黃認為，是詩歌讓他沒有丟掉內心的善良：“讓我沒有變質。地是人家的命根子，我們什么也沒有，憑著比人家知識多、資源廣就能賺錢，不能賺得太黑了。”

　　在另一個項目合同已簽訂的情況下，對方反悔了，要求再加5000萬元。黃怒波與他們“喝了一頓酒”，成了朋友，5000萬就給了對方。

　　但是對于某些依仗各種勢力的人，黃自稱“詩人本性”讓他永不低頭：“狹路相逢勇者勝。當初我就什么都沒有，怕什么？”

　　黃怒波認為，這種“詩人脾氣”反而給他帶來了更多的商業機會。他的項目有不少是當地政府慕名找上門來，他很喜歡別人對他的評價：“怒波是個男子漢。”但是他又反對冒險：“沒有把握的事情不做，對做‘最大’、‘教父’沒興趣。”

　　黃怒波早期的詩歌文字淺顯，講究韻律，很像一首首上口的流行歌曲的歌詞。在最近要出版的《城市流浪集》里，黃的風格大變。帶著濃重的西北口音，黃怒波在位于遠洋大廈的辦公室里朗誦他的新詩：晨/將像馬的屁股/又被抽打/街/被骯臟過/又被骯臟……

　　他認真地問道：“誰謀殺了雪/讓我的街巷總是骯臟？”

　　黃怒波說，如果不是做房地產，他對城市認識不了這么深刻。在他眼里，城市是理性的，但不是人性的。現在，他認為詩歌的作用就是批判，對于他，就是要批判他生活的城市，“物欲越強越需要批判”，“這本詩集里全是對城市的無奈和反抗。”

　　“一個人下海這么多年，處在忙碌的商業環境中，還能堅持寫詩，這本身就很不容易。”劉博這么評價黃怒波。

　　黃不愿意讓人把自己歸類于財富階層：“我對這個階層毫無興趣。我只是一個過客。很多人有錢，但是沒有靈魂。”因此，大多時候，黃都是獨來獨往，尤其是做項目，“決不跟人合作”—他不愿意為了掙錢跟別人商量來商量去。在偶爾推脫不掉的企業家聚會中，黃的內心總是感到“孤獨”。

　　近年來，黃怒波為各類詩歌活動捐資近千萬元：“中坤集團有個設想—通過企業來推動中國詩歌的復興。”他說，拿出幾千萬來發展詩歌，要比買個豪宅有價值吧。因此，在很多人眼里，黃怒波是作為詩歌活動家、資助者出現的。

　　“商業不是我的興趣所在。過幾年，我的團隊建設好了，我就會退出，去過真正的詩人生活。”

　　劉博：寫詩讓我放松

　　劉博跟黃怒波只有一面之交。今年3月21日“國際詩歌節”，劉博的“格調”樓盤開盤，同時在售樓處舉行了大型詩歌朗誦會。那天，她第一次聽說京城還有一個寫詩的地產商，叫黃怒波。不久，在北大詩歌研究中心(由黃怒波長期資助)成立當天，她見到了黃。

　　在那次詩歌朗誦會上，劉博在臺上喊道：“為了我們詩人還活著歡呼吧。”臺下的著名、非著名的詩人們響應如潮。但，這是一個地產商賣房子時應該說的話嗎？

　　“藝術家做的東西肯定不是面對大眾的，只是迎合了一小部分人的需求，我覺得這就夠了。比如畢加索的畫，并不是每個人都欣賞，但是能賣出那么高的價錢來。”劉博說。

　　畢加索的畫很少有畫家買得起，劉博的“人文地產”代表作“格調”也很少有詩人買得起。“我們提倡的是詩歌精神。事實上，在很多人身上都可以激發出這種精神來。并不一定要把房子賣給詩人，我們是想藉此表達出對詩歌的尊重。”

　　“格調”的售樓處是一座高大的廠房式的建筑，完全由鋼鐵構成，這是她與設計師共同討論的結果。劉博說，詩人經商首先考慮的問題不是能賺多少錢，而是能不能把它做得漂亮。她承認這可能會使自己不完全按照市場的規律去辦事，但是這樣做有一個好處，就是沒有條條框框，做得好的話，“確實能帶來出乎意料的效益。”

　　上個世紀80年代，劉博在河南省作協的一份刊物作編輯，同時寫詩、畫油畫。當時她的夢想是當個作家。之后，她進入亞細亞集團，擔任公關部主任，然后到海南拓展亞細亞的業務。在那個淘金時代，她以傳奇般的速度擁有了豪華別墅和轎車。“那是1992年啊。”劉博說。這段經歷讓她感覺很愜意。那時候，物質與精神交鋒激烈，劉博說她從未有過心靈的掙扎：“我沒有想過做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詩人。商業本身是很干凈的，雖然有不擇手段的商人，但更多的還是憑自己的智慧和實力贏得商業機會。”

　　1994年，當股票變成廢紙(沒能上市)，地產又被套牢后，劉博表現出了一個詩人的灑脫：一無所有地來到北京，在一間簡陋的出租屋住下來。“很多朋友都奇怪劉博都這樣了怎么還能成天很快樂。我覺得世界很小，心的領域很大，詩人的思想比較純凈，心里很多東西都是過濾過的。”

　　劉博同意黃怒波的觀點：詩人是憑良心做事的。“對于人和事，我很少用數字來衡量，完全憑良心。問題越是復雜，我越不用商人的邏輯去對待它。事實上，很多時候是你把問題想復雜了。”成為依蓮軒地產公司董事總經理之后，昔日的豪華生活再次來到身邊。“你進入這個行當，積累了一定的財富，然而，最能打動你的是什么呢？最后，物質生活還是會把你帶回精神的領地。”在劉博看來，賺錢的興奮沒有藝術帶給她的興奮長久。

　　與黃怒波不同，劉博喜歡聚會、朗誦，生活很豐富：“詩歌有詩歌的朋友，地產有地產的朋友，收藏有收藏的朋友。”她是詩歌組織“干草部落”的7位成員之一。這7位女性，來自各行各業，生活條件都很優裕。劉博說，“干草部落”的名氣很大，最遠到過臺灣去朗誦，是人家邀請去的。“我們就像是在‘走穴’。”劉博說。

　　劉博熱愛中式衣服和家具，衣服穿在身上，家具用來收藏。她并不在意自己從事的是不是主流商業。“我從來沒想過。”她也不愿意自費出版詩集，她希望自己將來要出的東西能夠影響別人。

　　“寫詩讓我放松。如果有一天不做這個職業了，我向往一種寫寫詩、畫畫畫兒的生活。我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享受藝術帶給人的清淡的生活。”

　　“格調”售樓處里掛著兩個鳥籠子。詩人劉博忽略了小鳥的自由。

　　張寶全：藝術是逃離生活的手段

　　2003年，張寶全畫了大量的畫，還買了一把大提琴。“除了銅管，其他樂器我差不多都會，”張寶全說，“我天生有藝術情結。”

　　比起黃怒波和劉博來，張寶全在藝術上走得更遠。他寫過劇本、導演過電影，其書法作品曾參加全國聯展，畫作被有關機構收藏。

　　今日美術館偌大的空間讓張寶全感覺自在。通過一些較高水平的展覽，這個由地產商創建的美術館在美術界已經有了相當的名氣。張寶全的辦公室與今日美術館相隔不遠，里面有個不大的套間，是他的畫室。一面墻上貼滿張的行草作品，桌子上剛寫好的一張，內容來自《圣經》：身在曠野，我心飛揚。

　　“藝術是我超越或者逃離生活的手段。”張寶全說。作為“成功人士”，財富階層的一員，他真的有這種需要嗎？“財富只代表你對資本的控制力加強。作為有七情六欲的人，大家其實是沒有差別的。每個人的生活都像圍城，只是需要擺脫的東西不同。”張寶全說，作為藝術家，他能夠通過各種形式來“脫離”生活，這是比常人優越的地方。

　　當年，張寶全在深圳拍電視劇，一個做生意的朋友請他和一大群人吃飯、卡拉OK。他看到其中一位官員不顧妻子在身邊，邊唱歌邊與歌廳小姐糾纏不休，他的妻子只是沖別人做做鬼臉。“人們的精神、道德墮落到了那樣的地步。”當時張寶全一文不名，又礙著朋友，只能默默忍受。“人如果沒有心靈的自由，簡直糟糕透了。”

　　財富給張寶全帶來了他想要的自由。“當你在物質上獲得一定的成功，又不太愿意繼續出賣自己、把自己當成掙錢的工具的時候，你就能在不自由中部分地保持獨立。”但是他承認，他找不到年輕時候那種“非常寧靜”的創作狀態了。他很懷念以前那段人與人之間物質條件差別不大的時光，那時候，對藝術的追求“很純粹”。曾經像黃怒波和劉博一樣，張寶全認為自己的終極目標就是藝術，現在他放棄了這種想法：“這是不現實的。”

　　張寶全說，做地產能把他的素質充分發揮出來，“做地產我可以做到一流，專業從事藝術可能只是二流或者再好一點兒。用商人的思維構建商業模式，用藝術家的思維去設計，既能賺錢又能讓自己獲得精神上的平衡。”他認為，藝術家和商人的混合使他能夠成為這個行業中“獨特的風景”。“對于我，藝術和商業不能夠絕對分開。”

　　所以，他創建美術館，也是要贏利的，“否則我養不起。”在他的設想里，他將與全國各地的畫廊簽約，統一銷售書畫家們的作品—有了“今日美術館”這樣的品牌，名人就不會因為自己的作品在小地方出現而不快，小地方也能夠因此買到名人的作品。

　　比起去年，張寶全畫得比較少，字寫得比較多。盡管創作狀態不如年輕時“純粹”，但是他自認還是有了進步。“我創作的變化我自己知道。”

　　張寶全所謂的“藝術是我的主業”，并不是說他要成為一個職業藝術家。他盡可能地把藝術跟他從事的一切“混合”起來，使它們看上去超越了商業，而在暗地里，又讓它們與商業保持了親密的關系。張寶全把這叫做“假公(商業)濟私(藝術)”。

　　張的辦公室里也有兩只鳥籠，是打開的。兩只顏色不同的鳥在高大的房間里飛飛停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