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灘記者劉莉芳 吳春燕(實習)／報道

　　五原路，是市井的，也是優雅的。和朱文琪打的順著五原路開，朱文琪是老上海最大的私有鋼廠廠主朱恒清的二女兒，今年67歲。她在這生活了五十多年，熟悉窗外任何一個細節，甚至能精確地告訴司機，×××路口的綠燈一次能開過××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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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五原路的西段開往東段，對于東段，朱文琪的微詞是顯見的，那是每個來自西段的人的同感。這條馬路，以烏魯木齊路為界，東段的氣質是市井的，原先這里有一座頗有名氣的菜場，在那里能買到不少其他菜市場買不到的高檔吃食。現在菜場早已撤離，但菜場那種喧鬧嘈雜的氣氛還未完全褪去，馬路兩邊的小店也帶有菜場的余韻。西段則幽靜許多，住宅以老公寓與花園洋房為主，許多精彩曲折的故事都深鎖在一座座看起來無奇的房子背后。

　　朱文琪的家就在西段。去年圣誕節前，第一次采訪她，她在電話里告訴我，五原路最大的那扇鐵門后面就是她家。親眼見后，才知道為什么我一定不能遲到，因為她的住房離鐵門有十米，如果沒有約好，任我在外喊破喉嚨里面也是聽不見的。和朱文琪斷斷續續地保持了一年的聯系，也斷斷續續地了解了她的故事、她的父親、她的家族。

　　我的父親

　　老上海最大的私有鋼廠廠主朱恒清

　　那扇鐵門背后，是一幢白色三層的樓房，墻面上清楚可見“文革”時期的大標語，樓前就是一座花園，旁邊是個葡萄藤架，花園與墻外幾幢八九十年代的建筑緊緊挨著。鐵門里已沒了往日顧盼流連的風致和雍容淡雅的儀態。朱文琪告訴我，原來的花園比現在大好幾倍，大門是開在前面的復興西路上的，花園里還有兩個網球場。

　　朱家老樓原來是意大利的總會，當時只有一排一層的平房。抗戰爆發后，意大利人撤出了上海，父親朱恒清就買下了這塊地皮。后來在半閉鋼廠的那段困難時期，父親干脆把它租了出去。請人重新設計翻造了這幢三層的別墅，一直到1948年才建成了現在的這所房子。1949年正月，母親陸英娣選了黃道吉日，一家人搬進花園洋房。在這個花園光景最好的時候，它只是周末讓一家人來度假用的。他們家一直住在北蘇州路那個中式大院里，直到新中國成立后他們才搬了過來。

　　朱家祖輩是無錫的有錢人家，祖父朱士川是無錫榮巷鎮朱祥巷人，到了太平天國時，一場大火燒了整個村子，朱家從此敗落了。1902年，朱恒清生下來八天母親就離開了人世，他從小由二姑母帶大。而祖父朱士川在他七八歲的時候就離開了無錫老家，到上海來謀生。

　　1920年，朱恒清也到了上海，在親戚介紹的源椿號里當學徒。當時所謂鐵號并不是打鐵的鐵匠鋪，而類似于現在的大、小五金店。那時上海的很多鐵號都是無錫人開的。朱恒清學徒期滿后，留在店里又干了一段時間，隨后他就出來單干了。1930年，朱恒清開了一家店——恒馀鐵號，生意越做越大，店面由一間變成了兩間，店址設在北蘇州路608-610號，沿街面房做鋪子，院子做貨場，再往里一進院子是家人住的地方。老太爺朱士川就坐在店里幫忙看看店。他活了81歲，1959年才去世。

　　1940年，朱恒清感到單純經營鐵號總是要仰人鼻息，看外國人臉色吃飯。于是在他的發動下，聯合了幾十家大小鐵號，成立了茂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設廠于長壽路111號，設事務處于北蘇州路670號。鋼廠以軋鐵、生產竹節鋼為主，雇傭工人90余名，月生產量300余噸，主要客戶為交通部屬下津浦、京滬、浙贛等鐵路局、江蘇省工部局，還有一些大的建筑公司、紗廠和各個五金鐵號。這樣既解決了自己內部銷售需要，不再依靠進口，而且反過來變成了供貨者。茂興發展得很快，不久二廠又投入了生產。

　　朱恒清雖然是鋼鐵廠的發起人，但覺得自己資歷不夠，所以請張鴻勛出資做大股東出任董事長，朱恒清任廠長。隨著朱恒清地位的逐漸穩固，他開始從各個小股東手里買下他們的股份。就這樣最后，他手中的股份達到了近90%。他終于成為老上海最大的私有鋼廠廠主了。

　　從一個小小的鐵號老板，到老上海最大的私有鋼廠廠主，朱恒清大字不識，朱文琪至今仍難以想象父親是如何做生意的。她記得小時候有一次，哥哥開車去相親，她哭著鬧著也要跟去。爸爸哄她就帶她一起去談生意。“我只記得老長老長的一張餐桌，英國人和爸爸坐這頭，我坐在那頭。她吃著西式菜點，他們談生意，父親在做學徒時就自學了英語。后來才知道，在這個餐桌上，爸爸從外國人手里買下了三條舊洋輪，來拆取上面的鋼板。”

　　上海淪陷后，日本人想吞并朱恒清的茂興鋼鐵廠，朱恒清說什么也能不同意，就再緩兵之計把廠子組給別人經營。實在抵擋不過去了，他便遣散工人把廠子一關了事。1941年，日本人栽贓他和重慶方面做生意，把朱恒清抓了進去。兩個星期后，妻子陸英娣托了關系用一包金條把他從牢里贖了出來。

　　就是這么一個活生生的朱恒清，奮斗了一輩子，最后給子女留下了這幢帶花園的洋房。

　　豪門深宅

　　我的兄弟姐妹

　　64歲那年，朱文琪生了一場大病，頭發一下子白了，至今還斷不了吃藥，但是看起來精神卻是很好的。每天傍晚她都習慣一個人騎自行車在附近兜兜，她從小就在湖南街道長大，只熟悉市中心區域，對楊浦、虹口卻是非常陌生。

　　朱文琪兄弟姐妹一共5人，現在四妹朱文瑤住在她的隔壁，三弟住在二樓。兄妹的生母陸英娣在1960年去世了，后母謝慧芬已經100多歲，住在三樓。白天去拜訪朱文琪，樓里靜悄悄的，沒什么聲音。仿佛一座沒了精氣神的宅子。

　　1938年，朱文琪出生在蘇州河邊的老宅，還在娘胎里的時候就跟著全家逃難。“我原來叫朱翠珍，翠珍這名字是爺爺取的，雖然俗，但富貴。后來我人小不懂事，嫌翠珍這個名字俗氣，后母(那時她還是家庭教師)就給我改了名字叫朱文琪，文琪是不俗了，但就是苦了一輩子。”朱文琪從小就不像大哥、三弟和五弟那樣得到母親和父親的更多眷顧。“父母常常爭吵，但有一件事他們很默契，就是對兒子的偏袒，所以我的出生并沒有給他們帶來多大的喜悅。”

　　母親陸英娣娘家當時在太湖邊上有十幾畝的上好土地和漁塘，出身在父親之上。"但是她也是吃了一輩子的苦，親戚常說，每次來，她不是下在廚房，就是忙在院里。"朱文琪把母親的照片擺在自己的房間里，照片上母親豐潤飽滿，倒是有福氣的樣子，可事實偏不，"母親是家里的第8個孩子，原來的7個由于各種原因都不在了，所以外祖父母特別寵她，也把她寵出了一身倔脾氣。"自記事起，父母的爭吵聲就經常在五兄妹中間響起，也許正因為這樣，后母有了機會。

　　相比敘述朱文琪的家事，比敘述朱文琪的父親生平讓人覺得更難以下筆。豪門深宅中，故事的久遠、深刻牽引著難以動筆，另一方面，故事中涉及的所有人除了父母都依然健在。朱文琪在敘述這段往事時，眼睛經常是濕潤著的，我盡可能隱去一些，希望盡可能地不要傷害到這家人。但，對于后母，偏是逃不掉的核心故事。"后母謝慧芳原來是我們的家庭老師，母親在世的時候，父親就想娶她做小。解放后，父親只好找各種各樣的由頭發火，但是母親的脾氣也很倔。直到母親去世后，1963年5月，后母進門了。為此父親還訂做了全套的紅木家具，放進了他倆居住的三樓。"到1966年11月，朱家全部被掃地出門。謝慧芬也在12月與朱恒清劃清界線離婚。

　　在那樣的家庭里，兒子是負有沉重的家庭責任的。而女兒的作用似乎沒有這么重要，相反地，對于這個家，如果沒了物質上的追求和株連，注視的角度會相對清醒。"父親的錢多得自己都搞不清楚，除了鋼鐵，父親地產就有多處，當年他一口氣就買下了寧波路204號的一座銀行大樓，山西北路上的兩條弄堂：懷德里、怡興里，母親悄悄告訴我，那是父親買下來作為我和我四妹的嫁妝，還有蘇州河邊的老倉庫等等。1950年，父親從英國人手里買了位于楊樹浦路的祥泰木行的碼頭，差不多同時，還從榮家手里買了500畝地，"朱文琪回憶說，"記得那年我三弟滿月，爸爸在北京東路一家飯店擺了整整100桌，請客就吃了三天。"

　　“小時候，我其實很男孩氣，好打抱不平。家里老四也是個女孩，那時又小，老是被老三欺負，不是抓她頭發，就是掐她胳膊，這個時候我總是沖過去保護她的，把他好好教訓一下。”

　　“'文革'期間小弟弟得了盲腸炎，需要86元醫藥費。看到這個數字我人也昏了。當時我先生一個月的生活費是15元，我是40元，我們還有兩個小孩要養活。那時多虧我單位的工會主席偷偷給了我20元。還有我的三弟和四妹，一個在新疆，一個在江西，他們每個月都給我寄錢。新疆太空曠，三弟常常要趕100多里路才能給我匯上一次款。那時，每個月這幾十元錢對我們來說真是太重要了。”

　　1982年，“文革”結束，謝慧芬與朱恒清復婚，朱文琪一家終于搬回了五原路。那種物是人非的蒼涼，印證了這所房子。一進家門，頓時傻了。好好的一所房子，只剩下了一個空殼子，家具都空了，固定在墻上的壁櫥搬不走，但是抽屜也都被抽走了。原來花園的南部也被蓋起了一棟六層的工房。

　　1986年，父親朱恒清因病去世了，一代老上海鋼鐵大王得的并不是器質性疾病，卻是營養不良。雖說是難以置信，其中牽扯的家族淵源又豈是一兩句能說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