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如果有關慈善基金會的稅收優惠政策能夠出臺，我相信會有更多企業家出資建立自己的慈善基金會。”

　　■外灘記者 邵嘉翔 洪梅 顧慶海(實習)/報道

　　溫州市鹿城區東游路69號一座朝南的小院里，一幢頂著康松公司牌子的三層小樓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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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靜處。我國第一家以捐資人姓名冠名的私人慈善基金會——葉康松慈善基金會已經在這里運營了半月有余。

　　2004年6月1日，允許非公募基金合法存在的《基金會管理條例》正式實施。就在當天，葉康松慈善基金會宣告成立，7月8日正式運營。與此同時，上海復旦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上海福島自然災害減災基金會、上海吳孟超醫學科技基金會和上海市自然與健康基金會等四家基金會也相繼成立。

　　浙江省民政廳民間組織管理局工作人員高志濤告訴記者，目前全國范圍內雖然還僅有五家非公募基金會，但咨詢觀望者卻不少，光是浙江，據他了解就有三四家正在申請中。

　　善款來源包括投資收入

　　葉康松原籍溫州永嘉，曾是“溫州市改革開放十大風云人物”之一。1986年，他辭去永嘉上塘鎮委書記職務，回鄉當農民辦農場。1991年，葉康松在美國洛杉磯創辦美國康龍公司，現為美國康龍集團總裁、浙江省政協委員和溫州市政協委員。

　　葉康松慈善基金會是由葉康松單獨注資200萬元成立的，由于金額不大，目前的資助范圍主要是為保衛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維護社會安定，在執法過程中犧牲的國家工作人員及其家屬，或是見義勇為犧牲者中家屬生活困難的人員。

　　據悉，該基金會的善款來源除了葉康松本人捐款、葉康松創辦的企業及其系統內的加盟商、代理商的捐贈以外，還包括基金利息收入、投資收入等等。

　　葉康松創辦的康龍集團溫州分公司內的一間空房現在成了葉康松基金會的辦公室。如果不是辦公室門前那個簡易的公司牌子，大概誰也不會想到這個只有一間房間、一臺電腦、一張沙發、兩張桌子的辦公室，竟是中國社會公益事業分水嶺的首位參與者的棲身之地。

　　“他的人生理想是能夠成為企業家、社會活動家和慈善家，創辦個人慈善機構是他18年前辭官務農從商時就有的想法。”葉康松基金會秘書長沈慧國這樣解釋葉康松的投資動機。

　　但沈慧國同時還講了一個故事：去年非典時期，葉康松給小湯山捐了價值30萬元的保健品，結果因為是直接捐款給醫院，自己還為這批保健品額外上繳了3萬元的所得稅。曾是溫州電視臺副臺長的沈慧國說：“葉康松當時對繳稅這個事情很氣憤，這事情也直接引發了自己成立慈善基金會的想法。”今年3月，《基金會管理條例》剛剛出臺，葉康松就立刻把他請來籌辦這個基金會。

　　記者從溫州當地媒體上獲知，就在7月15日，該基金會第一筆一萬元的捐款已經向溫州市一位見義勇為的警察發出。

　　絕對是雙贏的買賣

　　7月16日，葉康松慈善基金會正式運營剛過一周。即便是沒有刻意的宣傳，首家私人慈善基金會的成立還是引起了安徽省界首市特殊教育學校孫家和校長的注意。

　　孫家和校長告訴記者，界首市特殊教育學校作為公立的九年制學校，多年來一直堅持免費為盲聾啞和有智力殘障的兒童提供教育培訓的機會。但是去年早就破爛不堪的校舍在遭受特大洪澇災害襲擊后倒塌，100多名學生至今還在臨時大棚內上課吃飯，狀況窘迫。

　　一年多來孫家和到處寫信求援，至今已不知道找過多少好心人，但收效甚微。看到報紙上有關葉康松慈善基金會的報道，立刻給葉康松寫去了求援信。

　　類似孫家和校長這樣的求助信，葉康松慈善基金會已經收到了五封，由于不在基金會捐助的范圍內，工作人員只得一一回信婉拒。

　　“作為首家私人慈善基金會，我們現在局面很是尷尬。”基金會兩名專職人員之一，辦公室主任諸葛憶芬向記者說，“如果在報紙上大做宣傳，就會有人認為我們是借著慈善的名義做廣告；如果低調開展工作，我們又很難被需要資助的市民了解。”

　　“當然，如果有關慈善基金會的稅收優惠政策能夠出臺，我相信會有更多企業家出資建立自己的慈善基金會。”沈慧國認為，企業家把錢投入到慈善事業中，既可以辦好事又可以為自己和企業樹立良好形象，絕對是雙贏的買賣。

　　上海將重點發展非公募基金會

　　復旦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葉諸榕在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稱，該基金會的成立背景是復旦大學的高速發展目前僅靠政府撥款已經遠遠不夠，需要多渠道融資辦教育。

　　“目前國家對高校的投入重點是提高社會人群的普通教育水平，因此這些投資對于復旦眾多的教育和科研項目和各種設施是遠遠不夠的。復旦要想建成世界一流大學，就必須自己籌集資金。” 葉諸榕說。

　　在上海市民政局召開的《基金會管理條例》正式施行新聞通氣會上，市民政局新聞發言人方國平稱，上海新成立的四家非公募基金會，將進一步改善上海基金會結構不合理的現狀。上海今后將重點發展慈善、社會福利、文化教育、科技發展、環境保護、衛生、社區建設等社會領域內的基金會，尤其是非公募基金會。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龐樹奇的認為，社會福利事業單靠政府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在政府之外，還需要有NGO(非政府組織，指獨立于政府之外、不以營利為目的的自愿者的組織)的協助。在社會福利社會化過程中出現的“政府退出”將是一種正常、不可避免的現象。

　　“NGO的發展和壯大完全取決于市場經濟的發展情況，中國的市場經濟僅僅發育了10多年而已，很多地方還帶有計劃經濟的影子，政府真正退出原本屬于NGO的領域還要很長時間。”NGO專家，中國國際民間組織合作促進會兼秘書長黃浩明有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