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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進/《中國新時代》7月號
20年的時間做了993次兼并、市值從130億美元膨脹到5600億美元。這就是杰克·韋爾奇被董事會和職業經理人體制熏陶70余年后的美國經濟界奉若神明的根本原因。你根本在《商業周刊》和《福布斯》這類媒體中找不到杰克·韋爾奇的任何負面評論，也很難在華爾街的媒體看到對杰克·韋爾奇的微詞。如果論規模杰克·韋爾奇服務的通用電氣公司跟藍色
巨人IBM一個級別，論歷史滄桑感與洛克菲勒家族企業并肩，論對20世紀生活的影響又不輸于3M這樣的實用派。
我們可以在威廉·曼徹斯特那篇描寫1932年《最慘的一年》中看到通用電氣的大瀑布收音機，無數的失業者早上起來就坐在它前面，我們也可以在60年代的老好萊塢電影中找到通用電氣當年時髦的黑白電視機，還可以在波音開創的民用航空飛行史中發現通用電氣設計的發動機心臟。而“GE帶來美好生活”這句口號相比杜邦60年代的那句“化學創造美好生活的一切”要難解釋的多，因為化學創造美好生活的一切已經成為60年代的整天吃迷幻藥的年輕人們嫁接過來搪塞父母的口頭禪。而對中國普通人提及GE或者稱呼通用電氣，更多的人想到汽車。畢竟通用電氣始終在干生產造機器的機器和看不到的產品的產品。而不是3M的“不僅僅是發明，我們仍在創新”或者IBM的“我們無處不在”。
曾經有股評人在1996年通用電氣股票大漲時評論杰克·韋爾奇只是趕上了好時機，繼承了愛迪生創立的基礎，趕上了20世紀40年代開始的電子革命，又在80年代巧妙的涉足眾多新技術領域。而在2002年安然財務問題后，首席執行官和職業經理人們一夜之間成為了千古罪人，即便已經退休的杰克·韋爾奇也沒能逃過群眾對他退休待遇的疑問，以至于有專欄作家將杰克·韋爾奇晚節不保看過美國的59歲現象。“每個時代都需要偶像”，《紐約時報》書評版如此評論杰克·韋爾奇的自傳。自從2002年安然案之后，老一代的商業偶像幾乎都潛移默化的受到影響，從企業家中保留偶像，就成為了美國媒體指導下的全球化行動，畢竟當紅的Google老板謝爾蓋·布林和拉里·佩奇只是技術界的商業新興，保守的華爾街需要老成持重的形象。
香港經濟學者郎咸平更喜歡充當杰克·韋爾奇的反對者，杰克·韋爾奇的神化在他看來不過是為通用電氣吹泡沫的能力高超罷了。實際上這種反權威的情緒已經在杰克·韋爾奇來華前小范圍彌漫。而時間是最容易打破所謂大師神話的。我們可以在若干企業和管理明星上看到前車之鑒，迪斯尼的邁克爾·埃斯納，帕瑪拉特的克里薩多·坦濟，菲亞特的弗萊克斯，英國殺蟲劑大王克萊夫·湯普森爵士都沒有經歷時間的考驗。相比來說把杰克·韋爾奇與投資大亨沃倫·巴菲特和看管美國錢袋的格林斯潘并列入時代性的經濟不倒翁并不過分，在這個知名企業家與管理學大師泛濫的年代，讓穿戴領子的衣服的人記住就已經是不容易的事情了。
盡管已經有人出版了《張瑞敏如是說》，也以他為原型拍攝了主流電影《首席執行官》，但是在杰克·韋爾奇面前，外來的和尚會念經更符合大多數人的心理需要。不知還有多少人記得2002年營銷大師菲利普·科特勒的中國巡游，以及當時集體性的對于麥肯錫方法的致敬。實際上這兩年我們并不缺少全球大企業家和知名思想巨擎的關注，從日產的巴西籍總裁卡洛斯·戈恩到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萊文，從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素帕猜到美林國際董事長偉凱文。我們完全可以把中央經濟頻道的《對話》節目作為一個本地化的標尺，用一群小白領和他們渴望模仿的商業成功者來愉悅觀眾。實際上國際財經專業媒體巨頭布倫伯格也有一個類似的節目，不同于國內同類節目對企業的追捧與免費上鏡，布倫伯格更看重真金白銀，就算沃爾沃總裁想吐露一些心聲也不是免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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