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時健掉進光輝的陷阱，李經緯陷落難解的迷局，倪潤峰卷入孤獨的漩渦。三位企業家的經歷，讓我們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高處不勝寒”。

　　褚時健因為敢于突破體制壁壘而成就了紅塔山的輝煌，但最終也因為體制的壁壘而掉進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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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經緯因為得到地方政府默許的巨大權力而創造了健力寶的奇跡，但最終也因為權力的過大而陷落迷局。

　　倪潤峰因為又犟又倔的理想主義個性而擎起了長虹的大旗，但最終也因為這種不能融合的個性而品嘗孤獨。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媒體上關于他們的報道已經太多了，關于他們的評論也已經太多了，多的似乎已經快要被遺忘了。但是今天，我們想把他們再拿出來說一說。不過，這一次我們把手術刀指向了他們的內心深處。

　　從事行業不同，經營手法不同，管理原則不同。但是，所有企業家們的內心都是相通的，他們內心深處的欲望都是相通的。

　　可是，有多少企業家們愿意或者能夠把他們真實的欲望明明白白地擺在桌面上呢？為什么不愿？為什么不能？

　　既要突破體制束縛，又要把握分寸；既要擁有絕對權力，又要見好就收；既要具備鮮明個性，又要看風使舵。就像“超級瑪莉”的游戲，能上能下，能退能跳，集勇敢敏捷等各種素質于一身，才能順利通關。即便這樣，也要傷痕累累，多預備幾條命才行。

　　這樣的人物現在能有多少？這樣的高手世上能有幾個？

　　我們的企業家們活得真累。

　　但是，中國的未來卻恰恰需要更多的企業家去創造。

　　“富豪榜”變成了黑榜，CEO多是短命郎，現實讓我們揪心。

　　很多人在呼吁，很多人在分析，很多人在問：我們應該營造怎樣的企業家創造機制？我們應該怎樣根除企業家的陷落機制？

　　但是，我們是否真正直面企業家們的內心了呢？我們是否真正直面他們的欲望了呢？

　　褚時健、李經緯、倪潤峰代表的是一群人，一群對中國未來命運起舉足輕重作用的人。所以，對他們內心欲望的剖析才顯得非常重要。

　　他們的故事已經成為歷史了。但是，陷阱仍在、迷局未解、漩渦猶存，高處依然不勝寒。

　　光輝的陷阱

　　——褚時健心態分析

　　 文/大 西

　　魔鬼還是英雄

　　東北某小學正在進行一場考試，其中一道試題為：“請寫出中國五大名山。”一學生揮筆寫下“泰山、黃山、廬山、峨眉山”之后，略加思考，又寫下了“紅塔山”三個字。監考老師不禁莞爾。

　　在玉溪卷煙廠至今還流傳著這樣一個順口溜：“東方紅，太陽升，玉溪出了個紅塔山，它為人民謀幸福，它是玉溪的大救星。”

　　這個順口溜的背后是由一連串經濟數字所作的注解：1979年，玉溪卷煙廠固定資產1065.65萬元，生產設備全部是三四十年代的水平，淹沒在云南省數千家小煙廠中，默默無聞，苦度生計。90年代初，玉溪卷煙廠年創利稅相當于400多個農業縣的財政收入總和，達200億元以上，穩坐中國煙草業第一把交椅，并躍升為世界第五大煙草企業；“紅塔山”無形資產1997年達到了353億元，在中國位居榜首。難怪某中央領導在視察玉溪卷煙廠時說：“這不是卷煙廠，這簡直就是印鈔廠。”

　　褚時健正是這個“印鈔廠”的領導者。注意一個時間巧合：1979年，褚時健走馬上任當上了廠長；1997，褚時健被捕入獄成為了罪犯。

　　(小時候流行過一種游戲，叫做“好人壞人”。具體玩法是：用紙疊成一個可打開的八瓣蓮花狀，每一瓣分別對應地寫上“英雄、魔鬼；警察、小偷；岳飛、秦檜”等。玩者首先報出一個數字，再選擇先橫開還是先豎開，然后按照其選擇的方法和數字依次開合蓮花瓣，最后一瓣上是好人則打人，是壞人則挨打。而好人和壞人之間，只差一個數字。

　　褚時健似乎就在玩著這樣一個游戲：80年代，他翻開了“英雄”這一瓣；之后，他還想賭，卻在90年代不幸地翻到了“魔鬼”。兩者之間，只有一線之隔。)

　　關于褚時健的被捕經過，民間有這樣一種傳說：

　　云南省委領導正在與邊防戰士聯歡，有一士兵進門報告，紅塔集團總裁褚時健要出境度假。這位領導于是將褚時健一行請進來說：“為什么不請假？一旦你不回來怎么辦？”褚時健無話可答，于是他被捕了。

　　這一傳聞的依據是，由于褚時健對云南和國家的貢獻太大，云南省委一直在力保他。云南省委主要領導曾對褚時健說：“思想上不要背包袱，繼續努力工作，不過出門要請假。”

　　紅塔集團的很多人認為，褚時健是在不該拿錢的時候，拿了他應該拿的錢。而他的老婆和女兒索財受賄，褚時健一概不知，因為據傳他每天工作都在16個小時以上。

　　經濟學家晏智杰說：“我們為失去這樣一位優秀的經營管理者而惋惜。”懷有這種心情的人絕不在少數。

　　(民間的傳說不可信。但是，任何一種來自民間的演繹都有其社會心靈深處的構成基礎。

　　老百姓總喜歡把傳奇人物的悲劇命運歸結于某種偶然因素或偶然事件，如《三國演義》中的張飛被兩個不會武功的裁縫用剪刀扎死，《水滸》中的玉麒麟盧俊義衣錦還鄉時從船上無端端掉進河里淹死，宋將牛皋大笑致死，等等。究其根本，這是一種無奈之下的自我精神療法，或者說是一種自我解釋。因為，人們無法解釋像張飛、盧俊義這樣的簡直有點寂寞的高手，還有誰能在一對一的狀態下殺死他；人們一樣也無法解釋，像牛皋這樣的福將，還能有什么樣的正常死亡方法。

　　當然，在很多人的思想里，特別是在那些與褚時健非常熟悉、受過或者正在受著褚時健的恩惠、曾經或者正在被褚時健的超人能力和強大的個人魅力所深深震撼的人們的心靈深處，同樣也很難接受他在一夜之間突然倒下，而且是那么不光彩地倒下。)

　　月亮惹的禍

　　褚時健貪污受賄案真實的事發經過是這樣的：1995年2月，一封發自河南省三門峽市的匿名檢舉信寄到了中央紀檢委信訪室。信中說，三門峽市煙草分公司某人勾結洛陽水泥廠駐洛辦事處臨時工林政志，用行賄手段，先后給玉溪卷煙廠廠長褚時健送去大量禮金，行賄者從1991年11月到1993年9月，從玉溪卷煙廠5次購進卷煙8167件，獲利818萬元。

　　紀檢人員牽住這一線頭慢慢向外拉，歷時兩年，發現了這樣一個結果：褚時健利用職權和職務便利，主謀貪污私分公款300多萬美元，其中他個人貪污170多萬美元；為他人批煙謀利，其女兒索要和接受賄賂3630萬元人民幣、100萬元港幣、30萬美元，妻子及其親屬共收受140多萬元人民幣、8萬美元、3萬港幣和大量貴重物品。因褚時健不能代妻子和女兒受過，所以給他定罪的理由就只能是“主謀貪污私分”的300多萬美元。

　　(促成那封檢舉信的內因是一個香煙套購販子的跟班因分贓不均而一怒之下的內訌舉動。這不是民間演繹的偶然，而是歷史真實的偶然。

　　像褚時健這樣一個處在王位頂端的人，在身份上與那個跟班差之千里，就猶如一頭獅子和一只螞蟻。可是，恰恰是這只螞蟻的瘋狂一口，要了獅子的命。

　　這是一個現代寓言故事。)

　　1997年8月，褚時健向預審人員說：“1995年7月份，新的總裁要來接任我，但沒有明確誰來接替。我想，新總裁接任之后，我就得把簽字權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輩子，不能就這樣交簽字權，我得為自己的將來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決定私分了300多萬美元，還對羅以軍說，夠了，這輩子都吃不完了。”

　　(那么，褚時健所私分的300萬美元，或者是他裝進自己腰包的170萬美元，與他自身的價值是否相配呢？)

　　據紐約酬薪顧問波爾·墨依對美國200家最大公司的調查，通常公司最高級管理者的報酬構成是：21%的工資，27%的短期(年度)獎勵，16%的長期激勵，36%的以股票為基礎的酬勞。按照這樣的報酬結構計算，1996年，美國可口可樂公司總裁的收入為885萬美元，外加2500萬美元購股權；迪斯尼公司總裁年收入是850萬美元，外加1.96億美元的購股權。如果按照這樣的比例，紅塔集團的銷售總額距離世界500強并不遙遠，作為紅塔集團的最高管理者，褚時健所應得到的報酬要遠遠超過170萬美元。

　　1990年，褚時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們中國企業家和外國企業家有很大的區別，我們要將自己的利益放在后面，他們則首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頭。”

　　他說：“上級規定企業廠長可拿工人獎勵的1—3倍，但實際上，我們廠的領導層一直只拿工人獎勵的平均數。就我個人而言，十年前的工資是92元，獎金是當時全廠最高的6元，再加上其它的總共月收入才110元。十年后的今天，廠子搞好了，我現在月收入有480多元，加上一些獎項，總共可達到1000元。”

　　據了解，1990年以后，云南省每年給褚時健幾萬元的獎勵，1995年，這種獎勵達到了20萬元。

　　(把褚時健的全部所得都算上，與國際同等企業最高管理者的收入仍然有著巨大的反差，這種反差必然會造成一種強烈的心理刺激，產生一種巨大的心理不平衡。當企業發展一般或者苦苦支撐的時候，這種不平衡還不會顯現或者不太明顯；而當企業輝煌了以后，這種心理刺激就會逐漸強烈。

　　企業就像是太陽，而企業家就像是月亮。月亮是借助太陽的光輝才發亮的。太陽的光束越強烈，月亮的反射也會越強烈。

　　褚時健在1990年的講話一定是違心的。如果他不知道國外企業家的薪酬標準，如果他沒有接受國外企業的游戲規則，或許他在私分300萬美元的時候會比現實還要緊張。而實際上，隨著國門的逐步開放，中國的所有企業家們，都在自覺不自覺地將自身的一切與國外同行們進行著比較。當他們比較企業運作手段的時候，就會產生現代的經營理念，促進中國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當他們比較自身得失的時候，難免就會產生心理失衡，進而產生腐敗和貪污。

　　國外企業家就像是太陽，中國的企業家就像是月亮。太陽的光線一旦射進來，月亮肯定會有反應。進來的光線越多，這種反應也會越強烈。

　　應該說，褚時健的心理失衡是中國企業家們所共有的現象，誰也逃脫不了。企業搞得越好，這種現象就會越普遍。)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褚時健沒有獨吞貪污款，甚而至于，我們至今也看不出他有獨吞的想法。他是非常自覺地將資財分給了與他戎馬生涯的兄弟們。

　　紅塔集團總會計師羅以軍這樣回憶私分300萬美元時的情景：“褚時健對副廠長和總會計師等人說，弟兄們辛苦一場，現在有點外匯分給你們。開始時我們也覺得有些不妥，但多年來已習慣了他的威信，他的話就是圣旨。”

　　在紅塔集團，褚時健有兩個稱呼，大多數人叫他“老板”，身邊的人則叫他“老爺子”。

　　(“老板”是對現代企業家的稱謂，褚時健讓人們稱呼他為“老板”，說明他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現代企業經營觀念的熏陶。

　　同時，“老爺子”的稱謂又說明，在褚時健的骨子里，還較深地銘刻著封建家族制度的烙印。

　　這是一對矛盾。

　　應該說，紅塔集團之所以取得輝煌的成就，與褚時健在企業運作中遵循現代企業經營理念或者較為接近現代經營理念有很大關系。但同時，當他親切地叫著兄弟私分資財的時候，他又儼然是一個封建家長的身份。)

　　褚時健貪污事件爆發之后，國內外媒體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中國最大的新聞機構新華社發表了通訊《煙草大王的人生悲劇》，其中進行了這樣的描述：“他本可榮耀的一生，卻因晚節不保而涂上了抹不掉的污跡。”

　　媒體的報道大多對褚時健的跌倒表示惋惜，同時也大有敲響警鐘之意。有些媒體提出了“59歲現象”，提醒已做出一些成績的企業家們注意，在名利的誘惑下，千萬注意保持晚節，不要置榮譽于不顧，跌進犯罪的深淵。更有一些有識之士提出了企業家年薪制，認為政府應考慮做出成就的企業家的待遇問題。

　　(維系一個成功企業家正常心態的到底是什么？是黨性原則？是榮譽和獎勵？事實告訴我們，在現實的物質利益面前，任何精神上的堡壘有時都會顯得很脆弱。

　　褚時健被叫做 “老板”，但是，他并非真正意義上的企業老板，因為這家企業根本不是他的，他僅僅承擔著管理者的職能。企業的真正所有者是國家，而操縱企業命運的“老板”是身后的體制。

　　按照這一邏輯，企業家獲得的榮譽或獎勵，其實是“老板”的獎賞，一方面是對成績的肯定，一方面也是在要求企業管理者今后為“老板”多做出一些貢獻。而在任何體制下，違抗老板都會遭到炒魷魚的下場。

　　所以，當褚時健把企業的錢裝進自己腰包的時候，當他慷企業之財盡兄弟之義的時候，他其實忘記了自己“打工者”的身份，而錯以為自己真的是老板。

　　他錯位了。真正的“老板”是無形的，所以容易讓人忽略，尤其是當你達到了輝煌和榮譽最高峰的時候，當因為你的創造而財源滾進的時候，當你因看到自己兜里的錢和你創造的錢的巨大懸殊而感到心里不平衡的時候，你免不了要想：老板在哪兒？我不就是老板嗎？我為什么不能做主？于是，你走向了毀滅。

　　這其實是一個陷阱。由于越是接近成就的高峰，就越容易掉進這個陷阱，所以，這是一個光輝的陷阱。

　　褚時健掉進了這個陷阱，所有為“59歲現象”增添內容的人都掉進了這個陷阱。

　　據統計，在1987年4月榮獲首屆全國優秀企業家“金球獎”的20名改革者中，目前仍在原企業當家的，只剩下3個人。

　　他們都到哪兒去了？如果走上了自我創業的道路，他們是智者；如果退休在家心平氣和地安度晚年，他們是賢人；如果思想上想不通而抑郁成疾，或者試圖最后撈上一把來彌補自己的艱辛和不公正，則是傻瓜。)

　　江湖行適者生存

　　翻開褚時健的功績本，我們發現他擎起玉溪卷煙廠的招數主要有四個。

　　其一，1981年，在全國煙廠無一例外地使用國產卷煙機的情況下，褚時健率先為玉溪卷煙廠引進了國外的生產設備，并僅用了兩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全部設備的更新和技術人員的培訓，達到了全國領先水平。

　　(在今天看來，企業硬件的建設是參與國際級競爭的必備條件，這已成為各界的共識。但是，在80年代初，能夠準確地認識到這一點，并且以大手筆的姿態快速實施，充分顯示了褚時健過人的膽識和魄力。這是他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他的個人魅力所在。)

　　其二，成功地實現了將第一車間建到煙田里去的重大創舉。

　　云南省通海縣是一塊風水寶地，這里的土壤、氣候、溫差等都非常適宜優質煙葉的生長。玉溪卷煙廠的卷煙大部分取自此地的材料。

　　1984年，美國煙草權威左天覺博士到云南視察，褚時健帶他來到了通海最好的一塊煙田。在這里，左博士對煙葉品色皺起了眉頭，并毫不客氣地指出了影響煙葉質量的三大問題：營養不足，發育不良，成熟不夠。而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加大對煙田的投入。

　　按當時的體制，煙葉的生產由煙草公司領導，煙廠只負責卷煙的生產，無法要求煙田怎么種煙，更遑論加大投入。

　　于是，褚時健轉動他天才的腦瓜，創造性地提出了沖破廠區界限，由煙廠投資，采用現代科學技術，直接到煙田去建立“優質煙葉基地”，“將第一車間建到煙田里”的設想。

　　這一設想與當時的體制是格格不入的。

　　阻礙首先來自煙草公司，因為這等于拿著煙廠的桶到煙草公司打水。

　　于是，褚時健繞過了煙草公司，直接找到了通海縣委和縣科委。在他們的支持下，玉溪卷煙廠在位于通海縣臨界的地段建立了第一塊“優質煙葉生產基地”。在科研人員的努力下，試驗田鶴立雞群于普通煙田中。

　　此舉一出，主動找上門來與煙廠掛鉤的“基地”次年就在通海縣及周邊區縣推廣開來，“第一車間”雖未正名，但已初成氣候。煙廠及時的從所獲利潤中拿出一部分反哺煙田，高額的回報終于堵上了一直耿耿于懷的煙草公司的嘴，也安定了煙農的心。“第一車間”終于在鋼絲繩上立住了足。

　　然而，這一舉動與體制的沖突依然存在，特別是它實際上使得煙草公司形同虛設，而煙草公司正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重要支柱。據說，當這一方案在國家煙草專賣局的大型會議桌上出現時，多數官員們為之瞠目，更有人拍案而起，斥褚時健為“放肆”。

　　但是，這一舉措所帶來的利益是可觀的，“第一車間”提供的優質煙葉讓玉溪卷煙廠擁有了最多的全國優質卷煙，也自然為地方財政帶來了優厚的財富。1994年春天，在通海縣召開的十連冠慶功會上，褚時健說：“1993年玉溪卷煙廠生產的紅塔山香煙，每三條中就有一條是用通海縣生產的優質煙葉卷制的。”

　　在極大的壓力下，“第一車間”還是活了下來，并且成為紅塔山輝煌的一道耀眼的光彩。

　　(煙草專賣局網開一面，說明在其高層領導中有開明者，這是值得褚時健和紅塔集團去燒柱高香的。

　　這一做法無疑得罪了體制這個大老板，但“大老板”正在試圖轉變腦筋的時代，在看得見的豐厚利潤面前，它也沒有橫加干涉。

　　褚時健是幸運者。)

　　其三，試圖建立三合一體制。

　　“第一車間”的成功使褚時健認識到，供、產、銷是企業重要的三個環節，必須一條龍，才能保證暢行無阻。而按計劃經濟體制，煙草公司負責煙葉生產但不生產卷煙，煙廠生產卷煙但無權銷售，煙草專賣局只負責銷售，供、產、銷這三個環節相互割裂。其結果是，無論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扯皮在所難免。

　　褚時健提出的三合一體制是：煙廠廠長既是專賣局局長，又是煙草公司經理，三個環節有機結合，便于統一指揮，“龍頭怎樣擺，龍尾就怎樣甩”。褚時健打水的井就是自家的井，自家的井自家護，不會招惹麻煩，不會水源枯竭了還旁然若置。實際上，原來的煙草公司也就成了煙廠的一部分，煙草質量真正成了龍首。

　　這一體制比“第一車間”還要狠，它實際上繞過了計劃經濟體制下對各個環節的硬性板塊式控制，是對舊體制的一次極大的沖擊和大膽的革命。

　　中央沒有聲音，全國大部分煙草企業對這一提法持謹慎態度，只有云南省委在嚴格考察之后，表示了“試試看”的態度。

　　于是，玉溪成為了全國首家采用三合一體制的“出頭鳥”。

　　有著30年廠齡的紅塔集團副總裁馬曙勛說：“一句試試看成就了今天的金娃娃，紅塔正是在三合一體制的基礎上開始騰飛的。”

　　不久，全國煙草業開始推行這一套生產管理體制。

　　1998年，國家規定煙廠廠長不能兼任煙草專賣局局長。中組部的官員們認為，三合一體制容易導致腐敗，于是政府又一次要求權力分散。三合一體制告吹。而此時，紅塔集團董事長和黨委書記已不是褚時健，而是字國瑞。

　　(褚時健越走越遠。

　　“老板”制定的游戲規則并不一定永遠一成不變，但破除這些規則卻是有順序的，并不是誰都能來破。在這一點上，褚時健無疑又犯了忌。

　　從正面說，褚時健和玉溪用成功的經驗給處于改革大潮中的中國煙草企業摸索出了一條行之有效的道路。

　　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講，褚時健在這種賭博式的奮斗中逐漸迷失了自己。當褚時健掉進陷阱的時候，“老板”馬上復原了游戲規則。)

　　其四，以“小金庫”的形式保證紅塔機制的穩固。

　　90年代初，為解決卷煙生產輔料不足的問題，上級部門批準玉溪卷煙廠在完成國家調撥計劃任務之外，可以再生產一部分卷煙，用來與其它地方交換生產急需的輔料和鋼材、水泥、化肥等生產資料。實際上，這些計劃外卷煙中，一部分沒有用來交換，而是銷向了沿海地區的縣級煙草公司，這些煙被稱為“浮價煙”。從玉溪卷煙廠批到浮價煙的，除按調撥價付款外，還需向煙廠指定的廠外帳號上另打一部分浮價款，煙廠不給發票。這些浮價款日積月累，就形成了10多億元的“小金庫”。

　　褚時健所私分的300萬美元，就來自這個“小金庫”。

　　不過，當初設立“小金庫”的目的卻并非為了私分，它對保證企業在機制上走鋼絲起到了重要作用。

　　紅塔集團總會計師說：“褚時健帳外資金10多億元，都用在了社會各方贊助、原輔材料差價等問題的解決上，對樹立玉溪的形象和發展企業作用很大。”

　　據了解，為了讓煙農種出優質煙葉，玉溪廠拿出大量資金進口優質肥料，以很低的價格賣給煙農。紅塔集團在中央電視臺的“天外有天，紅塔集團”的廣告費每年1000多萬元。而對煙草企業來講，廣告既受國家政策的限制，又必須要大做特做。

　　總會計師說：“這些廣告費用是不能利用財務大帳來做的，煙草行業更是如此。我認為，只要納過稅了，董事會也通過了，沒有什么不對。”

　　目前來看，不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小金庫”已遍地開花，而國家正在采取有力的措施，試圖從根本上根除“小金庫”，這樣做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防止褚時健之流把錢裝進自己的腰包。

　　值得注意的是，在玉溪擁有“小金庫”的10余年中，企業的主管部門并沒有對它的存在給予質疑；相反，企業不向國家伸手要錢，還贏得了主管部門的贊賞。

　　1993年，玉溪開始新建廠房，1996年投入使用。建設總共花費為60億元人民幣，沒要一分錢貸款。國家計委曾對這樣龐大的基建規模意見很大。

　　(這一次，褚時健走得太遠了，終于掉進了腳下的陷阱，再也出不來了。當“小金庫”越滾越大的時候，褚時健之流腳下的陷阱就會產生極強的吸力，非掉下去不可。

　　所有的武俠書上都講江湖經驗，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做事要有一個度，“遇事只露三分像，還有兩分在觀察”，萬不可不顧后路的冒進。褚時健無疑就是犯了江湖經驗太差的錯誤。

　　實事求是地說，褚時健與舊有體制一次次的沖突，帶來了紅塔集團的輝煌，因為別人都做不到的，他做到了，所以他成功了。但是，在這一次又一次的沖突中，褚時健成為了眾人矚目的“出頭鳥”，每一次沖突不可避免地得罪了一些人，在江湖上樹立了一些敵人，而他自己的功夫并未達到最巔峰，最后由于定力不夠而遭大禍。

　　一位玉溪卷煙廠的職工說：“我們曾經是摸著石頭過河，要是過海呢？”

　　這番話實際上是對環境的不滿。

　　但是，過河有過河的辦法，過海有過海的辦法。現在是在過河，何必去想過海的事？

　　過河用過海的辦法，過海用過河的辦法，都是傻瓜。

　　既把事情做成了，自己又毫發無傷，這才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