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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亮／文
繼中石油總經理馬富才、北京市密云縣縣長張文之后，在吉林市中百商廈“2·15”特大火災事故中負有領導責任的吉林市市長剛占標被宣布引咎辭職。幾天時間中三位官員引咎辭職，震動了中國政壇。
通過引咎辭職，建立官員問責機制，可以有效提升官員的自律性和工作責任感，樹立官員“民本”思想，達到整肅吏治的目的。據此，有人就認為這是除之而后快的做法。但此舉是不是對引咎辭職者而言，就真的意味著被打進“冷宮”，因此而沒有了東山再起的可能？甚至喪失從政資格，永不錄用，被“一棒子打死”，“永無翻身之日”了呢？
筆者認為，對于引咎辭職制度在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可能起到的作用，我們應當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與評價。對引咎辭職者的待遇，要結合其“咎”的程度，區分不同類別、不同辭職原因合理確定，對過失不能一概而論，應有一個明確邊界，即不能出現僭越法律的現象。
首先，建立明晰的責任追懲制度，相應過失應該承擔相應責任，這個責任不因辭職而減免，其次，責任追懲制度要一事一議，不要累計過失最后算總賬，否則，錯誤就會越犯越大。同時，不能因此而蓋棺定論，惟有如此，方能體現出干部制度中“能上能下”的原則。
在中國國情之下，一個官員主動選擇引咎辭職，不但顯示了他的責任意識和羞恥之心，也表明了他對公共職位和公共利益的尊重(即便此前他在這些方面做得很不夠)，如果他從此之后就終身失去了擔任公職的權利和機會，那么，如此慘重的代價，只會使其他官員更加憚于引咎辭職，使引咎辭職變得更加困難。引咎辭職的官員固然“咎有應得”，但一般應該不至于被“一棍子打死”，否則自當受到法律制裁，而不可能用一個引咎辭職一筆勾銷。因而，對待官員過失應理性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身為海軍大臣的丘吉爾曾經因為戰爭決策失誤而被迫引咎辭職。但他的政治生涯并沒有就此終結，后來又到西線服役，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帶領英國人取得勝利。
總之，對多數官員來說，引咎辭職讓他們感受到的是責任，是如何用好手中權力避免災難造福百姓的思考和行動。對于引咎辭職的官員，可建立跟蹤機制，對其辭職后具體去向和工作表現保持關注，既不能因為一過失而埋沒人才，也不可以讓某些人借此曲線復職。只有對主動引咎辭職可以予以適當安排，對免職從重處分，實現獎懲分明，讓那些“問題官員”權衡利弊之后覺得還是主動引咎辭職更“劃算”，那個時候，這個規定才真正能夠起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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