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底之前，一系列針對金融機構高級管理人員的約束措施即將出臺

　　本報記者 吳雨珊 上海報道

　　“監管銀行最厲害的一招，莫過于給高管戴個緊箍咒。”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上海分行的副行長說。

中國第一只可轉債基金 51精彩無線大獎等你拿 中國網絡通俗歌手大賽 金犢獎大陸初審揭曉

　　此語“不幸”而被言中——于包括此位副行長在內的中國金融機構高管人員而言；但對中國金融業來說，銀監會試圖給更多的腦袋戴上緊箍咒的努力，卻是一件大大的“幸”事。

　　來自銀監會辦公廳的信息顯示，銀監會正在修訂《金融機構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管理辦法》(下稱《辦法》)。修訂工作由政策法規部牽頭，其他監管部門配合，時間限定在6月底以前。

　　第三個版本

　　“原來的《辦法》已經跟不上形勢了，主要是跟一些法規存在矛盾，操作上也有一些弊病，我們提了不少修改意見。”湖北銀監局一人士說。

　　去年11月，湖北孝感銀監分局收到了一份文件——由省局轉發的銀監會《關于對〈金融機構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管理辦法〉進行修訂有關事項的通知》。

　　接下來，孝感分局在下轄各縣銀監組展開了調研。監管員們討論的內容包括現行《辦法》存在哪些問題、需要怎樣修改等。意見隨后被匯總上報。

　　同一時期，類似的“調研”在全國諸多省市陸續展開，各方意見紛紛向銀監會政策法規部匯集。

　　這些意見將成為即將出爐的新規則——《辦法》第三版的重要參考。

　　1996年9月13日，《金融機構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管理暫行規定》以中國人民銀行(2000)第1號令的形式頒布，是為最早的高管人員管理辦法。

　　然而，據一位從事監管工作多年的人士回憶，“那時的管理其實是走過場，金融機構往往是先斬后奏，任命之后再到人民銀行來補個手續”。

　　2000年3月，人民銀行對《暫行規定》進行修改，頒布了現行《辦法》。

　　但短短三年，修改后的《辦法》又顯出了它的不足。

　　“它在《暫行規定》的基礎上有了很大改進，但存在一些明顯的不足。”數位接受采訪的銀監局人士都認為，現有高管人員任職資格的門檻太低，如擔任支行行長只需要具備高中、中專以上學歷就行，“這離現在的市場競爭要求太遠了”。

　　修改的迫切性從各地反饋上來的意見中亦可見一斑。

　　北京銀監局給銀監會政策法規部的回復相當詳盡，不光總結了“高管人員任職期間的監管較為薄弱”等6大問題，并就此提出完善監管工作的8項建議，甚至還條分縷析，列出了7條具體的修改措施。而金融機構最為密集的上海，當地銀監局更是一古腦拋出了13條修改意見。

　　明確高管范圍

　　本次修改最顯眼的地方是：金融機構的董事們將被納入監管范圍。在銀監會一份征求意見的文件中，《金融機構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管理辦法》的名稱變成了《金融機構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管理辦法》。

　　對此改動，許多業內人士均表示認同。

　　過去的《辦法》中，被監管的“高級管理人員”包括金融機構的正副董事長、監事長和正副總經理(行長)等，但董事不在其列。

　　“當金融機構經營良好時，出資人坐享投資收益；當金融機構出現支付危機，引發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時，這些出資人不是袖手旁觀就是溜之大吉，最后不得不由政府代表國家來收拾殘局。”湖北省銀監局副局長楊家才此前曾撰文指出，應當對出資人的代表——董事進行約束。

　　北京銀監局則進一步提出，根據《股份制商業銀行獨立董事和外部監事制度指引》，應將股份制銀行的獨立董事和外部監事納入高管審核范圍。

　　隨著農信社改革的推進，各地紛紛建立省(市)級農信聯社，現行《辦法》對相關高管的任職資格管理出現空白，上海銀監局建議予以明確。該局還提出，應明確郵政儲蓄機構的有關管理人員任職管理問題，并將外資金融機構高管的任職資格管理納入《辦法》，便于中外資金融機構的統一管理。

　　在一些人被圈起來的同時，另一些人則被認為應排除在外。

　　現行《辦法》將支行行長納入高管人員范圍，但許多國有銀行的分理處翻牌升格為支行后，原本不屬于高管范圍的都納入了高管范圍，而這些升格支行目前大部分在管轄權限上和原分理處無大的區別。

　　上海銀監局據此建議，應重新明確高管人員的監管范圍，這些升格支行的管理人員，可不納入高管人員管理。

　　這種區別對待的思路也在北京銀監局的建議中得到反映。該局認為，《辦法》“對高管人員的任職條件規定過于原則，不能體現分類別監管和分層次監管的要求”。

　　與金融機構“總行、分行和支行”的三級設置對應，《辦法》按三個層次規定了任職資格條件。但同一層次的不同金融機構，在資產規模、人員規模和業務規模上往往存在很大差距。以北京地區為例，規模大的支行人員過百，資產可達幾十億，規模小的支行只有十來個人，幾千萬資產。若在全國范圍內考察，此差距會更大。

　　北京銀監局指出，如此單一的審核標準不適應實際控制風險的需要，應對高管人員實行分類別、分層次管理。

　　讓無能高管下課

　　本次修訂還可能讓另一大弊病成為歷史：重審批、輕管理。

　　“‘學歷＋年限’，成了審查高管任職資格的模式。他上任以后經營能力如何、工作業績和道德品性怎樣，基本上就不太去管了。”河南銀監局政策法規處人士反思道。

　　福建銀監局一人士也深有同感：“重審批、輕管理的現象很普遍。結果是，只要不犯罪，不違規，高管能力再差你也沒辦法叫他下課。”他建議，應為高管設定幾個基本的考核指標，連續幾年不達標的，取消其任職資格。

　　此看法與北京銀監局不謀而合。

　　北京銀監局認為，應建立一套高管人員任職期間的考核評價體系，從高管人員的業務能力、管理能力、經營業績等多方面綜合評估，確立一套操作性較強的可量化指標；將對高管人員的監管由注重審批的資格監管，轉化為資格與行為監管并重，以行為監管為主。

　　類似的轉變曾在上海做過嘗試。

　　2002年11月，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制定了《金融機構高級管理人員任期動態管理暫行辦法》，對已獲任職資格的高管進行事后的動態管理和跟蹤考核，系統評價其經營管理行為，對存在問題或不適合擔任高管的進行訓誡，直至取消其任職資格，以改變“只批不管”或“重審批輕管理”的狀況。

　　倡立黑名單制度

　　不少銀監局人士感到，在整個監管系統內，存在一個監管信息的斷層。而這個斷層，給一些違規高管制造了可鉆的空子。

　　“說實話，有些高管并不擔心違規，所謂‘東方不亮西方亮’，這個地方不行了，還可以去別的地方。”前述福建銀監局人士說，“如果違規的高管在本縣或者本市內調動，監管部門之間還可以交流檔案；如果跨省了，那檔案信息基本上就斷了。”

　　信息漏洞怎么堵？北京銀監局呼吁強化黑名單制度，對被取消資格的高管在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進行通報。

　　但“通報”尺度的把握并非易與之事。

　　2002年初，原華夏銀行某支行行長把中國人民銀行告上了法庭，并索賠人民幣100萬元。起因是，人民銀行于2001年年底向全國金融機構發出通報，取消原告金融機構高管任職資格五年。而原告提起訴訟的理由在于，人民銀行的處罰在程序上違反了《行政處罰法》。

　　一位在金融機構工作的資深律師據此建議，在修改《辦法》時，應特別注意與其他法律法規不協調甚至矛盾的地方。

　　今年2月1日開始實行的《銀監法》，對高管的違規行為設定了嚴厲的處罰條款，包括對違法違規的銀行高管采取限制人身自由、處以巨額罰款、取消任職資格直至從業資格等措施等，處罰的對象亦由過去的金融機構延伸到了高管人員本身。作為《銀監法》的配套規章，《辦法》必然要添上這些新增的處罰措施。

　　此外，今年7月1日，新的《行政許可法》即將實行。作為下位法，《辦法》中關于高管人員的準入條件等內容，皆須符合《行政許可法》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