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深有感觸的是，作為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農民付出了很多，但是得到的很少，要求的也很少，因而更應該為9億農民說話

　　韓俊的人生，到目前為止，從沒離開過一個“農字”；生長于農村，談中學的是農業經濟，所從事過的所有工作都與“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有關。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一個以解決“三農”問題為使命的本土經濟學者群體逐漸成長并日益活躍在中國政治經濟舞臺。他們由衷熱愛中國最為廣大的勞動群體，高度關注令農業社會走向現代化的制度基礎，并且以深入調研、實事求是、尊重國情的風格對農村改革大政方針的關鍵性決策起到深遠影響。

　　在他們當中，韓俊顯得有些年輕。但他以務實、穩健的作風，對代表“三農”領域趨勢性問題敏銳有效的關注和判斷嶄露頭角。

　　韓俊及其師友常常討論和思考與“三農”領域最深層矛盾密切相關的問題：如何把農民的負擔減下來，讓農民休養生息；如何在人口和資源關系高度緊張的條件下，跳出農村解決農民問題，為農民創造寬松的就業環境；如何合法保障農民的土地權利；如何有效增加對農村公共品的投入……他們相信，農村的現代化是中國崛起的必由之路。

　　1983年，還在學生時代韓俊就開始持續關注和研究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與農村現代化關系的問題。在稍后幾年的研究報告中他提出要通過城鄉協調發展解決農村問題，主張取消對農村勞動力自由流動的諸種制度束縛，呼吁進行戶籍制度改革，城市化要形成合理的城市結構，不能夠遍地開花發展小城鎮。這就跳出了就農業談農業的傳統框架，不僅在當時具有相當的沖擊力，而且到現在來看仍然很有價值。

　　1992年，股份合作制在農村悄然興起。韓俊認識到這有可能是在集體所有制之后徹底明確農村產權的一個重要的過渡形式。他幾乎跑遍全國股份合作制發展得較好的地區，通過基層調研掌握了大量真實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很快作出了全景式的研究和分析，這最終成為基層政府開展試點的重要參考。

　　1994年，農業產業化經營還來不及成為方興未艾的潮流，韓俊就已經提出產業化經營的實質就是在流通領域、加工領域能發育出農民的專業化合作組織，要同時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這一觀點至今仍得到廣泛認同。

　　在關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的同時，韓俊還注意到，農民的土地權利穩定與否是決定農村穩定與發展的基本保證，因此多年呼吁“土地定權”，要求明確界定農民的土地權利。他堅持認為，尊重國情與政策所必須遵循的重要前提。

　　一種曾經引起很大反響的觀點認為，中國農業的第二個飛躍就是集體經濟和規模經營。大量集中農民土地搞農業規模經營因而一度成為熱門話題。韓俊通過調研則提出質疑，指出中國農業的第二個飛躍絕對不能歸結為簡單的土地的規模經營，更不是要搞傳統的規模經營，集中農民土地搞規模經營其實就是侵犯農民的土地權利，極有可能動搖中國農村賴以維持穩定的制度基礎。他認為從中國的資源稟賦來看，無法推廣國外的大規模農場。更符合中國國情的不是土地的規模經營，而應當是產業的規模經營，即每家每戶的土地規模雖然很小，但是卻可以在一個地區范圍內按品種形成經營的規模。事后證明這些報告最終對扭轉決策層的認識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韓俊積極維護這樣的理念：首先要穩定土地承包關系，只有穩定才能建立依法、自愿、有償的有序土地轉讓制度；只有先“動人”，把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出去，才能夠促進土地流動。這些認識目前構成了中國農村基本土地政策的重要內容。

　　2001年，韓俊調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擔任農村部部長一職，并在此完成了從學者向準官員，從理論研究向政策研究的轉變。這不僅需要對“三農”領域的每一個重大問題都具備深刻的認識，還需要不斷對各種新現象、新趨勢保持密切關注，以便領導團隊為決策層提供可靠的政策咨詢，尤其是要揭示官方統計數據背后所掩蓋的真實情況。

　　韓俊多次帶隊深入農村進行調研，直接向農民了解情況。他們提出大量政策建議，如取消農業特產稅、加大中央政府對農村基礎教育投入等均獲采納，從而鞏固了其作為決策層了解“三農”現狀重要渠道的地位。

　　政策畢竟不同于理論。事關國計民生，任何一個小小的偏差都有可能帶來無法挽回的嚴重后果。韓俊十分強調尊重事實、準確判斷，強調研究問題不能帶有任何成見。韓俊也了解，由于改革涉及到大量利益相關者，需要盡可能控制風險，盡可能減少政策實施的阻力，因此他十分謹慎。但是，過于強調“可操作性”，有時候反而可能會偏向保守中庸的立場。

　　他既強調要維護農民土地權利，卻又對給予農民完全徹底的產權顧慮重重，這種不徹底的產權最終卻往往成為不少農民災難的根源。韓俊指出，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是以不斷拉大城鄉差距，犧牲農民的利益為代價的。他顯然反對這種做法，認為必須在保護農民權益的基礎上發展經濟。但是，他也承認，就客觀的結果而言，沒有農民的巨大犧牲，中國經濟發展就難有目前的局面。對此，不少學者持有十分不同的觀點。他們認為，經濟發展并不意味著一定要犧牲農民的利益，建立在保護農民土地產權、進行等價交換基礎上的歐美城市化過程便是如此。

　　但是，誰又能肯定他的思路完全不會在維持穩定局面的前提下，沿著現有的道路走得稍許遠一些呢？

　　韓俊的家鄉是山東省高青縣一個到處是鹽堿地、需要吃返銷糧的偏僻農村，老鄉淳樸敦厚。生于上世紀60年代，饑餓和貧困的童年記憶讓他刻骨銘心。每一提起曾經湊不齊5元錢學費的歷史，年邁的父母至今仍熱淚縱橫。韓俊對此始終深有感觸的是，作為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農民付出了很多，但是得到的很少，要求的也很少，因而更應該為9億農民說話。

　　韓俊從小聰明刻苦，記憶力過人，是村中有史以來第一個大學生。他原本一心早日離開農村，不料最終卻與農村結下不解之緣。韓俊十分注意向優秀者學習，雖然是土生土長的學者，卻始終保持對西方經驗的關注。他任勞任怨地完成每一件工作，不計較利益得失。

　　目前，生活在北京的韓俊有一個美滿家庭，工作之余也為買菜做飯、找保姆這樣的家務瑣事發愁。也許正是因為如此，他更加清楚地了解普通人對于幸福生活的追求。-

　　簡歷

　　韓俊

　　1963年生于山東高青縣。1983年畢業于山東農業大學農業經濟系。1989年獲得西北農業大學農業經濟系博士學位。同年進入原國務院農研中心工作。次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1993年后任《中國農村經濟》雜志社副總編輯。1996年被任命為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2001年調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任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