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騰七十二變
企業家法律意識亟待加強
與時俱進的規范
●何燕其人
●何燕:我的財富屬于創業團隊
“清純美貌,身家六億”——這是所有媒體描繪何燕時使用的關鍵詞,由于何燕的刻意低調,從未有人能夠采訪到何燕,媒體的描繪也僅止于此,余下的便是漫天猜測。對于這位神秘的四川女首富,人們所知有限。
而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將何燕推到了公眾的視野當中。昔日合作伙伴的一封舉報信驚動了中央紀委、檢察院等機構,何燕被指“涉嫌侵占巨額國有資產”,國家機構的介入使得事件迅速升級。
此前拒媒體于千里之外的何燕接受了《新財經》記者的采訪。對于自己被指控的“罪名”,何燕顯得興致索然,認為此事沒有任何辯解的必要,只是表示自己那時太過感情用事、太過幼稚,而對于自己的遭遇,何燕顯然深有感觸,呼吁大家給中國年輕的民營企業家一個寬松的環境。
何燕和昔日合作伙伴的是非恩怨,我們無意置評,我們關心的是在“國退民進”的大背景下,企業創始人的價值實現以及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而何燕無疑能為后來者提供一個絕佳的案例。
經過一系列眼花繚亂的股權變換,成都國騰從最初的國有企業變為民營企業集團,何燕也藉此榮登《福布斯》富豪榜,而對于她涉嫌侵占巨額國有資產的指控與調查也隨之而來
國騰七十二變
從當初幾位技術人員創辦的“小作坊”,到如今成為明星級的高科技民營企業,成都國騰歷經萬千變化。
國騰之初
故事得從八年前說起。90年代初,何燕在成都中儲公司任投資部經理,工科出身的何燕看中了國內IC卡電話機的巨大市場。當時國內的磁卡電話機已經開始逐漸退出市場,而IC卡電話機市場主要由國外公司占有,比如阿爾卡特、西門子等等,何燕希望自己能打破這種局面。
1995年,何燕和成都電子科技大學的幾位技術人員走到了一起,成立了成都國騰通訊有限公司,公司注冊資金為140萬元,其中中儲成都公司占62%股權,其余兩家股東四川省電信規劃設計院和倍特軟件公司分別占30%和8%股權,來自倍特軟件公司的趙平原任公司總經理。這家公司成了日后國騰系所有變化的源頭。
據趙平原介紹,國騰公司成立時,公司其實已經研發出IC卡電話機的技術,但是市場一直沒有打開,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1997年底。
股權糾紛
1997年,何燕與莫曉宇(現國騰集團執行總裁)相識。通過莫曉宇的引見,商地置業公司總裁宋克荒決定向成都國騰投資參股。本來是一次皆大歡喜的參股合作,誰也沒想到竟導致一場曠日持久的股權糾紛乃至反目舉報。當時成都國騰的幾大股東和商地置業商定的方案是:中儲成都、規劃院和倍特軟件分別向商地置業轉讓12%、10%和2%(共計24%)的股權,協議金額為379.92萬元、316.6萬元和63.32萬元(共計759.84萬元)。與此同時,商地置業的資金尚未到賬,而成都國騰已經在工商局做了變更登記,確認了商地置業24%的股權。無論是何燕還是莫曉宇,事后回憶起這一舉動,都認為自己愚蠢之極。
一周之后(9月25日),商地置業向成都國騰匯出了150萬元投資款,兩周之后(10月8日),成都國騰向商地置業出具了收據,不過,在備注一欄注明“7.5%股份投資款”。國騰認為商地置業實際出資額只有150萬元,對應的股權應該是7.5%。雙方的分歧由此產生。
不過,分歧歸分歧,公司的業務還是要開展。1997年10月,吉林省郵電器材公司公開招標采購IC卡電話機,何燕、宋克荒等親自前往投標,最后中標500臺IC卡電話機,金額418萬元。對于當時還沒有打開市場的國騰而言,這是一筆不小的收入。據莫曉宇稱,當時為了這筆收入的分配,國騰和商地置業之間也起了糾紛。
成都國騰的IC卡電話機開始逐漸打開市場,公司認為早期艱苦創業的人員應該得到回報,于是提出“拿出20%的股權分配給公司員工”的方案。1998年2月,成都國騰召開股東大會,決議將公司20%的股份轉配為個人股,中儲成都、規劃院、商地置業、倍特軟件這四大股東分別拿出8%、6%、4%、2%的股份劃轉為個人股。不過,商地置業拒絕在股東決議上簽字。據莫曉宇、趙平原等國騰元老介紹,當商地置業拒絕簽字的消息傳出,公司上下一片嘩然,技術骨干人心浮動,很多人選擇了離開,再加上和商地置業在股權上的分歧,商地置業對國騰的任何決議都拒絕簽字,公司無法開展正常的經營活動,成都國騰很快陷入癱瘓。
曲折MBO
1998年4月,何燕和她的團隊成立了四川華威信息產業有限公司,注冊資金1000萬元,成都國騰占67.6%股權,另外兩家股東是四川糧油公司和中儲成都,分別占有20%和3.4%股份。
正是這家公司的成立,成了日后何燕等人被調查的導火索。商地置業的總裁宋克荒認為四川華威公司的注冊資金是1997年在吉林省郵電器材公司銷售IC卡電話機收入所來,該公司成立之后還分走了成都國騰IC卡電話機的大部分利潤,而且,該公司經過一系列股權變化,由成立之初的國企變為民營企業最終成為外資企業,其行為構成“非法侵占巨額國有資產”。
何燕告訴《新財經》記者,當時成立四川華威的資金和成都國騰完全無關,通過時任四川省省長的宋寶瑞的介紹,成都地奧集團董事長李伯剛向她提供了2000萬元拆借資金。何燕從中拿出676萬元,以成都國騰作為股東聯合其他投資者組建了四川華威公司。何燕現在提及這一段往事,還對宋寶瑞和李伯剛心存感激,認為當時如果不是這兩人出手相助,國騰很可能就沒有今天了。
至于四川華威分走成都國騰利潤一說,何燕表示不值一提,因為當時成都國騰已經陷入癱瘓!缎仑斀洝酚浾咛岢鲑|疑,當時成立四川華威的目的是為了擺脫成都國騰的股權糾紛,既然成立四川華威的資金和成都國騰無關,為何還要以成都國騰作為投資方成立四川華威?這樣,既無法從成都國騰脫身,日后將四川華威運作成私人公司后,也難脫侵占國有資產之嫌。還有一個讓人難以理解的事實是,以成都國騰作為投資方成立四川華威,理論上需要國騰所有股東通過表決,而國騰的股東之一商地置業為何會同意這項表決?
何燕表示這正是當時最大的失誤,“當時太感情用事了,最初成立成都國騰時,中儲成都的老總梅春文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后來以成都國騰的名義成立四川華威完全是一種報恩的心態!敝劣跒楹紊痰刂脴I會同意組建四川華威,何燕承認這是當時公司運作不規范的地方,公司用了先斬后奏的手段,當時根本沒有經過商地置業的同意。何燕后來意識到未取得股東一致認可不妥,在四川華威成立一周后開始逐步將資金撤回成都國騰,但工商登記在一年后方變更,也是當時運作不規范之處。
四川華威成立后不久就開始了私有化進程。1999年2月,何燕控股51%的四川道亨計算機軟件有限公司成立,1999年6月,四川華威等三家國有股東全數退出,四川道亨以40%的股權成為四川華威新任大股東,其余股東也皆為民營資本。接下來的便是幾次眼花繚亂的股權轉讓,至2000年3月,何燕個人在四川華威持股達到55.8%。2000年6月,以何燕為首的四川華威股東將所有股份轉讓給何燕為法人代表的Shining Technology Limited (BVI),至此,四川華威由最初的國有企業變為一家外資企業。
據莫曉宇介紹,當時將四川華威演化成外資公司,是為了尋求海外上市,但是由于和商地置業之間的股權難以理清,上市最終擱淺。而由于其外資身份,很多業務在國內也無法開展。至今,該公司仍處于一種十分尷尬的處境。
1999年11月23日,由四川華威代出資,由30位自然人組成的四川國騰通訊有限公司在成都郫縣工商局注冊成立,注冊資金500萬元。1999年12月,四川國騰注冊地由郫縣變更到成都市,注冊資金變為8000萬元。原先成都國騰的股東——中儲成都公司、規劃院、四川華威以及莫曉宇等8位自然人以其在成都國騰49.85%的股權出資,按比例置換到四川國騰公司,以圖徹底與商地置業劃清界限。當然,商地置業從未在這些決議上簽字。2000年5月,四川國騰通訊有限公司變更為四川國騰通訊股份有限公司。這次改制的目的在于尋求國內A股上市,但是同樣牽涉到和商地置業之間糾纏不清的股權問題,上市也以失敗告終。
調查國騰
2000年7月,四川國騰、成都國騰、四川華威、四川道亨等公司聯合起來,組建了成都國騰通訊(集團)有限公司,今天人們所提到的國騰,也就是此時成立的國騰集團。
此時,國騰集團早已不是當初捉襟見肘的小公司。國騰的IC卡電話機占據了國內30%的市場,公司也從早期單一的IC卡電話機業務中走出來,在衛星定位、微電子、軟件、教育等領域縱橫捭闔。何燕也由此登上了福布斯富豪榜,引起了海內外媒體的極大關注。與此同時,一封舉報何燕、莫曉宇非法侵占巨額國有資產的信函也被送到了相關部門。
中央紀委、財政部、檢察院等迅速對國騰集團展開調查。
對于國有資產流失一說,莫曉宇表示不可理解,他簡單給記者算了一下賬。到1997年,中儲成都、規劃院和倍特軟件三家公司總共投入為728萬元左右,而商地置業的投入也就是最初的150萬元,就是說所有國有資本投入大概在800萬元左右。而成都國騰由于股東之間的糾紛,業務陷入癱瘓,但迄今為止何燕還是為成都國騰保留了6000萬元的凈資產。如果按照股權清算,原來的國有資本均得到了大幅增值,而且,如果不是股東之間的糾紛,成都國騰的凈資產會遠大于此,國有資產的回報也會更高。而事實上,國騰集團后來的發展早就與這些國有資本無關,而是何燕向成都地奧集團的借款以及整個創業團隊的奮斗。
歷經三年的調查,對于何燕等人侵占國有資產的說法暫時有了一個結論:在國騰系列企業變更過程中,并不存在國有資產流失情況,不予立案。
國騰求變
雖然同時面對股權糾葛和國家相關部門的調查,國騰仍積極開展業務,其觸角早已伸到了賴以起家的IC卡電話機領域之外。
2002年11月,以經營電真空開關管和廣播電視發射管見長的旭光股份(600353)上市成功,而早在2000年12月,國騰集團攜四川道亨從成都國資局手中收購了旭光股份22.34%的股權,成為旭光股份的實際控制人,何燕的姐姐何瓊任公司董事長。
據莫曉宇介紹,國騰早已不是人們印象中一家生產IC卡電話機的公司,在IC卡電話領域之外,國騰建樹頗豐。
衛星定位系統是國騰集團極富發展潛力的業務,成都國星通信有限公司承擔了這一任務。據國星公司總經理柏杰介紹,我國很多重要系統都依賴于美國的GPS系統,在特殊時期,如果該系統關閉或對其有意加入干擾,必將造成關鍵系統崩潰的威脅。而國星的衛星定位系統依靠北斗衛星,完全擁有自主知識產權,能夠徹底擺脫美國的GPS系統。目前公司產品主要應用于軍方,而民用市場的容量也是巨大的,比如黃河水文站的監測等,一旦民用市場得以打開,前景將不可限量。目前該公司年收入在5000萬元左右,上市已經在計劃之中。
國騰微電子公司主要從事集成電路芯片的研發。據介紹,該公司技術力量雄厚,40%以上人員擁有碩士、博士學歷,還有不少屬于“海歸”。公司產品除了面向市場,同時也為國騰自身通訊、定位產品進行研發,而且還是國家安全部門的戰略伙伴,為軍方承接了不少任務。目前公司年銷售收入接近1000萬元。
令人意外的是,國騰竟然還介入了教育產業,而且還做得相當不錯。國騰軟件學院和國騰微電子學院坐落在成都高新區,已經完成了三屆學生招生。據介紹,國家教育部視察時表示,在全國35所軟件學院中,國騰軟件學院辦學條件最成熟,而莫曉宇告訴《新財經》記者,當初投資1億多建設學校,國騰只是當做一項公益事業來做的,并不指望賺很多錢,但沒想到社會反響很好。
盡管看上去生機無限,但是莫曉宇也坦陳,雖然這些業務都很有前景,但國騰想要跨越到一個新的高度,還是非常困難。何燕也表示,國騰也希望有朝一日做到世界500強,但是現在來看,還差得很遠。歷經重重變化的國騰下一步又將如何求變呢?
既然國家權威部門已經判定“國騰系”的資本運作中沒有國有資產流失,那么,我們就要反過來質疑為什么有人要四處舉報,給一個合法經營的企業惹來長達兩年的“懷疑”和“調查”?為什么媒體還要動不動就質疑已經被確定為合法行為的“MBO個案”?
我的回答很簡單:仇富心理使然!所以,我呼吁社會各界:尊重合法的勞動財富和合法的非勞動財富。
——上海榮正投資咨詢有限公司董事長鄭培敏
對企業,特別是高科技企業,法律上的所有權和價值創造力量實際是分離的。盡管國騰集團民營化過程有些環節比較隱蔽,但從價值創造角度看,何燕及其團隊起了主要作用——如果何燕團隊離開,公司就不怎么值錢了。在我國商業運作方面的法律制度規范化建設過程中,國有企業民營化過程及定價是否合理的關鍵是要識別誰在資本增值中起關鍵作用,雙方一方面應該正視價值創造的結果,另一方面,對違規行為予以經濟補償,不必過于糾纏公司設立過程中出現的法律問題。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朱武祥
對于國騰集團的民營化過程,我覺得要看主流,國有資產和個人財富均實現了增值,過程基本是陽光的。
不妨做一個比較:從紅塔集團的褚時建鋃鐺入獄,到健力寶的李經緯和當地政府兩敗俱傷,其間有很大的區別,再到國騰的何燕自身財富和國有資產同時增值,則有了質的區別;當然還有更陽光的,如劉氏兄弟依靠自己力量創建的希望集團。但是不要忘了前些年中國民營企業的金融環境及其惡劣,一些民營企業家巧妙利用“資本”這一要素,其實并無不妥。
——世界華商研究中心主任康榮平
在既改革又開放的國策之下,我國的民族企業(包括國營和民營企業)所面臨的競爭環境是非常之殘酷的,面臨的挑戰也許是史無前例的。我們現在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應該是首先保證民族企業如何有效的“保衛國土”,并同時走出去,來積極參與世界市場的瓜分。從這一點來講,我們應該一切向前看,盡快實現我們國家資源的有效重組,使得我國的稀缺資源能配置到一批有持續發展和國際競爭能力的人或者機構手上,這可能是我們國家盡快提高國際競爭力的一個必要條件。要從國際競爭的大視野來看待我們國內的企業和資源重組。
——長江商學院院長項兵
企業家法律意識亟待加強
文費國平
國騰集團的民營化過程中是否存在國有資產流失,我們不妨從有關部門不予立案的結論中做出自己的解讀。我覺得更可圈可點的是成都國騰及其股東演譯的一段國有資產變為民有、民營乃至外資的過程。成都國騰在股權結構設計、股權轉讓、公司決策、公司投資、公司管理結構等重要方面暴露出企業家法律意識的淡漠。在“國退民進”的大背景下,成都國騰折射的是我國當前股東權利和法人權利、股東財產與法人財產界限模糊的普遍現象。
在法律層面上,公司制以有限責任為基礎,以經營權和所有權為核心、以資本為紐帶,由此確立了公司從發起設立到運營并購、乃至最后解散清算的全部過程中,都必須嚴格區分股東私人資產與公司資產、個別股東意志與公司意志的原則,并在此原則指導下建立嚴格的表決機制和治理結構。國騰反映的問題,從根本上講,是企業家法律意識淡漠的必然結果。其主要當事人“都認為自己愚蠢至極”,聽上去言之切切,卻沒有真正觸及到問題的實質。
問題的實質不是智力上的聰明或愚蠢,而是態度上是否在意遵守規則,行為上是否按《公司法》行事。就成都國騰而言,相關當事人的很多做法不是聰明與否,而是不愿意不習慣按規則規范企業的經營活動。如公司股東個人為成都國騰公司投資籌措資金;不經股東表決同意通過決議,就作出重大股權變更或對外投資的決策;再如,由華威公司代自然人出資等不規范行為在國騰的發展沿革中屢見不鮮。
成都國騰反映的另一個層面的問題是我國《公司法》進一步發展的迫切需要。非上市公司的股東在重大決策上出現僵局是不可避免的局面,怎樣建立司法程序使得股東僵局能夠破解,既保護小股東不受大股東壓制,也防止大股東被小股東掣肘,促進交易,這是我國當前公司法不夠完善的領域,亟待發展。
(作者系隆安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標題為編者所加)
與時俱進的規范
文王巍
管理者收購(MBO)并不是“國騰集團股權糾紛”一案的重心,所謂“眼花繚亂”的重組行為不過是在錯綜復雜并機變百出的體制環境中求生的基本技巧。這在民營企業群體中俯拾即是,并無新鮮。國有資產流失的論斷更是隨意的渲染,相當于當年一張郵票就可以將人列入審查的黑檔案一樣。
我認為,在當事人性格和合作背景等多因素的交織下,雙方堅定的不妥協精神或不交易態度,使得經典的股東與管理層的較量行為終于失控,這才是實質。這樣的故事每天都在發生,許多爭執還要付出更大的代價。但是,國騰集團的沖突卻緊扣目前頗為敏感的兩大主題,使得我們不得不有所警覺:過去十幾年來的改革過程乃至未來的“國退民進”重組時代中,將會有無數同樣的事件被人為地提高到原則的高度,從而倍受拷問。
在一個成熟的市場和政府環境中,參與交易的雙方都有一個基本的應變態度和寬容的理解。妥協遠比旗幟鮮明的對抗更為有益,即便雙方的妥協未能實現,社會也有一套迫使交易達到妥協的程序,比如按經濟法律解決。相比之下,動用傳媒的煽情、超經濟法律范圍的政治介入(如所謂的“聯合調查組”)等方式,都是不明智的。
我相信,法律專家、金融專家和富有正義感的公民都會在邏輯上、倫理上對本案有一套各自的分析和結論,而且彼此沖突,達成公意的機會并不多。這就是調解和法律仲裁存在的意義。
中國的經濟改革是一個對規范激烈調整的過程,這個規范必須在歷史背景下定義。計劃經濟的規范必然與市場經濟的規范有根本的沖突,而且,市場經濟初期的規范與發展中新的規范又常常互不相容。因此,用所謂的規范作為坐標來衡量企業乃至政府的行為經常是似是而非的大道理,在具體的案例中往往無所依據。我們的政府、局外人特別是傳媒動輒用規范的角度來高屋建瓴地討論實際層面的企業運作,往往用意高尚,但卻落實無著。國騰集團的案例也是同樣,參與爭執的雙方都希望在符合規范的平臺上討論問題,但卻采用了不同時期和不同角度的規范,而且都意志堅定地認為應按自己的理解規范對方。這種情形反反復復地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涌現,也同樣會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體現,事實上,在國際商業社會中也是司空見慣。
(作者系萬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標題為編者所加)
COVER STORY
何燕其人
不到五年時間,何燕就已身家過億。這究竟是怎樣一個女人?
低調——這是媒體的結論。海內外眾多媒體試圖揭開她的面紗,結果沒有人能走近她,《福布斯》將何燕推上富豪榜時,胡潤也無緣一見,最終還是以何然這個名字出現在榜上。
原則——這是莫曉宇的評價。莫曉宇,國騰集團執行總裁,何燕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他說,何燕的確是做大事的人,不管是誰,在原則面前,何燕都能拉下臉來。而莫曉宇則自認原則性不行,因為當過兵,江湖氣太重,“如果讓我去得罪一個朋友,我甚至可以離開國騰!蹦獣杂钚ρ裕J為和何燕相比,自己難成大事。
天才——這是何燕的前夫趙平原的評語。趙平原,國騰的創業元老,被人稱為技術天才,現在還是信息產業部“IC卡規劃七人小組”的成員,算得上業界權威人士。趙說自己年輕時無論在哪里都受人尊重,而惟獨何燕對自己不以為然,認為趙平原“年輕張揚”。而年輕氣盛的趙平原對此也只能接受,因為他認為何燕在商業和技術上都是天才。
嚴厲——這是國騰員工的評價。國騰總裁辦主任陳天輝說,何總太嚴厲了,這么多年,公司好像還沒有員工得到過她的表揚。
和《新財經》記者見面時,何燕很隨意地坐在對面,漫不經心地聽著提問,口中“嗯嗯”地應著,在有意無意間制造出距離感。不過,隨著采訪的深入,何燕慢慢放松,對記者談起做企業的感受,還有自己的生活。
或許是經常呆在國外,何燕總是以國際化眼光來看待中國民營企業。她說希望中國的民營企業家能夠快點發展起來,早日使國家強大,“長中華志氣,揚民族精神”也是國騰的企業文化內涵。這些話聽上去很空很虛,但何燕說得很實在。她說希望中國能夠有重現大唐盛世的一天,說這話時,何燕揚起臉望著窗外,悠然神往。對何燕的民族情結,莫曉宇笑稱“狹隘民族主義”。他給記者講了一個故事:有一次,一個日本人來國騰和何燕談生意,何燕故意遲到,讓那個日本人等了很久,后來談判時何燕的態度也非常輕慢,最終也沒有和那個日本人合作。何燕的民族情結也感染著國騰的其他員工。趙平原、崔予紅這些技術骨干回憶起當年研發IC卡自有技術的艱辛,均表示感覺就像在和美國人打仗。
何燕還認為做人應該寬容一些,“世界上沒有什么不可原諒的事”,何燕如此認為。所以,當國騰的員工帶著核心技術跳槽到其他公司,器重的手下另立山頭和自己對著干,甚至自己被中央紀委調查,何燕都一笑置之。對于宋克荒,何燕也不愿多談,當《新財經》記者提起這段無法回避的往事時,何燕以“宋先生”呼之,“我和宋先生已經有多年沒見面了。”語氣平靜得像提起一個與己無關的人。
對于財富的看法,何燕表示一個人的財富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其余的就是自我價值實現了。對于《福布斯》榜的排名,何燕表示那不代表自己,而是代表國騰的整個團隊,因為榜上的名字都不是自己,而是何然。雖然擁有了巨額財富,但何燕說自己的生活很簡單,“在英國看電影,停車還要花兩鎊錢,我就寧愿走路過去。如果不請客吃飯,在家吃方便面就夠了!逼綍r的衣著也很隨意,每次有國家領導人來國騰視察,都是臨時去買一套衣服,價格也不會太貴,一千元左右!度A盛頓郵報》曾經說何燕總是穿一身高級時裝,何燕大笑。
何燕喜歡飆車,工作緊張、心情不好時,女人一般會去逛街購物,何燕則喜歡自己一個人駕著自己的寶馬或林肯去飆車。還喜歡買電子類的新產品尤其是手機,大概共買了50多部手機,看見新的機型就有一種沖動,只要是電子類的新東西都愛買。何燕認為這是自己的弱點,自己人性方面的弱點。并笑言“這是不可原諒的行為”。
閑暇時喜歡讀書,何燕自認為由于工科出生,看不大懂文言書籍,最愛讀的是南懷瑾的書,《老子他說》等等,睡覺之前必須讀書。
如果以財富來判斷一個人所謂的成功,何燕無疑是一個成功的女人,而一個成功的女人總是免不了被流言侵襲,比如說和政府官員過往甚密之類。對于流言,何燕一笑置之。
何燕
我的財富屬于創業團隊
《新財經》:您以前從未接受過媒體的采訪,外界對您的感覺都很神秘。
何燕:從我們企業來講,產品不是大眾產品,客戶是行業用戶,而且我們不是上市公司,所以,不需要太多宣傳,我始終認為即使宣傳也要宣傳“國騰”,而不是我本人。另外,中國的企業及企業家都還處在一個待成熟的階段,多數企業處在成長期,國騰也是。我們的企業規模相對較小,也沒有什么值得宣傳。再說,國外的企業家也很少對自身宣傳,而更注重對企業形象的塑造,誰知道西門子的老板是誰,誰知道諾基亞的老板是誰,但企業照樣發展得很好。
《新財經》:這一次國騰被調查,想必您也承受很大的壓力,能不能談談您的感受?
何燕:美國、英國的企業有一兩百年歷史,照樣存在問題,而我們國家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才十多年的時間,法制體系及配套制度不完善,怎樣保護企業家的利益和人身安全,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問題。對我們正在成長的企業家階層和幼年的企業,大家更需要多一些愛心、關心和支持,讓我們更快地發展趕上他們。國外剛開始認同我們的企業家的時候,我們的企業家卻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人家會怎么想?人家會認為你這個地方投資不安全,對國家也不一定是好事。中國的企業家階層成長不起來,如何推動國家的經濟,國家如何發展?國外一直都關注著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這種經濟結構從某種意義上講代表了一個國家的經濟環境。至于壓力,對于處在“摸著石頭過河”時代要開拓前進的人和企業家,自然將面臨和承受種種壓力。值得欣慰的是,我們為國家創造了這么多財富和稅收,比起那些把國有資產揮霍一空的人要活得更有意義。
我相信一切都會慢慢好起來的,將來各種類型的企業都可以享受到國民待遇。如果我們再發展50年,將來人治的東西少了,大家可以踏踏實實按照規則去做事。
有些企業家的違規行為,我是不贊同的,但情況比較復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偉大歷史性轉變,這中間走過的幾個重要階段,比如放權讓利、商品經濟、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等等,本身就說明了這個發展過程是“摸著石頭過河”。在這個轉變過程中,經常出現政策滯后于現實經濟發展的情況,所以,看問題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我認為,人人都是向善的,誰不愿意做一個好人呢?誰愿意做一個壞人,整天背著罵名?但企業要發展,總要承擔一定的風險。
《新財經》:但是國內的確存在很多上市公司掏空國有資產、掏空股民的把戲。
何燕:這也是我們為什么早期一直不想上市的原因。我覺得不可以不對股民負責任,我們還沒有做好這種思想準備,F在雖然控股了一家上市公司,但我們也只是作為一個股東行使應有權利和履行應盡的義務。收購旭光股份之后,剛開始也是很有雄心,比如要做一些收購等等,后來考慮先把實業做好,再考慮其它發展。我們可以有很多融資渠道,在我看來,股市融資成本是最高的,因為要考慮股民投資回報。我們不能陷入某些上市公司的怪圈,一定要知道錢拿回來有什么用。否則是種負擔。
《新財經》:怎么看待您在《福布斯》榜上的財富?
何燕:對于《福布斯》,我是這么理解的——那不一定代表人們的真實財富。要說個人財富比我多的人就太多太多了,其依據只有《福布斯》才清楚;但是起碼表示世界在關心中國,關心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這是中國的希望。同時,企業家也將面臨更大的壓力和麻煩。對于我在《福布斯》榜上的財富,我認為那不是我個人的財富,而是我們整個創業團隊的財富。
《新財經》:您的員工都說您在商業上非常敏銳,請您談談您的用人之道?
何燕:我的用人原則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弊钕矚g用的人是渴望成長、勇于挑戰,同時又不自我膨脹的人。這么多年,我沒有開除過一個高層。
前幾年公司有一個高層,很年輕,做得很好,結果膨脹了,拉了我們公司的人出去開了一家自己的公司。他在出去之前來找我,我說,“你要盡快作出選擇,否則對公司也不好。出去之后,大家都成了老板,還有合作的機會。”但同時我還提醒他,“現在你所有客戶和你的人際關系實際上是和國騰的,不是和你自己的。我給你一年時間,你成功了,祝賀你;不成功,國騰的大門向你敞開!焙髞沓鋈ブ,他做得不好,后來回來了,我也給了他一個公司,結果他做得比以前更好。
后來我檢討這件事,當他覺得自己有能力做一個公司的時候,為什么我不給他一個公司呢?我覺得整件事情錯誤在我,因為當他有能力的時候,我沒有給他創造一個舞臺。我們作為高科技公司,科技人才是公司最寶貴的資源,公司只有為他們創造一個寬松的環境,對人才才有吸引力,才能開發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產品。我現在深深地感受到做人、做事、做企業,都應該具備一種包容的心態,這是成功的心理基礎。
《新財經》:外界傳言你們國騰一直有政府高官相助,您認為是這樣的嗎?
何燕:應該說企業有好項目,肯定都會得到政府領導的關注和支持。政府要發展經濟,增加稅收,還要解決下崗和就業問題。早期省市領導多次現場辦公,在股東們股權紛爭、董事會癱瘓、不擴股、不擔保的危機時期,也是省、市領導介紹企業界朋友,借款支持。國騰不僅承接了近1/3的市場建設份額,同時平抑進口產品的價格,為國家公話建設節省了幾億美元,國家領導人也多次到國騰視察,贊賞“國家騰飛,民族強盛”的愿望,并給予鼓勵和期望。這也許就是所謂的“高官相助”吧。政府官員關心民營企業的發展似乎并無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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