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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锫堅北京報道
關于日本經濟的討論，就和日本經濟本身一樣，讓人提不起興趣：老調重談的問題，遙遙無期的解決方案。經濟形勢十年不景氣，政府行動遲緩而猶豫。日本年長一代人普遍抱有“失落的十年”的情緒。
不過，日本經濟也并非一無是處。至少對中國年輕人來說，日本漫畫、偶像劇和時尚雜志刮起的旋風，恐怕比歐美風潮更加強勁。最近一年來，不少美國媒體開始關注日本文化產業的崛起。《Foreign Policy》去年曾發表一篇頗有影響力的文章，名為“日本的Gross National Cool”。而《時代》雜志的一篇封面文章也認為，日本正從一個產品制造大國，轉向一個“酷”文化輸出大國。
日本面貌的這種轉變，應該有更深刻的制度背景。在青木的眼里，日本正處于制度大轉變的時代，在政治或者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中發生著微妙但卻非常重要的變化。不過，由于制度的固有性質和既得利益的阻撓，轉型過程將是緩慢而潛移默化的。
日本的典型制度
“在理解各種各樣經濟現象的差異時，制度的因素很重要”。然而對“什么是制度Institution”，經濟學家們仍未能形成一致意見。
如果人類社會是一個“游戲體系”，相當于游戲規則的法律就是制度。但青木的觀點稍有不同，他的切入點是人們對于游戲規則的“共有觀念”shared belief，亦即，制度是源自人們共有觀念從而具有自我約束功能的政治經濟規則。
從制度變遷的過程可以看出兩種定義的差別。青木指出，如果認為制度僅僅意味著法律，那么只要通過更改法律就可以改變制度。實際的情況是，在蘇聯共產黨政權下臺之后，俄羅斯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IMF及世界銀行等組織向莫斯科派遣了許多專家，敦促引進美國式的法律制度，結果并未達到預期效果。這個例子說明，單靠改變法律制度無法改變人們對游戲規則的觀念。
在青木看來，日本的終身雇用制、主銀行制main bank system、企業集團制、官僚多元主義(bureaupluralism)等制度是人們對某些結果的預期，而不僅僅是法律的規定。以終身雇用為例，大學生畢業后進入大公司工作，只要沒有大的意外，這種雇用關系將持續到此人退休為止，勞資雙方都對此認同。這種思維定式規范了雇用者和勞動者的行為，日本人認為突然的、隨意的解雇是不正當的。表面上，法院將終身雇用制認為合法，實際上這只是對人們的一般認識的事后承認。同樣，主銀行制度雖然沒有合同規定，但人們一般都認為，在企業業績惡化時會得到某個銀行的救濟。
日本另一項重要的制度是被青木稱為“官僚多元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因為有終身雇用這個一般觀念，人們將個人利益與組織利益等同。各行業形成的組織團體阻止其他利益集團和新的市場參加者進入，以免損害他們的既得利益。這樣的行業團體和有關政府部門之間形成互相幫助的關系，進而發展為“博弈”理論中所說的“勾結”關系。例如，1980年代前期，由于大藏省銀行局同銀行業、證券局同證券業之間的勾結關系相互制衡，使得旨在消除銀行與證券業界線的金融改革未能實現。
行業團體、主管部門和族議員三位一體的關系，其歷史根源在于經濟高速增長期以前的所謂“鐵三角”關系，即財界、官僚、政治家的精英分子之間所形成的排他性的勾結性結構，而在議會制度的模式之下逐漸演變成綜合性的多元主義形式。
制度變遷中的外力沖擊
青木所言的制度變遷或轉型，并非僅是政策變化，而是根本性的制度變化。“制度”這一概念，是指各種經濟和社會因素之間的互動(博弈)的規則、結果，以及游戲參與者之間的相互影響和戰略。
在制度變遷過程中，體系受到技術的、國際的、人口的沖擊等等，產生一些均衡，在此過程中有各種參與者，政府也是其中之一。參與者在變遷過程中會有不同的表現，有的試圖創新，有的則試圖維持現狀。日本現在的狀況就是如此：一方面，新的一代努力在社會中實現他們的行事方式和目標；另一方面，舊有勢力盡力維護自己的影響。兩種力量在激烈競爭，目前還看不出哪一方將取得勝利。
在青木的研究中，對日本制度變遷發生影響有三個重要的沖擊。
首先是信息技術革命的沖擊。
對日本經濟來說，信息革命最重要的含意是對以封閉性組織為核心的、迄今為止的官僚制模式的挑戰。通過信息革命，人們能夠跨越原有的界限相互交換信息。美國經濟巧妙地讓產業結構順應了信息技術的發展，產生了硅谷現象，而日本經濟一直依靠組織內部官僚制精密細分的信息共享來提高競爭力，由此受到了莫大的打擊。
其次是跨國界的沖擊。
尤其是中國工業實力的崛起，威脅到日本在某些產業的競爭力。
第三個沖擊是人口狀況的變化。
日本目前勞動力還有增長，但長期來看勞動人口是縮減的：2005年勞動人口將達到最高點，此后將以年均0.5%的速度下降，這將使年均GDP的增長率降低0.3%。
信息革命
具體而言，信息技術革命產生哪些影響呢？
(上接B1版)青木認為，由于統計方面的一些誤差，其實日本的一些宏觀數據被低估了。
就軟件而言，捆綁式的軟件和公司內部生產的軟件價值在日本不列入GDP統計，而在美國，這些價值是被列入的。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的元橋和哈佛大學的喬根森(Dell Jogeson)教授發現，在整個1990年代，日本的投資被低估1%，GDP增長被低估0.7%。就IT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而言，日本和美國相差無幾。
青木認為，實際上造成日美經濟績效差異的主要原因是勞動力投入，差異不光是數量而且是質量上的不同。
信息技術的第二個重要影響是模塊化概念，青木對此非常推崇。在他看來，模塊化對于理解當今科技的特性，尤其是硅谷模式有很重要的意義。簡單理解，筆記本電腦由許多模塊組成，如應用軟件、操作系統、內存和芯片等。模塊化對理解生產制造的復雜性非常重要，比如IBM／360型電腦，由三個天才通過中央集權的方式設計出來。此后離開IBM公司的技術人員開始獨立進行研究開發，改進與設計規則相協調的各種周邊機器。由于每一模塊都可獨立于其他模塊單獨進行改進和改良，提升其技術，人們可以選擇最佳的模塊，系統創新通過這種方式漸進得以實現。硅谷有很多小企業，它們并不去攻克很復雜的技術，而是充當某種模塊的作用。
實際上，從傳統的生產制造模式到模塊化生產方式的變化非常深刻。日本許多大企業，如東芝、索尼，整個產品體系都在企業內部完成。而模塊化生產則不同，這種生產方式由許多小企業選擇一個模塊，集中進行改良和改進，提升其性能和質量。那么，是傳統方式好還是模塊好？青木認為答案取決于具體行業和具體技術。
青木特別提到正在崛起的軟產業，即動畫、漫畫、圖像、美食、娛樂、時裝、廣告……在以往，鋼鐵是日本對美出口的大宗商品。但是，日本去年對美國文化產品的出口額為鋼鐵出口的5倍，在過去10年內翻了三倍，達125億美元。而同期制造業對美出口僅增長了20%。日本現在軟產業的生產規模達到1300億美元，超過日本汽車業的生產規模。
如《時代》雜志所言，新一代的追求已由國民生產總值GNP轉向GNC(Cool——酷)。這些文化產品的生產者主要是中小企業和年輕人，而另一方面，舊有的生產方式仍在與之競爭，如汽車產業，如用傳統方式生產電訊產品的NTT。這體現了制度的惰性和慣性。
制度困境與變遷方向
青木昌彥一直持這樣一種觀點：不同制度之間存在互補性。在各種社會經濟領域里具有實效的游戲規則，即人們所共享的觀念，反映了各個領域里產生的平衡狀態。正因為如此，如果自己的行為偏離了這個規則，對每個經濟主體來說都沒有好處。而且在一個社會領域里產生的平衡與在其他領域里產生的平衡處于一種相互補充的關系。這被青木稱為“制度的互補性”。
在整體上改變制度很難，它是一個改變人們長期以來習以為常的觀念或稱之為游戲規則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首先，你必須對原有的觀念進行質疑，在此基礎上開始摸索新的規則，而且新規則并非在一夜之間就能夠找到，它形成于民間、政府和議會三方面的戰略性相互作用之下。
日本的各種制度相互之間的聯系非常緊密，因此制度的轉變會更加困難。但青木看到，目前日本的制度出現了一些松動，如主銀行制度受到了很大侵蝕，正在走下坡路，因為更好的融資方式出現了，如公司內部融資、海外上市、風險投資。
此外，日本一些公司將制造中心向海外轉移，比如向中國轉移。這樣，原來的一些制度約束因素不再那么的強大。經濟全球化、IT產業發展都對此產生了影響。另外，金融財務制度和勞動力市場制度等方面都產生了重大變化。
當然，日本的民族國家形式仍然沒有變化。青木對日本政治制度的界定是官僚多元主義：利益集團、政客和官僚機構三方之間的共謀。青木之所以稱之為多元主義，因為它包含了不同利益集團的代表。
但是，目前利益集團出現了弱化的情況。雖然自民黨仍努力維護這一體制，但年輕人已覺得這難以代表他們的利益，對此不感興趣。小泉沒有堅實的政治基礎，但卻受到歡迎。這是因為他和他的黨都宣稱結構改革，要求弱化原有的利益集團的結構，或者摧毀原有結構。
青木認為，日本的確需要一個劇烈的改革，因為日本政府債務已經達到7萬億美元，大約相當于GDP的150%。如果政府繼續赤字財政，利息支付額像目前這樣不斷上升，將難以為繼。需要采取的措施包括減少政府開支、擴大稅基等等，但這些措施受到了利益集團的反對，如農民、二戰老兵等等。這種狀況繼續下去，赤字財政的成本肯定要由下一代承擔，因此有接近40%的年輕人開始拒絕繳納社會保險金。財政支付的潛在問題將造成跨代間的沖突。
日本正在經歷一次重大的制度變遷。日本的方向是英美制度、修正的官僚多元主義模式，還是要走向另一種體制？它允許多樣化的組織模式和參與者之間的競爭呢？對此日本人還不太清楚。所以必須反復實驗，不斷摸索。青木認為日本的政治制度要不斷改變、適應新的情況。在未來十年里，政府制度很可能出現較大的變化。
日本制度轉型正在進行，是一種漸進的方式，而且轉型的方向也不是特別明確。這一過程有可能將要花費一代人的時間。
編者按
在一般人的眼里，過去十年日本經濟經歷了讓人失望的蕭條期，這種蕭條正逐步蠶食著日本戰后高速增長所積累的國民財富和人們對日本經濟的信心。那么，日本是一個根本變不了、許多矛盾糾纏在一起的社會呢？還是一個處在轉型之中的國家？像青木昌彥這樣對日本經濟持樂觀態度的人并不多，通過比較制度分析，這位在新制度經濟學領域頗有建樹的學者認為，日本在過去十年的低潮期里，涌動著導致奇跡再次出現的力量，在經濟轉型中這些力量將改變整個日本經濟的地貌。
為什么要關注比較制度分析、關注轉型？在1970年代，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以及一些前社會主義國家開始改革。改革基本上有兩種路徑，一種是中國式的漸進式、雙軌制的模式；一種是東歐式的休克式。在當時的國際學術界，漸進式的雙軌制遭到大多數人的鄙夷，認為中國所選擇的是一條比計劃經濟更為糟糕的路徑。20年之后，事實證明按照休克療法(華盛頓共識)的改革沒有取得成功，采用這種療法的國家經歷了“失去的二十年”(the lost decades)。理論與事實的巨大差異，讓我們不得不再次審視制度分析，這樣的背離是由于沒有把制度作為一個內生因素來分析。
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的作用遠遠超過它的發源地，因為中國正處在轉型的關鍵時期。中信出版社《比較》編輯室邀請了斯坦福大學經濟系的教授、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所長青木昌彥來華，他從比較制度分析的理論框架，描述了他所理解的日本政治經濟制度。在中國經歷制度轉型的考驗時，青木對日本制度轉型的分析也許對我們會有一些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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