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浙江省給非公企業排出前百名。魯冠球、徐文榮、王均瑤……觀其履歷，人們發現，

　　　百強里的老板竟有90%出身“寒微”。盡管“英雄莫問出處”，但人們仍難免好奇，為什么———

　　人物名　出身 企業名 2002年銷售額或營業收入

　　魯冠球 打鐵匠 萬向集團公司　118億元

　　徐文榮 農民　橫店集團　　　94億元

　　南存輝 修鞋匠 正泰集團　　　81億元

　　吳鷹 教師　UT斯達康公司 71億元

　　胡成中 裁縫　德力西集團　　71億元

　　樓明 軍人　廣廈建設集團　70億元

　　李如成 農民　雅戈爾集團　　69億元

　　鄭元豹 工人　人民電器集團　62億元

　　鄭堅江 修理工 寧波三星集團　54億元

　　汪力成 臨時工 華立集團　　36億元

　　無須過多羅列，因為后面的90位企業家，不是農民就是彈棉花的，不是裁縫就是修理匠。在浙江，90%的民企精英出身非常低微，創業初期的文憑大多是初高中文化。不少經濟學家把浙江現象比喻為“草根”經濟，“一有土壤就發芽，一有陽光就燦爛”。

　　始于窮而思變

　　第一桶金里裝滿了血汗

　　咬牙拔出錐子，用片破紙包上傷口，南存輝含淚為客人補好鞋。

　　回憶充滿艱辛與磨難的少年時代，他說：“修鞋那陣子，我每天賺的錢都比同行多，就憑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點，質量可靠一點。”

　　剛剛高中畢業的義烏女青年周曉光帶著母親一句話：“會做的不如會算的。”上東北挑著貨郎擔賣繡花樣去了。那是1978年，她17歲，家里有5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全家十口人，任憑母親怎樣“會算”，要圖個溫飽也是困難。于是，她步行了6個多小時的山路來到義烏火車站，平生第一次坐上火車去闖世界了。事隔多年后，周曉光坐飛機從地球的這端到那端，猶如家常便飯，但回憶起當年坐火車時的心情，依然激動不已。

　　憑著勇氣和自信，她用母親借的幾十元當本錢，做起了“跑碼頭”生意。一個女孩子出門自然比男孩子困難得多，擠火車，趕汽車，為了不耽誤時間，經常是白天擺地攤做生意，晚上坐車趕路。就這樣，六年間周曉光跑遍了大半個中國。當時，她只拿著一本中國地圖，沿著公路、鐵路往前走，心里只有一個念頭：為了能使家里人過上好生活。

　　六年闖世界的結果，周曉光賺了2萬元，掘回了第一桶金。1985年，周曉光嫁給了同樣賣繡花樣的東陽人虞云新。丈夫到廣東進貨，她在義烏練攤。以后的故事就極為平常了：幾年下來，他們在義烏最好的住宅小區買下了新房，在市中心朝陽門買下了店鋪。1995年7月，夫妻倆毅然拿出700萬元投資辦飾品廠，這是義烏市較早的飾品生產廠。幾年時間，這家飾品廠以連續翻番的速度發展，并在全國建立了自己的產品銷售網絡。現在，周曉光有了上億元資產，成為中國飾品行業的“大姐大”。

　　和“飾品大王”周曉光一樣，浙商的“第一桶金”不少是靠艱辛的血汗掙來的。同樣是在1978年，一個寒冷的冬日，一位輟學后走街串巷為人補鞋的溫州少年，稍不留神，補鞋的錐子深深地扎入手指中，鮮血頓時涌出。他咬牙拔出錐子，用片破紙包上傷口，含淚為客人補好鞋。

　　這位修鞋匠后來成為遠近聞名的億萬富豪，他就是正泰集團總裁南存輝。回憶自己充滿艱辛與磨難的少年時代，南存輝說：“修鞋那陣子，我每天賺的錢都比同行多，就憑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點，質量可靠一點。”1984年，南存輝與剛剛20出頭的裁縫胡成中合伙，在一個破屋子里建起了一個作坊式的“求精”開關廠。后來這家廠一分為二，一個是正泰集團，一個就是今天胡成中麾下的德力西集團。

　　相比起改革開放初期創業的周曉光、南存輝等人，當47歲的宗慶后1987年還在拉著“黃魚車”奔走在杭州街頭推銷冰棒的時候，他怎么也不會想到，10多年之后，由他一手締造的娃哈哈集團會成為中國最大的飲料企業。去年娃哈哈集團銷售收入88億元、凈利潤達到12億元。而他的創業也很簡單：從賣冰棍起步，靠一種兒童營養液迅速走紅。談及自己的創業經驗，宗慶后的回答很樸素：“創業靠的就是感覺，我可能感覺比較準確吧。”

　　成于冒險創新

　　沒有靠山更要發奮成功

　　無意中說了句汽車太慢了，一位老鄉開玩笑話挖苦：“飛機快，你坐飛機回去好了。”

　　“我為什么不能包飛機呢？”靈感一閃念，王均瑤就這樣叩開了湖南省民航局的大門。

　　近年來，國內外不少專家學者嘗試解讀浙商的財富“密碼”：沒有靠山，沒有資金支持，全靠白手起家，節儉、勤勞、精于算計，等等。

　　以魯冠球為例，他的身份演進過程是這樣的：先做農民，后做打鐵匠。1969年，他受寧圍公社領導邀請，擔任寧圍公社農機修配廠負責人。10年時間靠作坊式生產，拾遺補缺，生產犁刀、鐵耙、萬向節、失蠟鑄鋼等五花八門的產品，有了最初的原始積累。1979年，魯冠球調整戰略，放棄次要產品，集中力量專業化生產汽車萬向節。1983年，他承包了萬向節廠。1988年，他以1500萬元向寧圍鎮政府買斷了萬向節廠的股權，組建了當時還頗受爭議的私營企業，1990年萬向集團公司成立。1993年11月，“萬向錢潮”股票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2000年至2001年間，魯冠球又一口氣吃下了3家上市公司。就這樣，魯冠球在中國證券市場悄然構筑了一個“萬向系”。這個證券市場上的“萬向系”不僅僅只在中國扎根，魯冠球還在逐步推行他的全球戰略。1997年8月，萬向集團的萬向節正式敲開了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大門，成為向通用汽車公司供應產品的第一家中國內地企業。2001年8月，魯冠球又成功完成對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公司UAI的收購，開創了中國鄉鎮企業收購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有研究者認為，魯冠球這樣的農民成為一個大型企業集團的老板，花了20多年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盡管身份不斷變化，但有一個關鍵性的因素卻貫穿至今，即掌握稀缺資源的能力。雖然在不同的時期，稀缺資源的內涵各有不同。

　　其實，除了上述“秘密”外，勇敢的冒險精神和創新精神，也是浙商創富的“基因”。　如果給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取一個綽號，相信不少人會奉送給他“冒險王”的稱號：從偷偷摸摸搞摩托，到“未婚先孕”搞轎車，到搞足球被別人玩了狀告中國足協，在某些人看來，簡直是有點“肆無忌憚”，“不知道自己是誰”。

　　最令人驚奇的是，這位“中國民營轎車第一人”的拳打腳踢每一次竟然都成功了。摩托牌照早就拿到不說了，汽車牌照在2001年底竟然也讓他拿到了。搞足球被人涮了一把后，惱了，鬧了，先是把中國足協告上法庭，未果，后又和綠城隊的老板宋衛平一起把黑哨給掀了出來。有人因此得出結論：李書福的生存空間正是他膽大包天拳打腳踢出來的，正是因為他比別人膽大，他才能搶先一步，搶得競爭先機，才能一步步地做大，當然他爭取的本來就是合理的東西，而那些不合理的制度障礙本身也正在逐步冰釋瓦解之中。

　　然而，要論“膽大包天”，恐怕最為恰當的人選是溫州商人王均瑤：一個16歲輟學的青年，最后成為讓資本“飛”上藍天的企業家。

　　1991年，一句玩笑改變了王均瑤的生活。

　　那時他只是一個在湖南長沙討生活的溫州小商人。那年春節前，他和一幫溫州朋友從湖南包“大巴”回家過年。在翻山越嶺1200公里的漫長

　　路程中，他無意中說了句汽車太慢了，一位老鄉開玩笑話挖苦：“飛機快，你坐飛機回去好了。”　“我為什么不能包飛機呢？”靈感一閃念，王均瑤就這樣叩開了湖南省民航局的大門。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王均瑤居然把飛機包成了。這是1991年7月28日。25歲的王均瑤首開中國民航史私人包機的先河，承包了長沙至溫州的航線。就連美國《紐約時報》記者也預測，王均瑤的膽識和魄力，將引發中國民營經濟的騰飛。

　　“包飛機”包出的第一桶金，王均瑤投在了奶業。他判斷：“中國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一個白酒年消費量超過牛奶的國家，年人均喝奶不足7公斤。富起來的中國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愛喝奶。”1994年，均瑤乳品公司成立。今天，更多普通百姓是通過超市里的“均瑤”牌牛奶，和這個溫州商人建立了聯系。

　　1998年，他在家鄉溫州以平均每輛70萬元拍得了上百輛出租車的經營權。他的賬是這么算的：讓每個到溫州的人總能先見到“均瑤”。滿地跑的是“均瑤”的品牌，就是一筆巨大的無形資產。但到了2001年，王均瑤卻以平均每輛80萬元價格拍賣了百輛溫州出租車經營權。因為王均瑤明確了發展主業：航空＋乳業。

　　當溫州全城人都知道王均瑤是誰的時候，他卻在上海買地蓋樓，把總部搬到了這里。當他35歲的時候，他又成為“民營資本進入航空業第一人”：在新誕生的中國東方航空武漢有限責任公司里，有著均瑤集團18%的股份，這是國內首家民營企業參股國有航空運輸業。

　　苦于知識不足

　　渴望在學習中創新發展

　　節儉、不愿露富、重視學習，學習的方式更多是觀察別人的言行而不是在課堂。

　　汪力成想退休后再去讀一個社會學博士，好好研究一下宗教與文化，以及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系。

　　當然，浙商們已經嘗夠了沒有文化之苦。當年輟學的王均瑤如今有了個大專文憑，但他還沒夠，還在學MBA。他以為，不一定要拿文憑，但至少要學好英語。“每周都要與國際經濟界的朋友交流，本來我表達的內容很多，但翻譯一兩句就說完了。我要親自說……”萬向集團的魯冠球一般不陪客吃飯，不在外過夜，擠出時間都用來學習，他每天從晚上7時到12時看書看報，看電視新聞，就是外出開會也要基本做到。因此，只讀過初中的魯冠球，已有60多篇論文在《人民日報》、《求是》、《光明日報》、《經濟日報》等發表，成為一個出口成章并著書立論、能寫會說的“農民理論家”。

　　記者注意到，浙商中還有一些共同的特質給人印象深刻：節儉、不愿露富、重視學習，而學習的方式更多是觀察別人的言行而不是在課堂。

　　浙江001電子集團的董事長項青松手上仍然戴著3年前買的一只舊手表，而這只表買來的時候才68元，自己身上穿的衣服也不過是幾十塊錢買來的。飛躍集團董事長邱繼寶一家人至今仍然住在公司的倉庫里，他認為：“年輕時為了賺錢糊口，我用自行車送客，還去東北三省淘過金，補了三年鞋。而現在錢對于我來說只是一個符號，沒有其他意義。我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希望能早日把飛躍建成世界級優秀縫紉機制造企業，真正打響‘中國制造’，所以根本沒空去想什么物質享受。如果我一個人出差，沒什么活動，一天六七塊錢就可以解決問題。吃飯是為了填飽肚子，睡覺是為了補充精力。在這點上，窮人富人都一樣。我現在吃飯照樣和員工一起在食堂里排隊，職工要為我開小灶，我不干。很多人不理解我們一家為什么還住在公司的倉庫里，其實人睡下去無非就是一張床。”華立集團董事長汪力成如今已擁有了杭州大學管理哲學碩士的文憑，可他仍然不滿足。他的設想是退休后再去讀一個社會學博士，好好研究一下宗教與文化，以及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系。

　　知識經濟時代，不少當初創業的浙江“草莽英雄”，由于年齡、知識等原因，已經或正在悄悄地將企業指揮棒遞給自己的下一代。比如蘇泊爾炊具公司的帥印已經移交給浙大生物系畢業的少帥蘇顯澤；橫店集團總裁徐文榮曾留學日本的公子已經擔任了公司總經理一職，等等。而最近幾年來嶄露頭角的浙江創富精英，絕大多數本身就是學界驕子。

　　□特約撰稿　崔礪金

　　作者:崔礪金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