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出意外，李的審計生涯足足可達23年，這種人生履歷在現任部級干部中實為罕見

　　文/本刊記者杜亮

　　在國務院的部級干部中，能左右公眾注意力的官員并不在少數，但是以10多年來做一項工作而引起媒體垂注的官員可能少之又少。李金華應該算是其中一位。2003年3月，在十屆 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60歲的李金華經溫家寶總理提名連任國家審計署審計長。翻開李的簡歷，可以發現，從1985年起，李金華便進入審計署——從副審計長一直做到審計長。按照中央關于正部級干部任職的規定，李金華正好還可以干滿一屆，到65歲“光榮退休”。如果不出意外，李的審計生涯足足可達23年。這種人生履歷在現任部級干部中實為罕見。

　　連任當然不是李金華受關注的理由。6月25日，李金華以一份提交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審計報告一時成為“焦點人物”。盡管李金華本人認為報告“與往年并無本質上的區別”。但是其中所披露的“建行”、“農發行”違法違規問題依然引致媒體“爆炒”：“審計暴雨將至”、“措辭之激烈前所未有”等評論一時鋪天蓋地。

　　如果說審計署和李金華僅僅因為一份報告“一夜成名”可能有失偏頗。曾任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財經委副主任委員的姚振炎表示，“委員們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審計工作這幾年一直在加強。審計署的同志敢于揭露問題，工作很努力。”盡管可能出于“避諱”的考慮，人們對于李金華個人評價顯得相當慎重。就連李金華本人也正告與其關系甚密的朋友，“要談他的情況必須經過他本人‘批準’”。但是通過記者的追訪，李金華隱約可見的人生脈絡依然逐漸浮現眼前。

　　曾是最年輕的副部級干部

　　“盡管他在電視上很直率，但是說話是有分寸的。他對自己約束的比較嚴。”有李金華的同學如是評價。搞審計是一個得罪人的差使。也許正是具備了這種素質，李金華似乎注定就與審計有緣。

　　1962年，19歲的李金華考入中央財政金融學院金融系。當時金融系有兩個班，李金華被分在1班。“李是他們班的干部。”中財金融62—2班的一位同學回憶說。“他給人的總體印象是：不論學習還是工作都比較認真，顯得比其他同學成熟。”

　　這位同學還提到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就是“1班和2班的‘性格’差異比較明顯：1班持重，而2班活躍。”

　　在當年中財62級以及上下級的同學，除了李金華外，還有兩人活躍在當今中國政壇：一個是現任財政部部長、曾任國稅總局局長的金人慶(財政系)；另一個是現任天津市市長、曾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戴相龍(63級會計系)。與金、戴二人的同學關系，李金華也曾對媒體提及。

　　與很多部級干部比，李金華的從政經歷相對簡單。在到審計署工作前，幾乎一直在學校和企業工作。

　　1966年，李金華大學畢業，被分配到西北財經學院(陜西財經學院前身，現已并入西安交通大學)當教員。1971年，李告別古城西安，來到了原航空部572廠(現為中國航空第二集團的成員企業)工作。572廠位于秦巴山區腹地的陜西漢中—這里至今仍是中國軍工企業云集的地方。李從會計員干起，直到1982年，被任命為572廠廠長。1983年—1985年4月，李被選送到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其后，李重返西安，被任命為陜西省經貿廳廳長，正式開始從政生涯。但這個時間只持續了短短3個月。1985年9月，李進京受命擔任國家審計署副審計長，時年42歲，是“當時最年輕的副部級干部”。

　　在擔任副審計長期間，李金華的政績多為外界所不知。回顧起來，李在1988年參與的打擊“官倒”、整頓“五大公司”(中信、光大、康華、工商、農信)可能是最有影響的事件。當時，根據中央指示，審計署兵分5路，李擔任了其中一個小組的組長。1988年12月，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曾經聽取了呂培儉(當時的審計長)和李金華的工作匯報。

　　糧食系統審計開整肅風暴先河

　　有人曾經把李金華和戴相龍做比較，發現這兩個上下屆的同學在大部分的職業生涯中都“背叛”了自己原來的專業：李是學金融的，但是后來搞了審計；戴是學會計的，多數時間卻在銀行界做事。職業上的交叉似乎不能排除性格因素的左右。“我的心比較‘狠’，手段比較‘鐵’。”作為中央財經大學的校友，學校曾經請李金華回去講課，但他回來就組織人馬審計母校，“因為講課過程中發現了不少問題。”足見其鐵的一面。

　　1998年，李金華接替郭振乾出任審計署審計長，開始全面負責審計工作。按照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審計署作為國務院的組成機構，直接對總理負責。

　　在被外電形容為“鐵面總理”的朱镕基領導下，審計署和李金華的壓力自然不小。

　　1998年5月，李金華上任不久，國家審計署便受命聯合財政部等八個部門對全國糧食系統開展了一次大規模的專項審計行動，目標直指“騙取國家補貼、貪污挪用公款”等違法犯罪行為。從5月到9月，共審計了30850個糧食企業、2499個農發行分支機構、2681個糧食主管部門和2594個財政部門。審計機關有5萬多人參與，成為審計署成立以來規模最大、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審計行動。根據1999年披露的審計報告，在1992年以來糧食企業新增的2025億元財務掛賬中，非正常損失達559億元。

　　糧食清查行動過后，國務院對農發行制定了糧食資金“封閉運行”的鐵律，以防止國家政策性貸款的“跑冒滴漏”。在今年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做的審計工作報告中，審計署對于農發行私設“小金庫”的歷史遺留問題依然“不依不饒”，嚴厲指出了“8.1億元曾被挪用投入股市，涉嫌重大經濟犯罪”的問題。有委員評價稱，審計署這5年工作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不僅揭露問題，而且是對于出現問題的單位采取持續關注、持續審計的辦法，以使問題得到徹底的解決。”

　　“多年來最好的一個審計報告”

　　據考證，審計署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匯報工作從1985年就開始了，但是在最初，審計是“圍繞增產節約和增收節支”進行的，而且鑒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審計主要是針對地方財政和企業，基本上是“審下不審上”。

　　1995年，根據當年頒布的《審計法》，審計署開始審中央財政預算的執行情況。“審計機關審財政部，這在當時是一個了不起的轉變。”原審計署審計長郭振乾回憶說，“1996年首次向人大常委會匯報中央預算執行情況后，國外媒體的評價相當高。”那一年的審計報告披露了財政部、外經貿部等43個中央部門的預算執行情況以及對海關總署、國稅總局的審計情況。

　　對于今年的審計工作報告，盡管媒體有諸多美譽，但實際上是審計署的工作真正引起“轟動效應”還是源自1999年的報告。

　　1999年6月26日，當李金華向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完《關于1998年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審計情況》的報告后，“掌聲四起”。全國人大新聞局的一位同志回憶說，“常委會上的報告引起這么大反響是極其罕見的。”當時，《中國經濟時報》在事后援引部分委員的話用了“多年來最好的一個審計報告”的評價。匯報前，朱镕基向審計署批示：“這次要把問題如實向人大常委會報告，向人民反映。”因此這次報告一反往年談問題時“溫和”、“籠統”的措辭，對于中央預算執行和各地各部門存在的具體問題進行了直接的披露，諸如“水利部弄虛作假、動用財政資金辦公司、建樓堂管所；天津薊縣國稅局虛開增值稅發票，截流和侵吞國家稅款；原煤炭部社保局隱匿地方上繳的社保資金947萬元，并將其中610萬元長期借給私營企業”等等。

　　接下來的討論中，委員們頻頻使用“觸目驚醒心”、“難以置信”、“膽大妄為”的字眼。特別是對于報告披露的水利部存在的種種問題，委員們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虞云耀委員稱，“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也反映問題，但是鏡頭往往對準基層，而今天的審計報告對準了國務院的某些掌握權力的部門，敢于向人大反映。”

　　常委會之后，為了有利于監督中央預算執行情況，高層決定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設置“預算工作委員會”，由剛剛從審計署卸任的郭振乾擔任主任。

　　“以后的報告都不及這一次有影響，特別是近兩年的報告，沒有給人留下太深的印象。”姚振炎認為。

　　未來5年

　　7月4日。審計署按照慣例對外公布了今后的“五年規劃”。根據這個規劃，審計工作將以中央預算執行為重點，實現以收支審計并重向以支出審計為主轉變；同時在繼續堅持以真實性為基礎的前提下，積極開展效益審計，促進提高財政資金的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有媒體稱，“效益審計”被前所未有的高調提出，許多民間聲音認為這是一次“審計變法”。而從審計的領域看，“財政審計仍是第一重點”。“去年中央財政支出大約是13000億，其中7000億在中央本級安排，其他的6000億由中央向地方轉移。我們就是要審清這些錢用的到底怎么樣。”李金華稱。

　　“審計就是國家財產的‘看門狗’。”在解釋審計的職能時，李金華喜歡用這么一個通俗而形象的說法。

　　未來五年，李金華將如何續寫自己的“審計人生”？“審計暴雨”會不會持續？也許這次報告可以視為又一個新的開端。

　　李金華簡歷：1943年7月生于江蘇如東，1965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央財政金融學院金融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1966年9月參加工作，任西北財經學院教員。1971年起歷任航空工業部572廠會計員、財務組長、車間黨支部專職副書記、廠政治部副主任，廠黨委副書記，1982年任航空工業部572廠廠長、中共陜西省委委員。1985年5月至8月任陜西省經濟貿易廳廳長、黨組書記。1985年至1998年任審計署副審計長。1998年3月任審計署審計長、黨組書記。中共第十四屆中紀委委員、第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委員。

　　附文1：李金華全面負責審計署后，接連查處數宗大要案

　　1998年，全面清查糧食系統違規違紀問題。立案2268起，1302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172人被追究刑事責任；

　　1998年，審計華夏證券、國泰證券、南方證券等88家券商。查出君安證券原董事長張國慶等人虛假投資、轉移賬外利潤5.25億元的違法犯罪事實。

　　1998年~1999年，會同最高人民檢察院等部門查處“大慶聯誼”董事長等人私分500萬內部職工股，貪污行賄的問題；

　　1999年，審計三峽移民資金和移民建鎮資金，擠占挪用現象嚴重。其中重慶豐都市國土局原局長黃發祥共貪污移民資金1556萬元。黃后被以貪污罪判處死刑。

　　2000年，審計16個省市自治區1999年國債重點建設項目資金的使用情況。發現一些地方和單位挪用國債資金4.77億元。

　　2001年，審計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查出嚴重違法違規和涉嫌經濟犯罪案件線索54件。涉案金額27.9億元；

　　2002年，審計12戶中央管理的骨干企業。查出原中國電子進出口總公司總經理歐陽忠謀等人違規為兩家公司提供進口貨物信用證擔保，由銀行向境外墊付的信用證本金和利息7.16億元全部損失；

　　2002年，審查中國建設銀行2001年資產負債損益情況。查出廣州地區8家支行在提供樓宇按揭時，發生10億元虛假按揭；

　　2002年，查出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委托某公司購買固定資產，有8.1億元被用于投資股市，所獲收益去向不明。

　　(以上為本刊根據歷年審計報告及相關報道整理)

　　附文2：“立法型”模式叩門審計體制醞釀“巨變”

　　文/本刊記者杜亮

　　自1983年以來實行的審計機關對國務院負責的體制有可能在今后的幾年中發生重大的變化。《中國企業家》雜志記者獲悉，一個關于涉及未來審計體制改革的研究報告已經提交給有關部門。而其核心內容就是圍繞“審計機關對誰負責”的問題展開。

　　“目前，中國的審計體制與大多數國家的不同。我們的審計署是國務院組成機構，對總理負責，而國外的審計機構是對議會負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葉青向記者表示。這種體制的弊端是“由同級政府審計部門來審計政府本身，很難做到客觀公正。”對于審計結果公布的程度和如何查處帶有較強的人為因素。“很多時候，人大得到的是挑選后的結果”。即使對于外界反映比較好的審計報告，在人大內部也有為此，“褒貶不一”。其根本問題在于人大本身沒有審計機構，雖然在1999年建立了“預算工委”，但也只能依靠政府審計機關的審計結果來監督預算執行情況，這樣勢必影響人大預算監督的全面性和權威性。

　　今年兩會，作為新當選的人大代表，葉青聯合33名代表提出建議，“使人大由現在的直屬政府，改為隸屬人大。”而1982年的〈憲法〉規定的是“由國務院設立審計機關”。“原本是要就此提議案的，但是后來發現要改這個體制，必須先提修憲動議。而按照規定，修憲議案至少需要500人具名。由于是第一次參加人大經驗不足，所以就改為建議。”但葉青表示，明年他會爭取更多代表的支持。

　　據葉青稱，以前還從來沒有人提出過相關議案。而現在適值政府剛剛換屆，修憲的呼聲較為強烈，對于審計體制的改革也是一個契機。

　　探討建立“立法型”審計體制在以前一直是個“禁區”。而據記者了解，從去年底開始，“禁區”開始被悄悄打破。去年12月，有關政府主管部門在北京組織了一個小范圍的內部研討，主題就是如何改革現行的審計體制。今年，審計署更組織了幾個省的審計機關進一步研究審計體制改革。“報告已經形成，交上去了。”

　　“這項改革絕不單是審計機關的事，還牽扯到建立公共財政體制乃至更深層次的問題。因此需要一個縝密而有前瞻性的安排。”有關人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