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浙商，浙商是誰？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同這樣一個觀點：位于中國東南沿海的浙江商人是當今中國最具活力也是最會賺錢的人群。

　　非常浙商

　　知名的零點調查公司不久前在北京地區進行的一項企業界人士調查結果顯示，浙江商 人是北京市場上的超級活躍群體；廣東商人次之。

　　在上海，在滬浙軍達50多萬人，浙籍企業在滬投資總額、企業總數和資產總額，均居全國兄弟省市之首。

　　不僅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從通都大邑到窮鄉僻壤，甚至在歐陸各國城市，到處都有操浙江口音的投資者和生意人。在各地的“浙江村”、“溫州路”、“義烏街”，很難聽懂的“浙江話”成了各地的本土語言。僅在西部省份，就有300萬浙商在“你發展，我發財”。

　　下面這份不完全名單足可以說明浙商的實力和活力：

　　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當選浙江省政協副主席、省工商聯會長，開創中國私營企業家出任省級領導的先例；

　　中國鄉鎮企業協會會長、萬向集團創始人魯冠球，是國內第一位領銜全國性行業協會一把手的企業一線負責人；

　　在美國《財富》雜志的首次投票評選中，此前沒有全國性知名度的華立集團董事長汪力成榮登“2001中國商人”榜首。而在總共8人中，浙商就有2人；

　　資深企業家馮根生，是1988年第一屆中國優秀企業家20位得主中，仍然活躍在生產經營第一線僅有的二人之一，并且越活越青春；

　　阿里巴巴創辦人馬云，獲選2000年《福布斯》雜志封面人物，成為50年來中國企業家獲此殊榮的第一人。

　　而《福布斯》的富豪榜，浙江人更是常客：從“中國50首富”中的9位，到百富榜上占據17席。也許福布斯中國富人榜有爭議，但國內官方的統計結果卻比福布斯的估計更為樂觀。

　　1999年度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過了1／5，總量位居全國第一。其中有4家企業進入全國民營企業前十強。

　　而在2000年，“500強”的“浙江產”更是達到了驚人的171家，一省就獨占1／3強。2001年，前十名增加到5家，“或者說”7家，因為第一名聯想的總裁楊元慶，第七名上海復星的董事長郭廣昌，都是浙江人。而這每一家民營企業身后，都站著一個或一群身家殷實的“浙商”。

　　然而，浙商厲害的主要不是名人大家，而是深厚的民間基礎與龐大的群體陣容。

　　2002年底，浙江省私營企業總戶數達24.73萬戶，注冊資本2515.43億元，戶均注冊資金87.19萬元。浙江現有年產值億元以上的私營企業334家，注冊資本1000萬元以上的私營企業3348戶。浙江省個私經濟總產值、銷售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出口創匯額、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企業戶數等多項指標均居全國第一。

　　非常故事

　　浙商常常是各類排行榜的主角，但如果以此認為浙商有愛上鏡的偏好，那很可能是一個不準確的結論。一般認為，浙商的形象并不“高大”，而是低調。這樣的例子到處都是——

　　營養米粉銷量已經是亨氏兩倍的杭州未來食品老板蔣敏德，在1998年全國抗洪救災晚會上的那句自我介紹，至今讓人印象深刻——捐出百萬巨款，作為嘉賓被請到臺上，可面對話筒，只說了一句話：“我是浙江富陽的一個個體戶。”既不說自己是誰，也沒有提企業的名字。多好的宣傳機會啊，他放棄了。

　　法國經濟學家佩雷斯特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研究后宣稱，“精神氣質”在一個地區的發展過程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而這些特點在浙商身上表現得尤其突出。曾對浙商現象做過深入研究的前記者、現下海成為浙商中的一員的楊軼清對此作了生動的勾勒，贏得普通的贊同：

　　——刻意低調，公眾知名度甚低。

　　浙商都不喜歡見記者，年銷售幾億幾十億的大公司，老板沒有一篇個人專訪，在浙商中并不稀奇。其次，浙商們也不喜歡到公眾場合露面，即使一些很多人看來很重要的場合。比如，企業的千萬元捐贈儀式，他會派代表參加；上級領導蒞臨考察，他也不一定趕回來陪同。再一點，不多報銷售、利潤，也是多數浙商的共同愛好。曾被媒體廣泛報道的浙江首富對《福布斯》說“不”，就是如此。2000年“中國50首富”排行榜，其中9位浙江企業家榜上有名。但出人意料的是，其中至少有四位企業家表示“不會認可”排行榜。這個首富榜，即使高估，也是人家失誤，并非自己有意的炒作。浙商的這種“對待榮譽有如對待批評”式的反應，與國內其他一些地方的企業經營管理者統計“注水”夸大業績吹牛皮的做法，形成強烈反差。

　　——訥于言而敏于行。經營手法平實，不重形式、技巧，不搞噱頭。

　　浙商普遍不擅表達，創造概念和新名詞，不是他們的專長。浙商重操作，理性化的東西比較少，要概括浙商的經營管理規律，并不是一件很輕松的事。

　　訥于言而敏于行的娃哈哈老總宗慶后曾這樣描述自己的個性：我這個人一向主張穩妥，我的原則是：自己能力做不到的事情我不做。但是認準了的事，我這個人是不回頭的，不管有什么困難，我始終信心很足，勇往直前，辦不到，轉個彎再走，一定要達到目的。

　　娃哈哈這十幾年發展很快，但一直很穩。無論經銷商策略、專業化定位還是組織結構、人事等變動甚少。但鍥而不舍的娃哈哈做一個賺一個，現在，除了碳酸飲料略遜兩樂，茶飲料還在追趕“統一”與“康師傅”外，其余產品都保持行業第一的市場占有率。

　　——政治上積極穩健。

　　浙商們的政治立場穩健可靠，態度謹慎。不過激，也不過火，寧可委曲求全，也不爭一時之短長。浙商在領會貫徹方面重實效而不趕時髦，浙江的私企黨建是全國的典型。與地方政府保持有距離的融洽關系。同時，浙江地方政府也比較開明。因此，浙商中間因為政治上、政策上出問題的相當少見。

　　——虧損少，失敗率低。

　　在全國有影響的浙商破產案幾乎沒有，在謹慎保守的中小業主那里，就是小企業破產也比例不高。在義烏的工商業集中的城鎮，問起這個問題，他們的回答是：有歇業停產的，好像沒聽說誰破產倒閉了。

　　——長壽企業家多。

　　浙江各地有一大批操持企業二三十年以上的常青樹，經營非常穩健。魯冠球、白驊、吳少華、葉雪康等經營幾十年競能做到一年不虧。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浙商中還有一些共同的特質給人印象深刻——肯吃苦。謹慎的冒險(謹慎度與企業大小成反比)。節儉。善學習，

　　更多的學習方式是在觀察別人的言行而不是課堂。

　　埋頭苦干的浙商，在障礙面前敢跨敢闖。仔細盤點一下，幾乎在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的每一步，都可以聽到、看到浙商的聲音或腳步。從第一本個體營業執照到第一家自然人控股的上市公司；從我國第一家具有進出口經營權的私營流通企業到首家民營企業在香港上市；從最早的私營企業到全國第一的私企黨建；從第一家股份公司設立到到馮根生難題的破解。浙商們的創富之路走得很神氣。

　　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對浙商的活力特別是浙江的企業家精神贊譽有加，吳敬璉說，浙江是一個具有熾烈企業家精神的地方。他在去年南京舉行的世界華商大會上演講時指出：“華人是天生的企業家”已是舉世公論，以浙江為代表的華商完全可以媲美全球成功的華商。

　　非常悖論

　　細細分析當今中國人氣最旺的財富群落——浙商，研究者們驚訝地發現，這群最能賺錢的中國人，看起來更像是新經濟的“落伍者”。按照西方學術的規范看來，浙商的成功有些“不合常理”，一般公式化的理論很難解釋他們的實踐，浙商的實踐有著許多經濟學上的悖論：

　　——浙商側重模仿，缺乏創新；

　　——浙商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學歷，近80%出身于農民；

　　——他們的產業大多屬較低層次，他們的規模較小；

　　——他們多是家族制；

　　——浙商大多比較謹慎，趨于保守；

　　——他們的管理像風箏一樣牢牢地抓在手里；

　　——他們從事的多是傳統產業，很少高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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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浙商們看起來更像是新經濟的“落伍者”。然而，溫州人做起了打火機，韓國、日本的大公司只好歇業；宗慶后的非常可樂，銷量與可口可樂不相上下；而躲在深山不為人知的莊啟傳，他的洗衣粉銷量是所有跨國公司在華銷量的四倍。“三無”起步，起點低，知名度低，文化程度低，企業組織形式低，產業層次也低的浙商，卻成為全國人數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廣、影響最大的投資者經營者群體。人均資源全國倒數第三的浙江，人均GDP多年穩居第一。浙江民間經濟極其活躍，企業家精神濃厚熾烈。

　　按照西方學術的規范看來，浙商的成功有些“不合常理”，以歐美企業管理體系為基礎的MBA，自然也無法解釋浙商們的實踐。

　　而同樣難以解釋的，是資本、技術、人力、管理等生產要素的平均水平遠遠遜色的草根企業，居然比國企、外資同行有活力；浙商們“落后的、低級的”企業組織卻效率很高。

　　為什么會這樣？

　　用最簡潔的語言表達就是兩個字——“匹配”。沒有最好，只有最合適。企業組織無所謂優劣，產業層次也沒有高下之分，關鍵看匹配。

　　在一個不成熟的市場體系里，成熟的模式并不見得是效率最高的，原因就是不匹配。

　　比如浙商的“小”。浙商的“個頭”確實小，浙江企業的平均規模要比全國水平小1／4，浙江鮮見百億規模的企業，但是他們很敦實。產品也“小”。像著名的溫州，其支柱產品皮鞋、服裝、眼鏡、打火機、低壓電器等，全部是抓在手心里一只手可以拿著走的東西。科技含量、資金門檻都很低，但他們就是有競爭力。就是這些“誰都能做的”小商品，誰也做不過溫州人。

　　聰明的浙商顯然明白，企業規模小和規模經濟不是一回事。在這里，小企業通過區域專業市場交換實現生產鏈接，獲得外部規模經濟；或通過專業化協作進入大龍頭企業主導的價值鏈。而作為大的龍頭企業，則可以通過當地極為豐富的配套資源，將生產要素的競爭外部化，獲取成本和集約優勢，避免大企業病。在浙江，實現這種規模經濟，有一種在以前的經濟地理學上找不到的產業模式——由優勢產業、關聯行業、上下游協作配套，以及大小業主和諧共生的符合良性經濟生態平衡的內部條狀、外部塊狀的特色產業區域，極具競爭優勢。

　　不好高騖遠的浙商最實事求是，他們注重的不是什么是最好的，而是什么才是最適合自己的產業、管理模式。這就是“落后的、低級的”草根企業管理有時比跨國公司更有效率的原因。

　　比如一個典型的浙江民營企業，一雙空手開始起步時，小企業，小商品，保守的決策，甚至家族化，都是最優的選擇。因為這種制度的安排，是市場力量、民間意志和本土文化傳統共同博弈的結果。也就是說，這是在市場環境下創業主體自主自發的選擇。這一點非常重要，從源頭上注定了浙商是天生的市場動物。有了這個“基因”——當“做大做高”的外部條件最佳時，不再滿足于低成本優勢，低附加值產業的浙商會在內在沖動、政府推動、內外合力的作用下選擇“做大做高”。從而與周圍的環境繼續保持匹配。因此，并非草根們的“低級和落后”成就了他們，只是他們更貼近中國這個市場的文化和國情，也更了解這個新興市場的水土和脈搏。最好的老師，不是GE，也不是韋爾奇。最好的老師就是他們自己。

　　就是他們這種“落后”的生產和組織，將一個個昔日的龍頭老大拉下了馬，在與跨國巨頭的熱身賽中搶得了先機。據統計，全國532種主要工業產品最終產品的產量，浙江有109種居全國第二，154種居第三位，56種產品是全國冠軍。莊啟傳的體會是，跨國公司帶來的是管理模式，而不是管理精神。必須把管理精神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否則不能成功。

　　“不求最好，只求最配”的實用主義和“自下而上，由內而外”的動力機制，是浙商稱雄中國的法寶。也是他們在與強大的跨國同行交手中不落下風的奧秘。

　　剖析浙商為什么厲害，最重要的是，浙商最具“可學性”，也最容易“模仿”。因為浙商是真正的“平民”、“全民”，他們最大眾化，一則他們十之八九是普通老百姓，發達前往往是農民。二則他們“無資金、無技術、無市場”，白手起家，從“草根”開始生長。他們帶來的是實干聰明的企業家精神，留下的是為當地創造的就業和稅收，而且他們的觀念和思路，是一顆啟蒙的種子，這就是浙商對全國人民的貢獻。換言之，這些財富榜樣，就在你身邊，他們的知識和資本，你也完全可能擁有。

　　何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