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剛

　　2002年初，北京明確提出發展首都金融業的概念。時任北京市長的劉淇講：“首都經濟是知識經濟，應該大力發展第三產業，而第三產業的領頭羊就是金融保險服務業�！�

　　2002年2月，北京市計委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指導意見》，其中提 到，要加快金融保險業發展，推進市場化國際化接軌，鼓勵業務創新，積極拓寬金融服務領域，促進銀行、證券、基金、信托、保險、融資租賃等現代金融業務發展。

　　最近，為防SARS空降北京的王岐山和北京正在醞釀的一份發展金融產業的調研報告引起業內各方人士關注。王岐山作為出色的銀行家和投資銀行家，熟諳金融業務。他在人行、建行、中金公司工作的實戰經驗與業績，使人們有理由相信他在北京未來金融業發展中一定會有所作為。他的到來，對期盼北京金融業發展的人士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大利好。

　　隨著北京SARS危機逐漸平息，記者走訪了北京的兩個產權交易機構，開車路過大運村，入口處量子銀座的墻上，悄然出現的“中交所”三個大字十分醒目，好奇心使我和熊焰總裁坐在了一起……

　　記者：中國現在產權交易機構有多少？

　　熊焰：全國每個省會城市都有一兩個技術產權交易所或產權交易中心，目前大約有一百多家。北京有兩家，一家是北京市產權交易中心，另一家是中關村技術產權交易所,即中交所。

　　記者：北京兩家都設在中關村的產權交易機構有什么區別，中關村的特殊地位在發展中有什么不足？

　　熊焰：北京市產權交易中心主做國有資產交易，做國企破產比較多。中交所側重高新技術企業融資和資本市場創新，同時也做國有產權交易。北京現在有一個著名說法：“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東、跨世紀看中關村。”深圳、浦東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我認為，第一，有特殊政策。第二，有資本市場。北京若不發展資本市場，中關村要想發生突變，上臺階，理論上講是不可能的。中國經濟三大增長區：長三角、珠三角、環勃海；長三角、珠三角經濟發展，很重要的是得益于資本市場，環勃海發展勢頭不足，也與缺少一個成規模的資本市場有關。在新一輪區域經濟競爭中，環勃海及北京若不發展資本市場，必將處于劣勢。記者：中關村技術產權交易所是否專做技術產權交易，發展資本市場有嚴格的金融管制，“中交所”是經批準的嗎？

　　熊焰：所謂的技術產權交易，“技術”是形容詞，核心是“產權”。北京市產權交易中心是國有事業單位，它承擔的責任、自身的能量，難以推動北京資本市場創新發展�！爸薪凰�”是北京市政府批準成立的綜合性產權交易機構。由北京市國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等9家單位出資6500萬元注冊成立。中交所作為北京市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創新為手段，以市場為導向，推動中關村科技創新和產業化發展；促進北京市高新技術與傳統產業的對接和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北京有建設資本市場的內在需要。中國幅原遼闊，各地經濟發展千差萬別，完全靠中央統一集權的管理模式，顯然不利于經濟發展。

　　記者：十六大提出國有資產分級管理，給企業帶來生機、活力，也給資本市場發展創造了空間。

　　熊焰：十六大最具創新的要點之一是國有資產體制的管理改革，由原來一個所有權行使人—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變成280多個，中央、省、地三級管理，行使出資人權力，有權管理處置資產。資產管理的分權，必然會要求資本市場有較強的地域特色。我國資本市場目前層次單一，在A股掛牌約1300家上市公司，而中國的工商企業有1200多萬家，平均1萬家企業才有一個上市公司。債市，也是為那些超大型國有企業服務，中小企業還是得不到發展所需資金。中國資本市場發展，應是主板、創業板及區域性新板市場并存。

　　記者：中交所的定位和發展模式是什么？

　　熊焰：中交所就是瞄準、探索在北京地區搞一個低層次的資本市場。希望建成一個促進投資進入退出機制的區域性、非公開權益資本市場。這只是我們的一個思考，雖然國家現在還有明確的監管限制，但我們認為這是發展趨勢，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將會出現區域性柜臺交易市場，因為這符合“三個代表”精神，符合企業發展要求。

　　中關村，是科技創新的熱土，企業成長的搖籃；資本，是科技創新的血液，經濟增長的源泉；中交所，要做資本與企業對接的通道，并購與重組操作的平臺。我們想做探索人，我們愿為之不懈努力，因為我們有一個夢……

　　記者：改革創新要付出代價成本，當政策條件不具備時，你會勇往直前嗎？

　　熊焰：這個平臺之所以選我來挑梁，也是因為某些領導和股東認為我不是金融圈出身的人，但有執著的創新精神，在把握政策尺度、節奏方面比較穩。我們沒有必要在條件不成熟時逞匹夫之勇而成為烈士，這對事業也不負責任。我們會審時度勢，目標堅定不移，循序漸進，整合各方資源，最大限度地減少阻力，促進發展。

　　記者：北京多年一直期盼成為金融中心，最近正在醞釀的北京發展金融產業調研報告引起各方關注，中交所在業務配置上有什么考慮？

　　熊焰：北京對建立資本市場夢寐以求，曾幾度擦肩而過。在金融發展上北京向來慎重穩健，一直沒有明確提出發展金融業的口號，現在意識到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基礎是經濟，而經濟的核心是金融，全面發展經濟離不開金融產業。東京、倫敦既是首都也是金融中心。北京發展金融業就要在門類齊全上做足文章，大中小型金融機構應是多層次、多體制的。中交所在業務配置上排了三條線：第一，為中關村高新技術企業股權融資；第二，服務于北京及中央在京國有企業的戰略調整和產權交易，因國家規定國資產權交易必須入場交易，市政府以120政府令的方式授權中交所進行國有資產產權交易。第三，我們希望在新興資本市場建設方面做某種突破。

　　記者：中交所產權交易業務怎樣，如何收取交易費用？

　　熊焰：今年3月1日我們剛開始經營就遇到了SARS，但就在這種情況下還是完成了幾筆交易。在收取手續費方面，我們與北京產權交易中心是價格聯盟，收取總成交額的千分之一。收費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政府委派交辦的業務，象征性收一點兒費用，另一種是按市場化標準收費。

　　記者：成交的是否有大企業？中交所在交易中起什么作用？

　　熊焰：開業以來我們已做成七八家企業產權交易，但沒有著名大企業。目前沒有大單生意，都是國有企業賣股權模式。產權市場實際是并購市場，并購市場其實并不一定要有有形市場。我國產權市場設立的初始動力還是要保護國有資產不流失。從交易理論講，有場，對體現公開、公平、公正、監管是有利的。產權交易的是一種特殊產品，信息搜索成本高。就像北京當年許多人買賣古董，恰好買賣雙方能碰上，于是有人給政府出主意建了北京古董大廈，所有買賣古董的人都聚集那里，場的設立對市場起了積極作用，價格發現選擇空間加大了，中交所實際就相當于古董大廈。

　　記者：中交所自己做中介服務嗎？感覺這里掛牌交易的企業數量、品種不足，人氣不旺。

　　熊焰：我們不做中介。中介機構，如會計師、審計師、評估師、律師等都是我們請進場的，就相當于古董大廈的字畫、古玩鑒定師，我們就相當于業主收取攤位費。入場的中介機構，我們優先向客戶推薦，但客戶完全有自主選擇權，也可以自己找�，F在入場的還沒有外資中介機構。中交所是經紀人信息化社區，席位都是虛擬的，主要通過網上交易模式。我們倡導經紀人業務要專業化細分，經紀人就是我們的會員，交易在經紀人撮合下完成�，F在經紀人數量不夠，賣的多，買的少，但最終決勝還是要靠好企業、好項目，如果我們將中關村的好企業、好的科技項目備足，不可能沒人來買。

　　記者：所謂高科技項目真有高科技含量嗎？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嗎？

　　熊焰：我曾在高校工作多年，應當承認中國原創技術太少了，但應用型高科技項目還是很多。高科技主要是整合中國制造業成本低的優勢。小平同志講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可從更大范疇來理解。在生產要素中，技術是最難測定的，有時會出現非計算價格規律，為什么前幾年一說科技股就能吹起那么大的泡沫，就是科技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中交所往往一開始給人的印象是技術市場，說白了它應該是個資本市場。

　　記者：產權交易核心是價格，價格評估誰說了算？

　　熊焰：市場經濟最核心的就是價格，評估只是手段，最終永遠出資人是對的，關鍵是要公開，要競爭，市場認可的價值就是真實價值。處置國有資產很大的難題就是定價機制，共和國多年積攢的家底別給賤賣了，但每一個買家都想買到便宜貨，賣家總想賣高價。

　　記者：有外國投資者來過嗎？

　　熊焰：我們希望有盡可能多的人參與競買競賣，美國一個投資公司來人轉了一圈。我們現在推出的貨只有200多家，離市場要求差距很大。雖然也有一些國有大企業和證券公司來掛牌，但未成交。交易最終還是買方來評估，出資人永遠是對的。我們國有資產管理就應循著產業波動發展，在高位時把它賣掉，低位時買進，投資人在取得企業經營分紅的同時，謀取資本運營的收益。

　　記者；招商局秦曉董事長講，“我不會賺到最后一分錢”的股權轉讓理念。中交所有高于報價成交的嗎？

　　熊焰：這個理念是對的。前一段我們成交一個企業，賣方報價100多萬，成交價是200多萬，因為買方看準未來增長空間，接過拉力棒他還能賺錢。所以好企業賣好價錢，壞企業賣低價。

　　記者：前面講到對夢的探索，中交所具體是怎么考慮定位的？

　　熊焰：我們主要是想對新興市場探索，做類似美國OTC那種柜臺交易的資本市場。客戶主要集中在未上市的股份公司，因他們不夠上主板、香港創業板的條件。中國資本市場應分三個層次，主板、創業板、柜臺交易市場。企業可根據自身規模和成長發育階段自主選擇市場，我們希望中交所能成為區域性資本市場，服務于規模在1000萬~3000萬，融資額在千萬左右的企業。

　　記者：市場細分有利于區域經濟和企業發展，中交所與中關村管委會是什么關系？

　　熊焰：中國現在只有一層資本市場，就如同教育背景一樣，要么是一群博士生，要么就是連小學文化程度也沒有，不是梯次受教育模式。我們許多事情往往是政府欽定而不是由市場選擇和培育，這對企業發展限制非常大。中交所是中關村管委會資本市場體系建設的重要平臺，服務于中關村建設與發展，不是行政上下級關系，管委會金融處的處長是中交所獨立董事。

　　記者：中交所是按現代企業模式構架，考慮經營者持股和上市嗎？專家顧問團隊都有誰？

　　熊焰：中交所是按現代企業制度設立的，也在公司章程中明確：在適當條件，啟動管理者持股經營。我們有上市的設想，也希望有人知道有這樣一些人在做著這樣的夢，并為此鍥而不舍地探索。中交所有一個專家顧問團隊，一些專家學者，如：劉紀鵬、周其仁、曹鳳岐、王國剛、石曉敏、朱武祥……，遇到問題可經常請教。

　　記者：你認為國外資本市場對中交所創新有什么借鑒？創新方面有多大自主權？熊焰：美國由于資本市場比較發達以網絡交易模式為主，他們企業股份制改造比較徹底，自然形成了主板、納斯達克、OTC多層次資本市場。我們希望成為中國資本市場中的新軍，打破原有單一的資本市場結構。統一監管控制的模式缺乏活力，改革太難了。市場創新不是某個人的事，中交所是北京市政府金融改革重要試驗田，但要種什么(特殊)莊稼必須經老板批準方可操作。

　　記者：中交所是哪個領導主抓？您怎么挑起中交所重任的？王岐山市長來京對北京金融業創新發展是重大利好。

　　熊焰：中交所的決策是原市長劉淇同志一手推動的。我是2002年3月開始上手這件事，當時的北京科委主任范伯元(現副市長)同志對我托付，讓我幫助出一個方案，我當時是某投資公司的總裁。春節期間，范主任到公司調研，談起要改造原中關村技術交易中心，我就說起中關村并不是缺技術市場而是缺資本市場。他說；“你懂點兒技術，懂點兒投資，又是從政府出來的，你給我出個方案吧�！蔽揖蛥⑴c這事的策劃，最后把我自己也策劃進來了。

　　劉淇同志對中交所建設非常并注，曾做過五六次批示，總調子都是“同意”，“請加快辦理，力爭××時間完成”，劉淇同志于2002年10月22日出任北京市委書記，在10月21日下午5點召開的市長專題辦公會，討論建設中交所。今年3月1日中交所開業，劉淇書記等領導都來了。現在我們看到王岐山同志到北京工作，他是省市長中最懂金融的專家型領導之一，等他將SARS問題理順后，他在考慮北京未來發展戰略時，肯定會打金融這張牌，資本市場的突破與北京金融改革創新，將是王岐山同志主政北京的一大亮點。

　　記者：人們對王岐山的金融專業素養寄予過多厚望，但有些政策一時會難以突破。

　　熊焰：政策也是人促成的。人們的認識總會有個過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本市場管制也要順應發展要求，發展是硬道理。中國資本市場十年后怎么樣，沒人能說清楚。無數個探索實驗，不乏領導者專業素質的突破作用。

　　記者：你有文理交叉學科的高等教育背景，這對工作有什么幫助嗎？

　　熊焰：我知道自己的長處和短處，我不是這個圈里出來的，壞處不用說了，不太懂行。但好處是逼著我不斷學習，而且條條框框、恐懼感少一些，比較敢想。中國區域經濟不平衡，如果只是中央一套以不變應萬變的管理模式，往往顧此失彼。十六大后，中國新一輪的資本格局正在緩慢發生變化，這必然要求我們的政策法規、市場也要與之相適應，在全國大市場框架下，區域市場的劃分是有其合理性的。記者：你對夢憧憬時想到過風險和挑戰嗎？

　　熊焰：我做這事開始只是幫忙，后來逐漸由門外走到門里，感覺這事很有意義。我在董事會上講，我是屬那種心寬體胖的人，很少有什么事能使我興奮得睡不著覺。做中交所以來，我經常半夜從夢中醒來，腦子里全是中交所。這個年代，很少能找到讓你愿意為之全身心投入的事業和工作。勝敗不太重要，關鍵是我搏了一把，我感謝董事會給了我這次機會。我一不求官，二不求財，我已是局級干部了，錢夠花就行。我知道這件事是眾矢之的，每年我準備接受審計，我會規規矩矩做事。我就求在這件事中搏一把，什么事都得有人去突破，我愿當這個尖刀班。成了，是為北京、中關村做了點事；敗了，我主動承擔責任。我們有一個團結實干的經營管理團隊，大家都看到中國資本市場將要出現新一輪機遇，在機遇與挑戰中，區域性多層次資本市場終將浮出水面，希望我們夢想成真。

　　編后：

　　這些年，金融業在北京經濟中的地位正變得舉足輕重。北京目前只有9家市管金融企業，2001年，北京金融整體實現430.2億元，占北京GDP比重15.3%；2002年，金融業產值達485億元，占GDP15.5%，比重居全國首位。

　　北京有獨特的資源優勢。“一行三會”，國家所有宏觀調控和金融監管部門都在北京，北京有其它地區不可比擬的信息優勢，是中國大型金融機構總部密集地，四大商業銀行的業務占據中國銀行業業務總量的60%以上。中國人壽、中國人保、中國再保險三大保險公司的總部都在北京，中國保險業70%以上的資金也在北京統一運作。

　　1700米長的金融街匯聚一大批金融精英，聚集了中國五六成的金融資產。國資委直接監管的196家企業，擁有6.9萬億元凈資產，占整個國有資產總量的60%以上，這些企業多數總部設在北京，可以說國有資產的總量有一半以上是由總部在北京的企業所控制。

　　北京經過多年快速發展已積蘊了深厚的經濟實力，舉足輕重的地位和資源為北京金融業創新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